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程-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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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使我欣慰的是，尽管我才活了短短的三十年，但我活得坦率、真实、正直。　　　　
　　　　当我停笔的时候，在我短暂而漫长的三十年后面，我给它划了句号。让这一切都变成逝去的回忆……我的一切经历将变成我的财富，成为一个艺术家必不可少的积累。　　　　
　　　　今天，我捧出一颗红的、赤诚的心，这颗心没有任何防卫，坦白地暴露在大家面前，它渴求真挚的谅解与深厚的友情。我把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及想法都写出来，告诉大家，希望大家了解我。　　　　
　　　　年轻的朋友们，你们从我这面镜子里得到什么？瞧，这是我的心及我的手，让我们成为朋友吧。　　　　
　　　　当我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发觉忽略了一个形象，就是我的母亲。在我的记忆及叙述中，母亲总是那么严厉。我很想写出她对我的慈爱，这种慈爱使我在任何风吹浪打之中都感觉得到她的温暖，成为我心灵的甘泉。想来想去我还是没有这样写。对于母亲的严厉，任何母亲的任何儿女都是不难理解的。我的母亲，可以同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媲美。　　　　
　　　　还有我可爱的小妹妹，上帝在给了她平凡的生命的同时，也给了她一颗纯朴真挚的心灵。可是，却把过多的机遇给了我，把过多的厄运给了她。我没有带给她我的欢乐及光荣，却老让她分享我的不幸。如果要说，我在世界上的知心朋友，那么，第一个知己就是她。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直有一股按捺不住的冲动，想写出我的爱情。我的爱情同我的艺术道路一样曲折坎坷，它们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可是目前，我还缺乏足够的勇气。　　　　
　　　　将来，一定会有一天，我将写出我的生活的全部，成为这篇文章的姊妹篇。我将用《我的爱情》来做为它的题目。　　　　
　　　　生命在延续。道路在我们的脚下，历史靠自己去写。　　　　
　　　　我不知道将来怎么样，会发生什么事。谁也不是先知。　　　　
　　　　我记住萨·毛姆的话：“不想过去。更重要的是永恒的现在。”　　　　
　　　　我珍惜现在。　　　　
　　　　但是，黄金的时代是在未来……　　　　
　　　　一九八三年五月于北京西苑饭店811室　　　　
　　　　


第五部分第40节：拨开去和雾（1）

　　　　拨开云和雾——《我的路》前前后后（修改稿）　　　　
　　　　为什么写《我的路》　　　　
　　　　自从《我的路》问世以来，我已好长时间不动笔了。　　　　
　　　　　　　　　
　　　　今天，我的特刊出版了，里面有《我的路》。作为这本书的作者，我十分欣慰地祝贺它的新生。　　　　
　　　　我的道路如同我的命运，曲折坎坷。我的书也如同我的道路，诞生后短短的一年之中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当然是绝不例外。由于各人的性格各异，每个人的缺点也不相同。我桀骜不驯，不合潮流，不是个唯命是从的“乖孩子”，不思悔改，招来众多的非议是自然的。在中国，甚至可以说是正常的。　　　　
　　　　去年的今天，我还没有认识到这一些。我在写《我的路》的时候，没有估计到这篇文章会引起这样大的社会反响。在这以前，我断断续续地写过好些文章，但都是一些小品文，最长也就在两、三千字左右，不过是一篇文章而已。我虽然预感到《我的路》会有人有兴趣阅读，但后来的这些结果，是我在当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说句老实话，如果想得到，我也许就不会写了。就是写，也不会是现在的这番模样了。　　　　
　　　　长期以来，我一直没有意识到一个电影演员是不能有他的个人生活及个人秘密的，他的所有一切都是属于广大观众的。我迟迟不能接受这一点，于是徒劳无益地同这种不能改变的情况做着艰苦的斗争。　　　　
　　　　很早以前，就有许多人向我提议，由他们来写我的报告文学，我拒绝了。几年来我实在是为声名所累，害怕再宣传了。另外我也不喜欢别人给我写报告文学，许多报告文学堆满了不实之词，将被写的人的行为加以不恰当地夸大，仿佛是一个雷锋。就是最好的报告文学，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作者的主观色彩。我希望自己是本来的样子。我喜欢真实，喜欢实实在在。为避免摔得重，我不希望被人高高抛起。还有人向我提议由我口述，别人整理，最后在文章上署我的名字，我也拒绝了。我不愿意贪天之功为己有。许多亲身经历的事情由别人来写，哪怕写得再好、再精采，也只能是隔靴搔痒，不能有感而发。后来，上海《文汇月刊》的梅朵先生同余之先生向我提出了一个建议，由我自己写自己。这个大胆的设想使我吃了一惊。在中国，似乎还没有一位演员在年轻的时候自己写过“传”，只有两鬓斑白的艺术家，在即将告别艺术或是即将告别人世之前写一些艺术上的总结，或是写一些回忆录，从古以来都是如此，我不敢去冒天下之大不韪。　　　　
　　　　“关在屋里写了三天”　　　　
　　　　去年五月的一天，全国各地正弥漫着关于我的流言，我孤独地坐在西苑饭店的房间里，刚刚口干舌燥地为自己做了一番辩解，想到从此自己便没有了清白名誉，这一切将跟随着我走进坟墓，悲愤之情难以言表。由于这些传言。北影在宣布我为一九八二年的先进生产者后又将我撸了下来，由于这些传言，电影家协会迟迟不能批准我参加，在人们心目中，或是在大多数人们心中，我几乎差不多成了八十年代的“潘金莲”。我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还原我的本来面目。出于对生的渴望，出于对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社会观念的强烈憎恶，我决心站出来为自己说话，说真话，将我所认为的事实真相及我认识的自己公诸于众，让所有的公众来判别是非曲直。我要写下我的自白书、宣言书、挑战书，发出我的呼喊。我找来了纸张，开始了《我的路》的第一页。我要写出我的个性，它曾给我带来无数的非议和白眼；我要写出我的观点，它们曾无数次被扣上“浅薄”、“谬论”的帽子；我要写出我的孜孜不倦的努力，它一直被指责为“白专”、“不突出政治”、“个人奋斗”；我要写出我的志向、理想，它们一直被批评为“狂妄”、“骄傲”、“目中无人”；我要实事求是地写出我的道路，我要证明我取得成功既出于偶然又出于必然，我要告诉观众至今认识到的我的缺点和不足，我也要写出我的正直善良的心。我不阿谀奉承，不吹拍拉扯，这一切我都要尽量真实地写下来，写出来。我尽量不做结论，只写事实，我剖析我自己，包括我自己的不愿意让人干涉却一直最多最大限度地被人干涉的个人生活，我解剖自己，分析自己，袒露自己，用一把尖利的刀将自己弄得血肉淋漓，然后将它们交到观众的面前，我相信人的善良的本性，相信人们会对我做出公正的评价。　　　　
　　　　我足不出户，关在屋里写了三天。从第一个字直到最后一个字，一直没有倒回去看一遍，也没有提纲，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思路源源滚来。每一句话都从我心里流出，我的眼眶里时不时含满了眼泪，它们流过我的面颊滴到纸上，我就在这眼泪浸湿的纸张上面，奋笔疾书。　　　　
　　　　三天之后，我把稿子扔开，全力投入拍摄工作。一个星期之后，我用两天时间将全部稿子细细地改了一遍，慎重地将它交给了《文汇月刊》。在交出去之前，我要求《文汇月刊》一个字也不能更改，哪怕是错别字，我不喜欢虚伪，我希望观众了解我的真实想法及真实水平，作为作者，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文责自负。　　　　
　　　　


第五部分第41节：拨开去和雾（2）

　　　　“我又成了‘典型’”　　　　
　　　　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他有思想。敢于谈论自己的观点及看法，是做人的起码的勇气。每个人都有写自己的权利。每个人都可以写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经历。　　　　
　　　　一个月以后，《我的路》在《文汇月刊》第六期全文发表了。所有的这一期杂志被一抢而空，人们排着长队购买这本杂志。《文汇月刊》编辑部又加印了两次，还是不能满足观众的要求。《文汇月刊》寄给我的二十本杂志还没到我手便不翼而飞。一天之内我收到九十六封信，电报电话源源打来：“好！真实！”　　　　
　　　　我处在一种欣慰之中。我终于可以抬起头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了。　　　　
　　　　　　　　　
　　　　可是好景不长。《我的路》发表后不久，《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几封读者来信，标题是《我的路通向那里？》并专门发表了编者按，第一句话就定了方向：“《我的路》是一条个人奋斗的路。”紧接着，《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光明日报》、《新民晚报》都发表批评文章，全国许多省市都全文转载了《中国青年报》的读者来信及编者按，好几个中央一级的单位在清除精神污染的大会上公开点我的名，有几家省报因为转载了《我的路》而受到上级批评，在报纸上做公开检查，几家纯粹是学术性的刊物也刊登了批评《我的路》的来信及文章，一下子，我又成了“典型”。　　　　
　　　　我的一些朋友同我疏远了。就连《我的路》中提到的有些朋友也躲开我，怕我给他惹麻烦。上海一位热爱我的观众，几年来一直逢年过节给我寄月饼、点心，不断地给我写信。《我的路》发表后，她也曾给我写来热情赞扬的信件，我在心目中已把她作为我的朋友之一，可她也在上海一个共青团组织的会上发言批评《我的路》，光是她写给我批判《我的路》的信就有四封。原来有七家出版社要出版我的书，现在都取消了出版计划，有几本挂历取消了我的照片，有一家很有名望的公司打电话给电影局请示可不可以用刘晓庆的照片做挂历的封面。我一位最好的朋友也好心地劝我：“天要下雨，不打伞是蠢人。你最好赶快在报上写一篇文章检查自己的错误。”　　　　
　　　　我断然拒绝了，虽然我理解他的好心。我认为我没有犯什么错误，当然更谈不上检讨自己的错误，这是一个骨气的问题，我决不做风向标。　　　　
　　　　


第五部分第42节：“我得到了更多的朋友”（1）

　　　　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服气。我也不可能想通，哪怕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有的人说：“你要虚心一点儿，这是好心，在帮助你。”我不承认这是什么帮助。尤其是那些报纸，当初吹捧我是他们，现在打我也是他们，唯恐自己不革命，不左，唯恐受了我的牵连（其实我和他们毫无关系），赶紧把我抛出去以获得“左”的招牌，他们无论在态度上还是方式上都不是在友好地帮助我，只能说是——整人。　　　　
　　　　　　　　　
　　　　中国人从来都紧紧地关闭着自己心扉的大门，一直到老死。而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本性是共通的，我觉得做人就应该坦诚。我向人们“捧出我一颗赤裸的、没有任何防卫的心，这颗心渴求着真挚的谅解与深厚的友情”，可是他们在这颗心上狠狠地戳了一刀。　　　　
　　　　他们说我是“个人奋斗”。我到现在也不明白究竟什么叫做“个人奋斗”，什么叫做“集体奋斗”。　　　　
　　　　每一个人都得“个人奋斗”，都得自食其力，自力更生。不能躺在党和国家的身上做蛀虫，吃大锅饭混日子。谁也不能代替你奋斗。中国十亿人，人人要都向组织伸手，都要党和集体替他奋斗，怎么替得过来？我以为我的“个人奋斗”只能对国家、社会有益。不给任何人惹麻烦，不成为社会的包袱，自己创造前途，以便更有贡献于祖国和人民，有什么不好？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孜孜不倦地去“个人奋斗”，每个人都大有作为，其结果也大有益于社会。想一想，中国该是什么景象？　　　　
　　　　他们说我的文章“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党能有你的今天？”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可这用得着挂在嘴上吗？我们的国家本来就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的今天是社会铸成的。对我来说党在哪里？党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体现在那些具体的帮助我成长的党员身上。我在文章中提到的汪洋、张勇手、王好为等都是共产党员。汪洋是北影厂的党委书记，王好为、张勇手都是党支部书记。他们对我的艺术生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切本身就是事实，用不着多说。顺便提一句，我本人还是北影厂几年度的“先进生产者”和“三八红旗手”呢。我只不过缺少一段话来详细描述这些而已。难道非要写上一百个、一千个“党的领导”这样的空话、套话在文章当中，就有党的领导了吗？这样形式主义的“八股”有什么意思呢？要是这样做就表现了作者对党的热爱和体现了党的领导，那太容易了，一个对我们国家、对我们制度心怀仇恨的反革命分子也可以毫不费力地去写它十几万个。　　　　
　　　　他们指责我鼓吹“天才论”。其实说得不对。我不是鼓吹“天才论”，而是“鼓吹”“天赋论”。人就是有不同的天赋，我们的领导要重视和发现天赋。比如说，我不可能成为陈景润，而陈景润呢，不管他多么勤奋，多么努力，他哪怕接连上十个表演学校也难赶得上我。这就是素质的不同，就是天赋。如果我们的领导善于发现天赋，把他们都安排在合适的岗位上，而不是无视天赋和扼杀天赋，其焕发出的生产力是可以想像的。　　　　
　　　　有许多人说我：“你鼓吹机会，这是宿命论。”什么论不论的且先不去管它，我认为一个人的成功就是天才＋勤奋＋时机。除了我个人的天赋之外，我的勤奋和许多时机造就了我。在中国，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的，我之所以成为我，除了我的勤奋之外，就是因为遇到了许多时机。这些时机有时候是非常小的，不易被人觉察，我感觉到了它们，抓住了它们，并且证明我胜任它们。这样，又为今后创造了时机。我的道理就是这样，我只是实事求是而已。我写的是我的路，不是你的路、他的路，你又没有偕同我，帮助我走过这条路，有什么资格说我“宣扬宿命论”？　　　　
　　　　还有的人说：“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