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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之旅-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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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芳挑了许多单位，最后权衡再三，决定落脚柳州市外贸公司。时任该公司总经理的朱春鹤十分清楚，一旦把市长的千金放在自己的身边，好处就多得来不及数了。他破格提拔刘芳担任公司企管办主任。从此，刘芳利用“柳州第一公主”的身份，踏上了一条“腐败之路”。
1993年3月，香港明新公司老板刘桂琼与朱春鹤合谋走私30辆日产小轿车。朱授意公司经办人采取伪造易货贸易合同、更改产地、化整为零等欺骗手段，将30辆小轿车走私到柳州。进关后，由外贸公司联系柳州某汽车修理厂组装成整车。这批车偷逃关税、增值税等合计870万元人民币。为了使车子尽快销出去，朱春鹤交待刘芳：“你帮这位香港老板办一办手续，把车牌上好，把车子卖出去，往后我们要求她的地方多着呢。”
刘芳到公司半年多还没有对公司作过什么“贡献”，这回她要大显身手。于是刘芳充分利用自己市长女儿的特殊身份，打了个买卖旧车的报告，凭此报告及市里有关领导的批条，找到了市工商局、公安局车管所等单位，所到之处，皆是一路绿灯。在别人看来是天大难事的走私车辆入户上牌，就这样在刘芳手中轻松“搞掂”。这笔贸易使外贸公司赚了近70万元，刘芳也从中知道了自己的能量。之后，刘芳接受香港老板的提议认其做了“姑妈”。
1994年4月，广西银都股份有限公司进口一批电梯，这是一笔2565万元的大生意，如果能代理银都公司进口，回报肯定十分丰厚。朱春鹤再次让刘芳出马，与公司的副老总侯德麟落实此事。
在几个月的谈判中，刘芳充分利用了自己的特殊身份，并认了银都公司董事长伍蔚繁为“干爹”。这对伍蔚繁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干爹”难道不满足干女儿的要求吗？有生意会不让干女儿做吗？果然，银都公司以代理费占货款总额的25％的条件，把进口电梯业务交由外贸公司代理。刘芳代表外贸公司与银都公司董事长伍蔚繁签订了协议。
伍蔚繁是生意场上的老手，知道外贸公司不会如实申报进关，签协议时便增加一条：“若实际缴纳的税费超过或低于货值的25％，则超出或节余部分双方平摊。”朱春鹤授意公司的经办人以“高值低报，以整报零”的手段报关，这批走私电梯，为外贸公司赚了300万元。
这时朱春鹤又和刘芳密谋：我们拿些钱给伍蔚繁个人，他就不会去追查我们到底赚了多少钱。刘芳欣然受命，她先后两次从财务上共领取现金30万元送到“干爹”伍蔚繁的手中。这批走私电梯，使国家损失了769万元的税款。
1994年10月，柳州某公司欲进口一批电信设备，由于朱春鹤与对方不熟，且利润很少，就开了一个对方难以接受的高价，把客人吓跑了。刘芳知道后，想利用此事来证实自己在公司说话的分量，便背着公司前去联系代理进口业务，结果以很低的代理费签订了协议。最后这批价值226万元的设备以“易货贸易”、“以整报零”的手段报了关，致使国家损失了52万元的税款。
一家媒体在报道中说，这一时期的刘芳越来越“进步”，说话越来越“算数”，行为上也越来越“大胆”了。1997年朱春鹤为了讨好当时已任柳州市市委书记的刘知炳，破格把26岁的刘芳提拔为外贸公司的副总经理。朱春鹤认为自己把刘芳要到外贸公司简直是他一
生最大的成绩，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在柳州，刘芳的名字就是无形资产，就是公章，就是介绍信、通行证。”
“天使”的翅膀是怎样折断的“柳州第一公主”进高墙（2）
B、经过几年的“实践”，刘芳知道了自己的“能量”，她准备办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有钱自己赚。她知道自己的身份太惹眼，为此她借了一张别人的身份证，通过各种关系，很快把“柳州市顺兴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所有手续办了下来。刘芳在后来的交代中说：“实际上顺兴公司只有我一个人。”
有了自己的公司，刘芳开始做起一“本”万利的生意，她的“本”就是她当市委书记的爸爸。
1997年1月，刘芳得知公安部要求各地推广防伪印章，以防诈骗案件的发生。刘芳回到家里对父亲刘知炳说了这件事，提出了要做这笔业务的要求。
第二天，刘知炳打电话给市公安局局长：“防伪印章是怎么回事？如果有好处的话，就让刘芳做吧。”
公安局长心领神会，各单位更换防伪印章的文件很快就下发了，全柳州市制作防伪印章的业务就落到了刘芳手中。刘芳以柳州市顺兴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名义与柳州市工艺美术厂签下协议。为了只赚不亏，她要求当时的公安局长、工商局长、交通局长每人出1万元，并说这是参股，到时给你们分红。
按协议，每生产一枚大公章提成60元，一枚小印章提成22元。刘芳这次总计赚了100多万元，而刘芳并未忘记自己说的分红的诺言，给三位局长每人连本带利7万元，给了与她合作的工艺美术厂厂长李园春10万元。
1 997年10月，全国许多地方都给自行车安装盒式防盗车牌，这本来是件利民的好事，可是这事却变成了刘芳发财的途径。刘芳又开始求老爸了。刘知炳打电话给公安局长：“更换防盗车牌的事有利于群众，这事怎么不办？柳州自行车被盗情况严重，这几年群众反映很大，既然防盗车牌有防盗作用，就抓紧时间办吧。”
公安局长马上交待交警支队政委郑仁莲以交警支队的名义打个报告给市政府，分管政法的市领导很快就批复了。
刘芳因与柳州市工艺美术厂厂长李园春有做防伪印章的愉快合作，这次又极力推荐给李园春做，并对郑仁莲说：“到时有你的提成。”
郑见是刘芳推荐的人，又听说有一份好处，就以柳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名义与柳州市工艺美术厂签订了生产自行车防盗车牌的协议。协议规定生产防盗车牌50万块，每块单价5．8元。李园春迅速安排生产，分三次共生产50万块车牌，按与刘芳的商定，每块车牌回扣1．5元，李园春先后提取75万元现金给刘芳。刘芳亦不食言，有钱大家赚，分三次给了郑仁莲28万元。
“天使”的翅膀是怎样折断的“柳州第一公主”进高墙（3）
C、刘芳在柳州的名气越来越大，一些做不正当生意的人也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刘芳，“大树底下好乘凉”。在柳州开设赌场的赌头江强，为了能赚大钱，通过关系认识了刘芳，逢年过节就给刘芳送上万元港币或者千元美金的红包，刘芳当然也心领神会，在背后为其赌场撑腰。
刘芳的年纪虽然不大，但在贪官父亲的腐败“场”中长大，深知拉帮结网之要领，她明白自己之所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就因为自己是刘知炳的女儿，因此也就有了这个“干爹”、那个“叔叔”的关系。这些关系组成了一个网，大家都在网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个网上只要有一个结点破了，整张网也就不会存在了。
刘芳案在查办过程中遇到重重阻力，刘知炳亲自出面为女儿做保护伞，阻挠司法机关办案，最后在中纪委的直接督办下，案件才得以终结。与刘芳同案的外贸公司总经理朱春鹤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柳州市公安局局长于丁一审被判死刑；交通局长王某已服刑；工商局长因涉嫌犯罪已被纪委交司法机关查处；供电局长同时又是银都公司董事长的伍蔚繁已服刑；工艺美术厂厂长李园春已服刑；郑仁莲受贿、贪污案件已侦查终结，检察机关准备起诉；外贸公司的财务人员、报关人员，已构成犯罪的该关的关，该判的判。
柳州的老百姓都说，刘芳是个害人精，接触过她的人，都倒了大霉了。
短短数年间，刘芳完成了从“第一公主”到阶下囚的角色蜕变，刘芳走过的路颇有戏剧性，也颇有警示性。不过，也许经过漫长的铁窗生涯后，刘芳可以认识到，做一个堂堂正正、自力更生的人，才会平安幸福。
“天使”的翅膀是怎样折断的“女强人”的“一怒之差”（1）
中国有句成语“一念之差”，意思是说“一闪念的差错”。这个案例是说一个叫王勉的“女强人”因为一怒之下发生了“一闪念的差错”，把自己“差”到监狱里去了，而且是12年有期徒刑。这“一怒之差”的代价显然有点大。
A、王勉毕业于某大学法律系，先是被分配到北京某司法机关工作，1989年辞职下海，1991年到国外经商，业绩颇丰。
像她这样一个商界成功人士，说出她被判刑的原因，会让人大跌眼镜。她犯的是盗窃罪！
她不缺钱，她为什么要偷呢？外国电影里经常会有这样的情节：某个富家小姐或是某个阔太太，因为生活空虚无聊，常以偷窃的方式寻求刺激。难道王勉也有这种“业余爱好”？细一了解，大相径庭。
原来，她偷了她大学时最要好的一位女同学的信用卡，消费了5000美元。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事情的前因，是王勉帮助这位女同学的表哥表嫂办出国手续时，为其垫付了8000美元，可这位女同学几年不还。1997年的一天，她们都回了北京，为此事约好一起吃饭，结果吃饭的时候两人谈崩了，王勉气冲冲地拿起钱包去结了账。回来的时候发现女同学去洗手间了，手包就放在餐桌上。于是她拿起来打开，看到里面有个钱包，钱包里有数张信用卡。
“你有钱故意不还！”王勉在盛怒之下“拿”了一张能在北京消费的信用卡，然后开车去商场疯狂购物。消费完之后，她打电话告诉同学，说：“你的信用卡在我这儿，我花了5000块，剩下的3000块我也不要你还了。信用卡我随后寄给你，你如果接受不了就来找我。”
结果，这位女同学没有找她，却到公安局报了案，而且没有向公安局提供王勉打电话告诉她拿了信用卡的细节。
以前，她们两个人的友情几乎可以做到财物不分家。一块上街的时候经常是一个人拿着另一个人的钱包去帮对方付账。
法律人士认为，王勉所犯的罪在法律上没有任何争议。她自己也完全认罪服判。
王勉入狱之前，手持美国绿卡，腰缠万贯，生意红火，前程似锦。她还是一名获得执业资格的律师。生活状态令多少人羡慕不已。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一怒之下，因为区区5000美元葬送了青春年华和美好前程。
“天使”的翅膀是怎样折断的“女强人”的“一怒之差”（2）
B、几年狱中生活，王勉经历了一个由事业成功、受人尊敬的女士，到一个阶下囚的巨大落差，她该有怎样的感受、思考和觉悟？她对生活有了怎样的理解？反省自己，她会给世人怎样的启示和提醒？
记者问她：“你对自己现在的状态感觉如何？”
王勉说：“我做这件事本身是违法的，法律如何制裁，我都无话可说。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没办法回头，只能是无条件接受。”
“在狱中这几年，是怎样度过的？”
“好多人都把这里想象得挺可怕，其实情况并非如此。监狱允许家属参观我们的监舍。我父亲来了，后来父亲对我说：还以为你们睡在草垫子上呢。原来你们的监舍那么干净。除了不能回家以外，我感觉这里像在学校和军营。可以说，我们的生活相对非常简单，几乎是无忧无虑的。每天干完自己该干的事，然后就睡觉，读点自己想读的书，不需要想很多事。惟一要想的事是如何更好地接受改造，争取最大限度地加分减刑，早点出去。”
“跟各种罪犯生活在一起，你一点也不感到恐惧？罪犯之间是否会产生矛盾？”“在我们这里，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每个人都是有污点的，不少人都是第一次犯罪，像我一样。平时大家朝夕相处，每天在一起，就像一个大家庭，尽管彼此也会产生一些小的摩擦，但这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正常的矛盾冲突，与外边比没有什么特别的。”
“你入狱前后的生活反差应该说是相当大的，失去从前优越的生活，你是不是觉得你的代价太大了？”
王勉笑笑说：“我认为，服刑也是一种生活，就生活质量的本质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人的一种精神。在任何环境下，我觉得人的精神不能衰退，要保持愉快的心情。在狱中，精神状态是完全靠自己来把握的，只要你拥有坚定的信念，这段生活也是一种难得的经历。”
记者不解地问：“你是学法律的，应该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那你为什么当时就那么做了。”
王勉叹息道：“这可能是我做人的一种失败。就这件事情本身，我很清楚它的后果，但是我想，钱是我的，索要的方式是违法的，但从事情的起因和原由还有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来说，我不相信她会到公安局告我。这可能也是一种潜在的侥幸，当时我没有想那么多。”
“很想知道你当时拿女友钱包的那一刹那的感觉。”
“我翻开她手包的一刹那，我心里只是在想：我看你是不是真的没钱。一看到她有那么多张信用卡，我真是气坏了，这不明明欺负我嘛。所以我当时没犹豫，找一张在北京能用的信用卡就拿走了。”
“自从发生这件事以后到现在，她有没有来过，或者以其他的方式向你表示过对你的关心，或者间接地了解一下你在狱中的状态？”
王勉苦笑：“没有，从来没有。从那天我买完了东西给她打完电话之后，任何消息都没有了。我们两个从那天开始就完全隔断了。”
“那她也没有对你表示歉疚？”
“没有。就是很早的时候，我到监狱后，我先生第一次来看我，说他在街上刚好碰到了她，
聊起我来，我先生说过几天来看我，问她有什么事。她对我先生说：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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