路程-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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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之间的是非是永远讲不清楚的，这只是我们自己的事。就像是相识、结婚只能在我们两人之间发生一样，离婚也只能是我们两人的事情，对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我已经十分不幸了，可是最不幸的还不是由于“离婚”，而是因为离婚的是一个女“明星”。　　　　
　　　　我孤单单地住在北影招待所，有如丧家之犬。我浑浑噩噩地过着我的日子。　　　　
　　　　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有人戳我的脊梁骨，对我指指点点，我不敢出门，怕看见人们议论的目光。我在招待所的房间每天宾客盈门，好奇者甚众，他们不厌其烦地打听我和丈夫为什么争吵，为什么离婚，盘问一切细节，而我则被迫一千次重复我说过的话及离婚的缘由，就像是一台录音机。这些话立即被作为新闻广泛传播，传回来时已加工得面目全非。　　　　
　　　　日子，是那样地难过！关心我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可是，他们最关心的、议论最多的、最“证据确凿”的还是我“喜新厌旧”的“第三者”。　　　　
　　　　自我离家以来，一举一动莫不在人的监视之中。无论我同任何男同事讲话，便是第二天的新闻。时常有人突然破门而入闯进我的房间里“看看”；时常有人在深更半夜找男同事接电话找到我的屋子里来；每次我送男客人穿过走廊，背后总是传来窃窃私语，向我们投过来审视的目光；几乎所有到过我屋子的男同事都成了“嫌疑犯”。有人津津乐道地告诉大家，哪一天他亲眼看见我的拖鞋在××男人的房间，而另一天我的另一只拖鞋又在另一个男人的房间；还有人煞有介事地肯定说，他看见我在半夜十二点以后悄悄地敲某个男人的房间，还看见我同谁抱头痛哭。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我实在哪里敢！在这个非常时期，我能够坚持下来就不错了，还敢有那样多的风流韵事？我不想活了吗？　　　　
　　　　自我拍电影以来，已经多少次为自己辩诬？数不清了。我已经麻木了。有人当面问我：“听说你床上功夫特别好？”我在听着这句话的时候，就像是在说别人。“一个人处在需要辩诬的地步是可怜的。”我实实在在感到了自己的可怜。　　　　
　　　　人们太闲了，生活太单调、太枯燥了，文化知识太贫乏了，议论我成了他们的工作。不然，他们干什么呢？　　　　
　　　　好多人看起来俨然是一个卫道士，而实际上都是在为自己寻找刺激和填补他们空虚的心灵。有些人看起来道貌岸然，可他们心中也都有着自己的秘密。我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凡人，我不愿意过虚伪的生活，我愿意正大光明地宣布我之不爱，去寻找我的所爱。我鄙视他们，他们比我还要可怜。我憎恨他们，在他们的嘴里葬送了多少人的幸福……　　　　
　　　　我坚持不住了。我的控制力已到了极限，我感到一种以往所没有过的软弱，在这寡不敌众的搏斗中，我已耗尽了心血。　　　　
　　　　晚上睡觉我不敢关灯，常常吃好几片安眠药都不能入睡。房间里每一点儿细微的声音在我听来都其响无比，窗外的雨声、闹钟的滴答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响，充斥整个房间，充斥我的耳膜。我夜不能寐，眼圈发黑，我害怕孤独，害怕黑夜。　　　　
　　　　我时常产生幻觉，当我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我时常清楚地看见一个人开了门走进屋来，到我的床边，俯下身子，瞪着我。我大喊大叫，不能自制。一次我看梅里美的小说，其中写到一个面目狰狞的人趴在窗户上，顿时觉得浑身发冷，一回头，十分清晰地看见那个人就站在我的窗口瞅着我。我拚命地控制自己，揉揉眼睛，他还在。我再揉揉眼睛，他还在。我实在忍不住了，捂着脑袋冲出房门，飞跑到楼下。　　　　
　　　　


第四部分第37节：家庭危机（2）

　　　　我拨了个电话给老伊。　　　　
　　　　“喂？”他说。一听见他的声音，我的眼泪马上充满眼眶。　　　　
　　　　“老伊，你有空吗？……”我哽咽住了。　　　　
　　　　“喂！喂！晓庆，怎么啦？”　　　　
　　　　“……”　　　　
　　　　“喂！坚强些！”　　　　
　　　　“……”我拚命地哈气，以便能把话说出来，“你能马上来一趟吗？……”　　　　
　　　　我扔下电话，走出招待所的门口，没有忘记给迎面走来的人露一个坚强的笑容，走到一大堆瓦砾里面用手堵着嘴，用全部的身心拚命地哭。　　　　
　　　　我不敢回房间。坐在门口等老伊。一个小时以后，老伊来了。他正在感冒，发烧，看见他，就像是看见亲人。在我认识他以后，我时常为有这样一个真挚的朋友而自豪。在我艰难的岁月里，他用诚挚高尚无私纯洁的友谊鼓励我，给我以做人的信心。如同所有受我连累的男性一样，他为我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可是他从不在乎，纯洁的友谊是存在的，我十分珍惜它。　　　　
　　　　在那个艰难的时刻，维系我生命的，是我参加的《潜网》的拍摄，王好为又一次在关键时刻出现，伸出她的友谊及信赖之手。只要还在工作，我就有希望。我同王好为并不卿卿我我，但我们之间已有了一种深深的默契及友情。是她第一个让我演张岚这样的角色，开拓我的戏路，当大家蜂拥而上：女流氓、女特务、交际花一齐来的时候，她又交给我剧本《潜网》。在艺术上，她是知我者。　　　　
　　　　　　　　　
　　　　一九八一年的夏天，酷热，前途叵测，我把《潜网》当成是告别影坛的最后一部影片来拍。罗弦的生活线曲折，正仿佛是我的写照。我感觉就是在演自己。我在摄影机前发自肺腑地说出罗弦的台词，仿佛在说我的心声。一连串的打击，我的身体已很差。刚从家里搬到招待所，身无分文。我在炎热的高温里练习舞蹈、体操，所有的财产只有组里发给的出外景补助的五块八毛钱。说句实话，连吃饭都吃不起。那个时候，真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我不愿找人借钱，不愿意看到别人同情、怜悯的目光，我一定要坚持到下个月发工资。我经常不吃饭，我每天要练转圈，有时恶心呕吐，吐的都是绿汁儿。拍体操那场戏的那两天，我一粒饭都没有吃，好在体操本来就要节食，歪打正着。中午十二点半化装，一点钟进棚拍戏，拍到晚上十一二点，早晨七点就有人来敲门，十点练舞蹈体操，日子是十分艰难的。　　　　
　　　　我十分清楚地记得发工资的那一天，当五张十块的钞票攥在我手里的时候，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觉到它们是那样的宝贵。　　　　
　　　　这个时候，母亲来到了北京。母亲总是最伟大的，而且是那样的及时。母亲为了培育我吃够了苦，可是我都不能报效她于万一。为此我时常感到内疚和不安。我内外交困，拿不出钱给她买东西。摄制组用降温费每天发给每人半个西瓜，那是我一天最高兴的时刻。我每次都把给我的西瓜放到一边，小心地盖上纸，总有人问我：“你怎么不吃啊？”我指指嘴唇，“带着妆，要拍戏呢。”我捧着西瓜跑回宿舍，大老远就嚷嚷：“妈，快吃西瓜。真棒！可甜了。我吃了一大半儿，给您带回来一小半儿，饱极了。”　　　　
　　　　半个西瓜多么平常，可它代表了我对母亲不平常的感情。世界上很多东西本来没有多大价值，一杯水算得了什么？可是它如果出现在上甘岭的坑道里，就会比黄金还要珍贵。在那些日子里，我经常在门口发现一兜水果，里面夹着老伊的一张字条；桌子上经常出现一茶缸合口味的四川菜，母亲告诉我团里的刘国权刚刚来过；剧团里管仲祥常常来叫，请我和母亲去他家“赴宴”……这一切现在想起来都记忆犹新，将伴随我走完生命的旅程。　　　　
　　　　也许是由于我这个“扫帚星”的缘故吧，《潜网》的命运也是那样的不顺利。拍完以后不停地修改，然后是迟迟不能上映，上映后又不能大量宣传，报纸上又围绕《潜网》展开争论，争论还未结束，评选“百花奖”、“金鸡奖”，在候选影片名单上连《潜网》的名字都没有。又收到数不清的观众来信，也有好多热情的观众热情赞扬我，也有的把我骂个狗血喷头。　　　　
　　　　


第四部分第38节：家庭危机（3）

　　　　　　　　
　　　　对于这一切，我已习以为常了。从影七、八年来，我一直在这些大波动之中生活、成长，比起过去，我已经坚强多了，过去我们以为做一个好的电影演员只要勤发奋、有才能就已足够，而现在生活使我懂得，要在中国做一番事业首先是毅力，坚强的毅力，而一个女人要想做一点事情，得比男人还要强。几年来我一直在大起大落，时而被推到峰巅，时而被摔向深谷，在酷暑和寒冬之后，我还是我，唯一不同的是伤痕累累的心灵已长上了老茧，长大了，成熟了。在这些岁月中，一直帮助我的，是我的自知之明，当我在峰顶的时候，我从没有认为我就是高山上的雪莲，而当我在深谷之中，我也没有认为我就是淤泥。我知道我自己。每个人都在写自己的历史，真实是篡改不了的。说是说不倒一个人的，只有他自己倒。　　　　
　　　　在中国，做一个女“明星”是很难的。过去，同许多女人一样，我曾十分喜好逛商店，也十分注意服装。我从逛商店当中得到乐趣，我认为服装能从侧面反映出一个人的文化、教养及美学观。随着我成为“明星”，这一切爱好都失去了。我再也享受不到逛商店的乐趣，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上街，每次穿衣服首先考虑会留给别人什么印象，以及别人会说什么。我不能在茶余饭后同朋友出门去散步，更不用说同男朋友。我成天关在屋子里，只认识饭堂、厕所及自己的房间，我成了“囚犯”。我除了拍摄，每天的日程被一大堆事务所填满，各种集会、社会活动，各大报各小报、各大小杂志轮番采访，给各刊物写文章、讲话、拍照，没有时间看电影，几乎成了“影盲”。我时常感到偌大的中国没有我一张安静的书桌。就是我写这篇文章，也是我借了一间房间，晚上睡地铺，白天拍戏，晚上写到深夜。电话铃不停地响，我不得不把电话线拔掉。我每天对川流不息的来访者露出热情、谦虚的笑容，掩藏起我的烦躁和疲惫，怕别人说我架子大、骄傲，这一切怎么受得了？　　　　
　　　　几年以来，我一直在艺术的海洋里东撞西碰，在世俗的漩涡中挣扎。我好比一个人在大风浪中游泳，没完没了地游，太累了，太乏了。对于疲惫不堪的我，哪里才是彼岸？哪里才有我得以憩息的绿洲？　　　　
　　　　白天，我在喧嚣的人群之中，俨然是一个奋斗者、成功者，一个强者。可是当一切纷扰过去，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分外的孤独和寂寞。我怯懦得很。　　　　
　　　　我曾经几次有过自杀的想法，也曾两次实施过自杀的行为。就在去年的十一月，住在建委招待所，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感到缺乏继续生活下去的力量和勇气。　　　　
　　　　　　　　　
　　　　我太热爱艺术了，把一切都献给了它：我奉献出青春、名誉、爱情、家庭。　　　　
　　　　在这一切纷扰当中，出乎我预料的是，《潜网》并没有成为我的最后一部影片，而是我在艺术上的新起点。我应约去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影片《心灵深处》，而后，又参加了合拍影片《火烧圆明园》及《垂帘听政》的拍摄。　　　　
　　　　只要一走出我的小房间，我就立刻感觉到温暖新鲜的空气同和煦的阳光。在我所到之处，无不被包围在热爱的友谊之中。我惊奇地发现，爱我的观众是那样的多。在丹东、哈尔滨，在上海，在东陵，在长沙……人们出于热爱蜂拥而至，差点儿没有把我踩死。在节假日，总是收到素不相识的朋友给我寄来月饼、水果、巧克力、糖，一位小朋友把他最珍贵的玩具电动小熊送给我。在牡丹江，好多观众由于见到我而泪流满面。我在上海拍戏，当拍完一个镜头准备拍下一个的时候，一个小姑娘怯生生地走到我面前，踮着脚伸出小手，把她妈妈给她的一块糖送到我面前：“晓庆阿姨，你吃糖！”我在银幕上塑造的不同形象得到了观众的承认，大家说我“演什么像什么”。　　　　
　　　　过去，我曾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我是不是付出得太多了？艺术究竟给了我什么？”可是每当在这样的时刻，我就感到一种深深的谴责。　　　　
　　　　实在的，我付出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得到的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　　　　
　　　　


第四部分第39节：通向未知的路

　　　　摄影机又转动了。　　　　
　　　　在故宫的养心殿，我坐在慈禧垂帘听政的宝座上。　　　　
　　　　下面一大群臣民三拜九叩，山呼万岁。　　　　
　　　　透过宫殿的一角，我看到外面一片金碧辉煌的屋顶……　　　　
　　　　我又游弋在艺术的自由王国里。　　　　
　　　　我又有了一种“统治者”的感觉。一股神圣的力从脚底升起。我的意念在脑海中扩展，在面前延伸、延伸，一直延伸到不可知的未来，就像是预示着我今后的道路。我又感到了自己的力量。我仿佛又看到了那闪烁的生命之光。　　　　
　　　　我写这样的文章是否为时过早？　　　　
　　　　是早了一些，可以说是太早了。　　　　
　　　　在生命的旅途中，我刚刚才迈开自己的步伐。　　　　
　　　　可是我要写。我想——　　　　
　　　　我想写出一个真实的我，想写出这条只属于我的布满荆棘的路。　　　　
　　　　世上有许多不同的路。各条路通向不可知的远方。每个人只能选择其中的一条。我对自己的选择至今不悔。它的每一个组成部分相辅相成，造就了我的今天。　　　　
　　　　我是不是写出了一个真实的我？我不知道。我究竟是什么性格？我写不清楚。我有时比男子汉还要坚强，有时比最娇气的小姑娘还要软弱。我十分通情达理，但又非常任性倔强。在十二个我所扮演的角色中，我都看到过自己的影子。　　　　
　　　　我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我是那样的普通，那样的平凡，有着那样多的不足与缺点。如果说我有什么长处，只有对艺术的赤诚。　　　　
　　　　唯一使我欣慰的是，尽管我才活了短短的三十年，但我活得坦率、真实、正直。　　　　
　　　　当我停笔的时候，在我短暂而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