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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5-失衡-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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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转型的新阶段访谈录：探讨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2）
这种情况下，在城市不断繁荣的同时，农村的情形则不断恶化，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断裂。第三，社会的断裂会表现在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断裂社会的实质是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这从文学发展的脉络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以西方社会为例。在科学技术很不发达，物质生活很匮乏的时代，人们同样有着种种美好的生活愿望，但却缺少实现这些愿望的物质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更多的是将这些愿望诉诸想象，于是就有了文学上的浪漫主义，后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出来的物质产品大量增加，人们的物质生活也随之改善。与此同时，人们也看到财富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是极不平等的。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有了巴尔扎克，有了《悲惨世界》，有了批判现实主义。再到后来，由于物质财富的进一步丰富，即使是社会中的贫困者，也大体上可以衣食无忧了，但另外的一个问题出现了，这就是精神的需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却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这样，就又有了后现代艺术的产生，有了黑色幽默，有了《等待戈多》。如果用同样的思路来观察一下中国社会，我们就会发现一种令人惊异的差异。在这样一个断裂的社会中，在社会的不同部分当中，几乎是完全不同时代的东西，共存在这个社会里。从存在主义、尼采热、后现代，到消费主义、市民文化、港台电视剧，再到农民的地方性的自娱自乐和“封建迷信”。
而在这样的一种文化混杂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
在社会中处于边缘的群体，比如农民，他们观看的电视节目和城里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那些电视剧的内容，与他们几乎完全不相干，甚至也不属于他们的时代。问：断裂社会是给了我们认识当前中国社会生活中种种矛盾的一个概念工具。您对进一步推进这个研究有什么打算？孙：社会断裂确实是我们社会生活中许多症结之所在。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对这个断裂社会的认识还是很有限的。因此，我们会在今后更努力地来推进这一方面的研究。在理论方面，还需要对这个概念做进一步的探索。实际上，断裂社会的问题涉及的是社会学中一个很传统的甚至多少有些过时的理论，即社会整合理论。社会整合的概念是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提出来的。它是指社会体系内各部门的和谐关系，后来也有人将这一概念用来研究各种社会群体内或群体之间的实际关系。因此，发展断裂社会的概念，还需要广泛借鉴已有的许多理论，包括社会排斥理论、二元结构理论、中心与边缘理论，等等。在实践的层面上，需要进一步来探讨断裂社会的逻辑。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断裂社会的逻辑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是广泛发挥作用的。这对于我们认识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现象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在贵报我也曾写过农村医疗方面的短文。
农村医疗的问题当然可以从许多方面来看，但我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发现，现在我国农村医疗的困境与断裂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
简单地说，我国目前城乡之间收入的差距实际上是6倍，但医疗市场却是统一的，医药和医疗的价格是依据城市的标准制订的，其结果就是，实际收入仅相当于城市居民1/6的农村居民要按照以城市为标准形成的价格支付医疗费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看起来可行的解决农村医疗问题的措施在实践上就是行不通的。再比如，大学扩招与大学生失业的问题。我也曾在贵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概括地说，即使扩招会加剧大学生失业，我也主张扩招。因为与其让这些人在初中、高中后就失业还不如让他们念完大学再失业。但文章写完后，我就发现有一个问题，对于农村和城市中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这样的说法太简单化了。因为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供孩子读大学意味着一笔很大的投入。如果是这样家庭的孩子读完大学就失业怎么办？所以，这个断裂的社会使得我们面对的问题异常复杂化了。
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大量存在的。最后要探讨的问题是断裂社会的再生产机制问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不断形成了一种断裂的社会，而且形成了一种断裂社会的再生产机制。这个机制在不断维持和强化这个断裂的社会。而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认识还是很不够的。
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贫富悬殊与权利失衡
最近的一篇有关北京市出租车行业的调查报告，详尽地分析了北京市出租车行业的运行情况，同时也给我们分析贫富悬殊是如何形成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北京的出租车行业（可能全国许多其他城市的情况也大同小异）是一个被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笔者本人在乘坐出租车的时候，也听到出租车司机无数次的抱怨。按照这些出租车司机的说法，他们每个月的营业额大约在9000元左右，即每天大约300元。但这营业额的一半左右，要作为“份钱”交给出租汽车公司（据上述报告，份钱最多的达到5000多元）。除此之外，这9000元中，还要包括下列支出：燃油费1800元左右，修理费约400元，车上用餐费300元（每日10元），应付罚款等其他开支每月100元，每年的出租汽车车辆、计价器年检费等费用合计每月平摊30元，个人收入调节税每月60元。扣除上述开销后，出租司机的实际收入大约为每月1800元（这个收入水平也为一项全市的调查所证明）。
如果发生生病、严重违章以及其他事故等情况，可能连1800元的收入也无法保障。而且，这表面看起来还可以的收入，是以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有关调查表明，出租车司机平均工作时间都在每天13小时以上，就是说，如果按每天8小时标准工作时间计算，在工作时间里将份钱和其他必不可少的开销挣出来就算不错了）和节假日不休息为代价的。即使是以1800元计，我们也可以看出，它只相当于上缴给公司的不到1/2，甚至只有1/3稍强。那么这种收入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在过去，昂贵的购车款是由公司支付的。在那种情况下，出租车司机每月向其交纳一笔可观的“份钱”作为租车款，还情有可原。
但近些年来情况已经明显不同了。首先是车价大大下降了。正如有的司机所形容的：现在的夏利10万元可以买3个。二是现在的出租汽车公司已经用风险抵押金等名目，基本将购车款转嫁到司机的头上。就是说，一个司机要租用公司的出租车，要向公司交纳3万～5万元甚至更高的风险抵押金（达到甚至超出夏利车的车价），许多跑“双班〃（一个车由两个司机跑）的出租司机开一辆旧夏利给公司交的风险抵押金高达8万元。尽管从理论上说，在合同期满后风险抵押金是可以退回的，但正如上面的报告所披露的：许多人离开公司的时候，风险抵押金已经被公司连扣带罚所剩无几。这意味着，至少从逻辑上来说，购车款基本是由司机垫付的（司机普遍将这称为自己的投资）。正因为如此，有人说，现在的出租车公司实际是空手套白狼。但从最后收入的分配上来看，同时付出购车款和劳动的司机只能得到收入的1/3，而出租车公司则得到2/3（当然这当中也包括一些由公司承担的费用和成本，故不能完全看作纯收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收入分配的格局？许多人将其归之为出租车行业的垄断以及大量想做出租司机的人的存在。
这当然是没错的。但问题是在于，只要是在这种垄断行业中，只要是在劳动力供求关系失衡的情况下，这种极端不公正的收入分配就是天经地义的吗？实际上，这当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劳资双方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是高度失衡的。正如有关的调查所表明的，在签订有关的合同时，作为劳方的司机处于完全的被动地位，几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能力。而事实上，为了保护劳方的利益，我国从90年代中期就开始推行集体协商制度。在这个制度中，对企业内和行业内的集体协商制度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而且特别突出了工会组织在其中的作用。但在出租车行业中，似乎并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这样就使得一盘散沙的司机缺少用集体的方式为自己争取合法利益的机制。可以说，正是这种权利的失衡，造就了一种高度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
出租车行业的案例，对于我们思考整个社会的贫富悬殊现象是非常有启发的。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80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90年代末为0458，几个研究机构研究的结果大体都是这个结论。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如果短期内没有政策来调节的话，还会继续恶化。在2002年亚洲开发银行第35届年会“中国日”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指出，按照国际通行的判定标准，中国已经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收入分配问题已成为中国当前社会问题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这是中国首次公开承认进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按照世界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 以下为最佳的（Best）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Normal），超过04 就算进入警戒状态（Warn），达到06 则属社会动乱随时发生的危险状态（Danger）。
数据表明，自9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仍在以每年0001个点的速度提高。根据有关的数据推算，中国的基尼系数1999年为0457； 2000年为0458； 2001年为0459； 2002年为0460。这说明尽管收入差距的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仍然没有得到遏制。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收入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的一项研究预测表明，未来5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将面临新一轮的增长期，但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已经不可避免。正如世界银行的报告所指出的，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那么，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在这种变化背后的深层因素是什么？对于导致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人们已经进行了许多的讨论，比如，收入分配制度的问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问题，贪污腐败的问题，瓜分国有资产的问题，等等。但问题在于，这些因素为什么会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对贫富分化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些制度或因素本身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地追溯一下，就可以发现，在这种种因素背后的，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
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贫困、不平等与社会权利
贫困和不平等的问题，是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问题之一。但贫困和不平等的现象从何而来？过去，人们更多地将这些现象看作是一个经济问题。而近些年来，一些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贫困和不平等问题与人们在拥有社会权利上的差异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更有社会学家列举了与贫困、不平等相联系的12项社会权利，包括社会公正和适当的资源分配权、工作权、医疗权、财产权、住房权、晋升权、迁徙权、名誉权、教育权、娱乐权、被赡养权以及平等的性别权等12大类。
在“非典”流行期间，原来可能已经不怎么为人注意的社会权利问题，再一次以最鲜明的方式体现了出来——在社会由突发的疫情而陷入一场危机的时候，谁拥有什么样的权利谁不拥有什么样的权利，明白无误地凸现出来了。
在北京，行政机关和国有的事业单位，有许多都不正常上班了，对于这些单位的干部职工而言，许多人等于是休了一个长假。这时，不但薪水是照发的，而且消毒液、口罩等也是免费发放的。在有钱的机关单位，一个工作人员得到的免费防“非典”用品，一家人都用不完。甚至有的单位可以为某些级别以上的干部注射一两千元的预防药物。而在其他体制的企业或单位中，人们享受的福利就会少得多。有的也放假了，但工资也减少或不发了，甚至还有的职工因公司业务不景气而被裁减了。但尽管如此，只要是城市居民，仍然有权利享受由街道和居委会提供的免费消毒服务。如果不幸因周围的人感染或疑似“非典”而被隔离观察的话，日常生活也自会有居委会照顾，包括生活用品的购买。与平时不同的是，农民工在这次享受了特殊的关照，在农民工集中居住的地方，他们不但享受到了免费的消毒措施，而且居住条件也得到了一些有限的改善。
而农民，则更多的是自己照顾自己了。应当说，从社会权利的观点出发，分析和认识目前中国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是非常必要的。在当今的中国，所谓社会权利更直接地表现为一种体制性权利。人们在研究我国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时候发现，我国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具有很强的群体性。这种群体性，一般是与我们过去所说的体制因素联系在一起的，而体制因素的背后则是有关社会权利的不同安排。比如，在我们的社会中经常有“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说法。其实，这样的说法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什么叫“体制外”？“体制外”也是一种体制，不过是另一种体制，一种与过去占支配地位的体制不同的体制。
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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