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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5-失衡-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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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形成的就是在正式制度层面上的权利高水平均衡。前一段时间，我们的社会中有这样两种呼声，一种是呼吁保护富人的财产和权利，另一种则认为，真正需要保护的是弱势群体的财产和权利。其实，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的财产和权利都应当得到制度化的有效保障，这样才能实现权利的高水平均衡，从而建立一个既有利于发展，又有利于公平的社会。在这种权利的高水平均衡中，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无论是强势群体还是弱势群体，无论是企业主还是劳工，其正当的权益都应该受到保护，非法的利益侵犯都应当受到制止。而权利的保护特别体现在对其合法地表达和争取自己利益的权利的保护上，尤其是表现在对其为争取自己合法利益而施加压力权利的保护上。
权利的高水平均衡在宏观制度框架上将体现为一种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这种合作主义宪政体制至少意味着这样几点：第一，承认社会利益高度分化以及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现实，承认不同社会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并保护其权利，就不同群体表达自己的利益以及为追求自己利益施加压力的方式做出制度性安排。第二，在几个最主要的社会利益主体间建立沟通和协商的渠道，特别是在劳方和资方之间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谈判机制。第三，明确国家或政府在利益均衡机制中的恰当角色，即国家充当规则的制定者和冲突的裁决者的角色。第四，形成制度化解决社会利益冲突的机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中两个主题之间的张力不断凸现出来，这两个主题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社会体制与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准则。这一期间的许多社会事件都往往与这种张力有着或明或暗的关系。围绕着这样的一种张力，社会群体结构产生了深深的裂痕，知识界形成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尖锐对立，政府宏观政策进退失据。在这种情形之下，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来穿透那一系列的对立两极。我们在这里要提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用概括的话来说，在表面的层次上，这体现在如何建立一种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在更深的层次上，则体现在造就社会权利均衡的基础。而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是使我们可以走出这种困境的一种可能的宏观制度安排。
中国：社会转型的新阶段90年代以来：一个新的中国社会（1）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有的可以看作是80年代的延续，而另外的一些则意味着重要的转折。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正在进入社会转型的一个新阶段。20多年来，我们定位我们社会的有一个最基本的坐标，即“改革”。按照这样一个基本的坐标，我们将这之前的称为“改革前”，将之后的称为“改革以来”。这个定位当然是重要的，因为改革开启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巨变。然而，在这样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往往被人们忽视了，这就是，这样的定位方式导致了人们对“改革以来”这20多年中一些重要的转折缺乏应有的敏感。
强调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社会转型的一个新阶段，强调关注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种种新变化，是想用一种鲜明的方式提请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与80年代有着很大不同的新社会正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这个新的社会不仅在重塑着我们社会生活的新的框架，而且在向我们提出一系列新的挑战。但目前我们的思想理论界对这个正在到来的新社会似乎缺乏应有的敏感，在面对和分析当今中国社会的某些重要问题的时候，人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沿袭着80年代形成的那些概念、范畴和理论框架。
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新的演变趋势，与三个背景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是：第一，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这种转型不仅意味着社会生活中一系列逻辑关系的改变，而且在这个转型中会面临种种阵痛。第二，改革进入利益格局形成的新阶段，与人们生活关系最密切、与人们利益最相关的那些改革是在这个时期进行的，其中的大部分是在这个时期基本完成的。
人们与社会中那块最重要的资源的关系，是在这个时期改变的。而且90年代利益调整最终的结果是新的利益格局固化为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第三，全球化的趋势以及中国更深地加入全球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力量在重组，新的游戏规则在出现，新的社会生活的逻辑在形成。许多变化是散射性地但又非常明显地发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发生在普通老百姓的身边，只是由于人们（特别是有些学者）仍然使用的是一些缺乏敏感性的概念，因而经常对这些变化熟视无睹，或者将其看作是某些过程的“副产品〃。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每年的GDP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7％以上。从理论上说，在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之下，人们感受到的应该是明显的繁荣。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很多人感到的却并非如此。无论是从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的情况来看，还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来看，都是如此。在这个现象背后的，是经济生活中一种新的逻辑的形成。如果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90年代和80年代相比大大不同了。在80年代，经济增长一般会带来社会状况的改善。但到了90年代，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导致社会状况的改善。这一点，在2000年表现得尤其具有象征性。2000年，是中国经济初步复苏的一年，经济增长的速度达到8％。
但在这一年里，贫富状况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善，就业的状况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各种社会问题的状况也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如果再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正在出现，这种逻辑突出地表现为经济增长在现实层面上呈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悖论：即使经济有一个较为快速的增长，但社会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并不能从中受益；而如果没有一个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会从经济停滞中受害。概括地说，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资源扩散的年代，而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则呈资源重新积聚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资源扩散对社会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首先，社会中的困难群体和边缘群体最早在改革中受益，社会中最贫困群体的收入和生活得到改善。
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极少数成功的个体户之外，社会中并不存在过于富裕的群体。可以说，在80年代，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改革的受益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局面。其次，社会中的边缘地带出现了兴旺的气象和发展的生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人民公社时期缺少劳动积极性的社员成为自主经营的农民。加之新的政策鼓励农民实行多种经营，农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与此同时，在乡镇企业的推动下，小城镇迅速发展起来。
再次，随着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推进，基层政府和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可供支配的资源。基层政府和企业掌握资源的增加，为基层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活力。90年代以来资源重新积聚的趋势则对社会结构产生另一种方向的影响，首先，群体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越拉越大。在90年代，由于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社会中的一些人迅速暴富起来，而原来在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和困难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其次，是社会的边缘地带，出现明显的困境，特别是表现在农村和小城镇。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是过去十几年的时间中，农业已经基本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
在这一段时间里，尽管国民经济以7％～8％的速度在增长，但农民的收入基本是停滞不前。在1997年后，尽管农民收入的平均水平还在以缓慢的速度上升，但实际上，就大多数以农业为主的农民来说，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再次，近些年来，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越来越弱。特别是一些农村的乡镇政府负债累累。据报道，目前乡镇政府负债已达2000多亿元。许多人将中间群体的形成作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预期。但实际上，除了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还可以看到中等收入者群体的缓慢发展之外，在其他的中小城市和农村，则很难看到这个群体的踪影。
事实上，由于总体性精英垄断了社会资源，因而，它侵犯了社会众多群体的利益。中等收入者群体之所以难以形成，部分原因在于，原本应被社会中等收入者群体占有的资源，现在被总体性资本垄断去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向。在这个分化的社会中，一端是以拥有大量资源为特征的社会强势群体。近些年来，这些力量对各级政府制定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种影响是通过许多不同的形式进行的。在微观的层面上，这主要是通过“关系〃和腐败的形式进行的。一个地区怎样规划，怎样发展？哪些项目要上，哪些项目不要上？这些事情现在已经越来越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而在宏观层面上，因为这些社会力量有经济实力，可以通过对舆论工具和学术活动提供支持和赞助的方式让传媒和学者为他们的利益说话。
而在另一端的，则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困难群体。近些年来我国的困难群体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下面的几个原因：第一，在贫富差距扩大的背景下，这个群体的存在格外引人注目；第二，原来的困难群体主要在农村，而现在作为中心的城市本身就出现了一个城市贫困群体；第三，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在困难群体中，绝对贫困的现象开始出现，这意味着，在经济相对迅速增长的同时，有一些人的绝对生活状况在下降；第四，如果拨开平均数字造成的迷雾，人们可以发现，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这个困难群体的数量有所上升。结果，是一种我称之为“断裂社会”的现象的出现。这首先意味着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近些年来，我国失业下岗现象大量增加。对此人们有许多不同的解释。由于新的技术革命的作用，一些传统的职业正在被淘汰。当然也会有一些新的职业被创造出来。但如果我们看一下失业和下岗群体的状况，再看一下新创造出来的职业的需求，就可以发现，新的工作位置并不会给失业或下岗者提供很多再就业的机会。
中国：社会转型的新阶段90年代以来：一个新的中国社会（2）
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第一，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没有可能；第二，在目前的体制之下，回到原来那种稳定的就业体制中去，没有可能；第三，朝阳产业不会向他们提供多少就业机会。社会断裂的另外一种表现是在城乡之间。人们经常将改革前中国的城乡关系称为“二元结构”。当时的二元结构主要是由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造成的。但在这些制度的背后，我们却可以发现，由于当时是处于生活必需品时代，城市人所消费的主要是农村的产品，他们的收入主要用来购买农民的产品。尽管存在〃剪刀差〃，尽管工农业产品的比价是不合理的，但我们从这里仍然可以看到一种城市对农村的依赖，以及城里人的大部分收入通过购买生活必需品而流入农村的过程。而到了耐用消费品时代，城里人生活需要的大部分不再与农民和农村有关系。他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依赖的是城市而不是农村。事实上，就是原来许多由农村提供的食品，现在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国际市场。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和农村之间一种新的形式的“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主要不是由人为的制度造成的，而是由市场造成的。但这同样是一种二元结构，甚至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断裂。
其实，断裂的含义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根本上来说，这意味着多个时代的社会成分共存在一个社会之中。这样的社会管理起来往往要更为困难。一般地说，在特定发展阶段上，政府只能集中精力来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这就要求断裂社会中的政府和领导人，必须对来自不同群体的互相矛盾而又各有其正当性的要求，有一种明智的态度，并对其进行妥善的协调。概括地说，在这个新的转型阶段上，我们在面对着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我们首先要客观地、恰如其分地分析和评估这种挑战的程度。缺乏对这些新的趋势和问题的敏感，会使我们犯历史性的错误。同时需要新的思维和政治智慧来平衡我们所面对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并用更有效的制度框架来构建社会的新的基础。
中国：社会转型的新阶段推动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三个背景因素（1）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新的演变趋势，与三个重要的背景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在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基本处在生活必需品的时代，而在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开始逐步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这个转变是极为重要的。它不仅导致了经济增长模式和条件的根本性变化，而且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构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第二，社会中的资源配置从扩散到重新积聚的趋势。这个趋势的发生，导致了不同社会力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位置的变化，也导致了不同的结盟和对立关系的出现。第三，全球化的趋势以及中国逐步融入全球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开始对中国社会社会力量的重组和社会生活框架的重构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因此，要谈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就不能不对这三个基本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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