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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之旅-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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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杜小舟的思想里，似乎没有什么对错的概念。他对记者说：“为什么抢劫？没钱嘛，又要花钱。所以要抢钱。”
向父母要钱也很理直气壮：没钱了，不管他们要管谁要？管他们要钱，他们能不给吗？
干警们不愿相信，这些正值花季的少年，真的就冷漠麻木了吗？他们试图探究少年们冷漠的原因和尚存的纯真。几个孩子在干警们委婉的引导下；终于暂时收起玩世不恭的模样，用认真的神态说起了一些事情。
石小赫说：“看上去我活得轻松自在，其实我过得一点也不好。每天一睁眼，不知道今天干什么，晚上闭眼前还是不知道明天干什么。每天都这样，特别没意思。我找不着工作，现在因为年纪小没人要，长大后也一样不会有人要。我什么本事也没有。这次强奸其实事前
我什么也没想，我这是第一次做这种事，关于这方面的事我一点也不懂，就是好奇。和我一样大的孩子，学习好以后会有希望，我们会有什么希望？”
石小赫说：“我们这样的人，最好不要有希望，希望就是失望。”
刘小卫案发前正在一所职业学校学习，他说：“我才进学校，学的是我喜欢的专业，我父母花了钱才让我进去的。出事前我刚打听过继续深造的事情。当时什么也没想，他们叫我出去一起玩，我就去了，去了才知道是抢钱。大家一起也就干了，现在特别后悔。”
一失足成千古恨三个少年强奸犯的愚昧无知（3）
C。如果不是厚厚的卷宗摆在那里，谁也不敢相信这几个男孩会涉嫌一起强奸案。他们都很瘦弱，一脸稚气，看上去比同龄的孩子显得小。可那些案卷提醒人们：这是几个危险的少年。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少年庭法官尚秀云认为，孩子们的成长环境是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尚秀云提供的一份专家调研报告显示，少管所少年犯在“犯事”前有66％的人经常出入电子游艺厅，而八成以上的不良少年居所附近都有游艺厅、歌舞厅等场所。报告还显示，80％以上的少年犯在“犯事”前都接触过含有暴力和色情内容的书刊和音像制品。
北京市政协150位委员曾用四个月完成了一份关于青少年性健康教育的调查报告。在调研中发现，有48、8％的中学生对婚前性行为持认可态度，其中有99％的学生甚至认为：一见钟情就可以发生性行为。更有甚者，个别学生还把它作为一种金钱交易。32、8％的学生认为，高二以后没有异性朋友会被同学瞧不起。鉴于此，专家们建议，家长、学校和社会都应重视青少年青春期的性教育，很多青少年就是由于对性的无知和好奇才开始越轨犯罪的。
专家呼吁：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少年一代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让他们无忧无虑地生活，健健康康地成长，努力做一个守法、知法、懂法的公民。
监狱风云上海籍犯人大闹青海监狱（1）
2000年9月15日，我踏上了前往青海高原采访的旅程。
115次列车向西，向西，在中国倾斜的版图上吃力地爬行，越往西速度越慢，快车几乎变成了慢车。我要去的地方是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省塘河监狱（亦称塘格木农场）。1990年，塘格木地区曾经发生过一次大地震，地震中心就在塘格木农场。农场场部和家属区的房子都被震倒了，监狱的大墙也倒了，但是监狱里的几百名犯人不但一个没跑，还抢救了许多被压在废墟底下的农场职工和家属……
经过两天一夜的颠簸之后，火车到达西宁，而要去塘格木，还要坐半天的汽车。塘格木位于青海湖南部，隶属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共和（恰卜恰）县管辖。
本来只想了解一下塘格木农场大地震时的情况，没想到竟有意外收获：大地震之前，那里还出现过监狱犯人大闹监，时间长达数月，犯人把床铺搬到了房顶上，成立了所谓的指挥所，甚至还把管教人员抓进监舍扣为人质，与政府进行所谓的谈判。这场闹剧后来被平息下去了，不久便发生了那场大地震。同是那一群犯人，在那样的背景之下，面对大地的震颤，竟然做出那样英雄般的壮举，这不能不发人深思。答案在哪里呢？
A。早在50年代初期，共和国为了维护新生政权的稳定，在新疆、青海等西部省区建立了一大批监狱，用来关押那些对新政权构成威胁的“危险分子”。70年代以后，这些“危险分子”渐渐失去了危险性，有的刑满释放，有的则得到政府特赦，监狱里服刑人员的成份发生很大变化，大部分是本省区的刑事犯罪分子。而像青海这样的省份地广人稀，犯罪分子的比例也远比内地人口稠密的省份要低，许多监狱的在押犯人数逐年递减，直到1983年全国“严打”期间，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的犯人被送来以后，那些日渐没落的监狱才再次出现“生机”。
各大城市的犯人是在不同的监狱分别关押的。塘格木农场关押的是北京籍犯人，而上海籍犯人则被关押在位于青海湖西南一百多公里处的哇玉香卡农场。几年之后，随着部分犯人刑满释放，各监狱的在押犯人数再次锐减。青海监狱局决定，对部分监狱的犯人进行“并监”。
关押在哇玉香卡农场的上海籍犯人被并入塘格木农场。
1987年1月25日，塘格木农场一大队迎来了从哇玉押来的一百多名上海籍犯人。震惊全国监狱系统的犯人大闹监便从此拉开了序幕。
事后查明，这次闹监是有预谋的。谢康民等三名幕后策划者受到严惩。
闹监是从伙食问题上开始的。塘格木农场的主要农作物是小麦，由于地处高寒地带，小麦品种不佳，如果全部用本地产小麦磨面，面粉质量较差。用这种面粉蒸出来的馒头颜色发黑，有点像荞麦面馒头。通常，农场都要从外地购进一批优质小麦，与本场产小麦掺在一起磨面。但是经常因为外购的优质小麦未能及时运到，农场的职工和管教干部也要吃那种黑面馒头，大家戏称“巧克力馒头”。在哇玉农场的上海籍犯人到达塘格木农场时，正好是优质小麦短缺的时候，农场所有的人都在吃“巧克力馒头”。犯人们借机向监狱方面提出抗议，理由是，上海人吃不惯这种黑面馒头，要吃大米饭。其实他们在哇玉也不是总有大米饭吃的，他们之所以刚到塘格木农场就胆敢闹事，是因为这里的管教干部对他们不熟悉，叫不出他们的名字，记不清他们的长相，闹了白闹。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欺生”，想给塘格木的管教人员一个“下马威”。
黑面馒头送来了，领头的犯人不让动，其他犯人谁也不敢吃。
有人在里面小声喊：“一二！”
其他犯人一齐大声喊：“我们要吃大米饭！”
“一二！”
“我们要吃大米饭！”
一开始是一个小队的犯人喊，接着是一个中队的犯人喊，然后是整个大队的犯人都喊起来了，像瘟疫，很快在整个监狱的各个角落里蔓延。
干了多年管教工作的老警察们还从没见过这等阵势，心里想，老子当警察还吃黑面馒头呢，你们犯人难道比老子还高贵？一生气，就把心里话喊了出来。少不了还要吹胡子瞪眼。于是犯人们又在管教干部的态度上找茬，把所谓态度不好的警察拉进监房扣为人质，要求与政府进行谈判。
他们提出的条件是，改善伙食，放松管理，犯人想干啥就干啥，想串队就串队，想喝酒就喝酒，想吃小锅饭就吃小锅饭，等等。总之，凡是监规不允许的事情，他们都要求政策放宽。
这还了得！简直是无法无天！分管改造工作的副大队长是个“强硬派”，他一声令下，把所有带头闹事的犯人全都关进了禁闭室。本来以为把闹事的犯人关进禁闭室就没事了，没想到每间禁闭室关进两个人，造成“爆满”（每间禁闭室通常只能关一个人），也没把真正的幕后策划者关进去，他们继续在犯人中间兴风作浪，犯人们继续闹事。“我们不吃黑馒头，我们要吃大米饭”的呼声此起彼伏。
鉴于这种形势，农场总部决定撤换分管改造工作的副大队长。新上任的副大队长是个“温和派”，主张以柔克刚。他对待犯人的态度比较和气，亲自到犯人中间去征求意见，并派人紧急调运大米，让犯人吃上了大米饭。没想到那些犯人都是些得寸进尺的家伙，你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反而以为你怕他们。按规定，禁闭室的犯人放风，只能分批进行，但是禁闭室关押的犯人太多，分批放风时间太短，因此他们要求延长放风时间，这就势必造成多批犯人同时放风的局面。结果，出来放风的犯人仗着人多，迅速占领了禁闭室的值班室，抢走电警棍和通讯设备，把值班干警撵出值班室，并登上禁闭室的房顶挥舞着电警棍大喊大叫，威胁管教干部说，你们要是进来，就把你们关进禁闭室。此事不仅惊动了青海省监狱局（当时叫劳改局），还惊动了司法部。
无奈，塘格木农场总部只好将这个“温和派”的副大队长撤掉，又换了一个副大队长。然而，这个新派来的副大队长上任十四天，就有四个犯人脱逃。两个犯人是在大田里劳动时逃跑的，另外两个犯人则是穿着自制的警服，趁着夜色，从监狱的大门大摇大摆走出去的！从大田里逃跑的两个犯人很快被捕获重新收监。从监狱大门化装逃跑的两个犯人，一个姓石，一个姓陈。五天后，石某在青海省的海南州被抓回，并被加刑3年；陈某逃回上海，隐匿起来。后来陈某重新作案，被上海市公安机关抓获，法院将其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2000年9月21日，我在塘河监狱三监区采访时，见到了仍在服刑的石某。他还清楚地记得，他们逃跑的那天是1987年8月11日。他和陈某都是因盗窃罪被判无期徒刑，并都在1985年被减为有期徒刑17年。但是他们仍然觉得刑期漫长，一直在策划越狱逃跑。犯人大闹监，给他们提供了越狱的机会。
当时监狱里一片混乱，监管工作基本陷于瘫痪。他们就利用这个“天赐良机”，把绿军被拆了，躲在没人的地方，由陈某望风，石某将其剪裁，缝制成警服，用纸壳做成大檐帽及帽徽、领章，再用油漆涂上颜色。然后趁夜间人少、风沙大、灯光昏暗、警卫人员麻痹大意之机，伪装成警察，混出监狱大门。
四名犯人逃跑事件发生后，农场总部不得不再次将负责改造的副大队长换掉，任命农场管教科干事马怀玉为一大队副大队长。马怀玉临危受命，走马上任。
监狱风云上海籍犯人大闹青海监狱（2）
B。马怀玉是山东人，1968年毕业于青海第二师范学院，被分配到塘格木农场学校当老师。
1985年底，监狱搞“三课（政治课、技术课、文化课）教育”，他被抽调到监狱管教科工作。1987年初上海籍犯人开始闹监的时候，他作为农场总部派出的工作组成员，下到各大队去做调研，并对犯人进行说服教育。因为他是老师出身，口才好，又懂得一些法律知识，并且不会讲粗话，犯人对他比较客气，也比较尊重。农场总部领导想让他发挥他的优势，去收拾一大队的乱摊子。
这时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犯人动不动就上了房，并把床架在房顶上，用被单子围起来，搭成一个简易房，犯人轮流在里面“值班”，远看像个蹩脚的岗楼，与大墙上武警哨兵的岗楼遥遥相对。——武警的责任是看守大墙，如果有犯人想翻墙逃跑，武警哨兵就会毫不犹豫地开枪射击。大墙之内的事情，武警哨兵一般是不管的，除非你闹出人命来。
犯人们一闹就是三四天，有时长达一两个星期。他们常常把监区的门封起来，不让管教干部进去。
塘格木农场面积很大，方圆百十公里，各大队之间的距离少则一二十公里，多则几十公里。
一大队离农场总部最近，也有一公里左右。一大队的监区是新改建的，在犯人入监之前，虽然进行清理，但是小钢筋头之类的东西埋在沙土里很难清理干净。犯人们把所能得到的铁器磨得尖尖的，藏起来当凶器。据后来不完全统计，当时近三分之一的犯人手里都有凶器。
有一次，马怀玉应犯人的要求去和他们谈判。一个叫周瑞林的犯人，隔着铁栅栏门，对马怀玉说：“只准你一个人进来，其他人不准进！”
陪同马怀玉的干警呵斥他道：“把门打开！”
周瑞林恼羞成怒，从袖口里顺出一个一尺多长的磨得尖尖的钢筋，对着马怀玉威胁道：“只准一个人进来，不然不要怪我不客气！”
双方近在咫尺，周瑞林一伸手就可以捅到马怀玉。但是马怀玉毫不退缩，他对陪同他的部下们说：“你们在外面等着。”
干警不放心地拦住他：“你一个人进去不安全。”
马怀玉淡淡一笑：“他们还能把我吃了？”
监狱里一共有八个小院，一个小院住一个中队，全大队共关押四百多犯人。按规定犯人是不能擅自串队的，但是在犯人闹监期间，所有的监规已被打破，其他小院的犯人擅自集中到七号院里来的有一百多人。
马怀玉独自一人面对一百多号犯人，而且很多犯人身上藏有凶器，按想象，气氛应该是很紧张的。事过十三年之后，当我向马怀玉问起这件事的时候，他用力回想当时的情景，回答说：“好像当时没怎么紧张。虽然院子里只有我一个人，但是我代表的是政府，院子外面，高墙上面，都是我们的人。要说紧张，犯人更紧张。犯人手里的凶器，主要是为自己壮胆。同时也是用这种方法，在犯人中间树立自己的威信：我敢向大队长亮家伙，你们谁敢？一般情况下，他是不会随便杀干部的。”
那次谈判的内容，仍是以前犯人提过的那些问题，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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