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相约-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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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几乎想溜走了。我最讨厌和别人争一件事情。这种时候，我会变得很不自信。
　　这时，王院长带着一群人呼啦啦走了进来。其中一个大胡子男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看他的样子，想必是导演。
　　“这位是中央台文艺部的张晓海导演，今天来咱们学校是为中央台一个新的栏目挑主持人。”院长指着大胡子冲我们介绍。
　　“这些都是播音系88、89级的学生，哦，还有一个88级外语系同学，陈鲁豫。”院长在演播室里找了一圈，终于发现了坐在最后一排的我。“她刚获得了北京市申办2000年奥运会英语演讲比赛的冠军。”院长叉着腰站在屋子中央，另一只手远远地指向我。于是整个演播室里三十几个人的目光唰一下都转向我，我窘得不知如何是好。
　　张晓海只是对我扫了一眼，没有任何表示。
　　试镜开始了。每一位候选人要做一段现场采访，被访者就是张晓海，采访内容不限，可以把张晓海假设成任何一个人。
　　这下子，我的兴趣来了。采访是我大学的专业课啊，尤其是那些外教，几年来，给我们成套地灌输了西方式的采访技巧：第一个问题是关键，要让对方明白，你对他很了解；问题要尖锐、要抓住对方回答中的漏洞穷追不舍……这些理论，今天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播音系的女孩一个个上场了。她们声音圆润、吐字清晰，几乎每个人都有着修长的身材和飘逸的长发。和她们相比，我显得太另类了。我的另类并不是酷，而是指我的外表没有一样符合传统美的标准。
　　不过，这反而让我信心十足。因为，我的逻辑是：另类=和别人不一样=容易被记住。
　　所有的同学都考完了。从张晓海礼貌的表情就可以看出，没有惊喜。
　　该我出场了，我拿着麦克风对张晓海说：“我就采访你。”
　　“行！”张晓海老实地点点头，但眼神里却有一丝不易觉察的不耐烦。毕竟，他已经站了两个多小时。
　　对张晓海我并不了解，只知道他是中央台文艺部最有潜质的年轻导演之一，广院毕业，仅此而已。但我隐约记得中央台文艺部还有两个大胡子导演：赵安、张子扬，也颇有名气。于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就从大胡子开始：
　　“为什么文艺部的导演都留大胡子？你、赵安、张子扬。”
　　张晓海愣了一下，我紧接着提出了问题的关键：“你们3个人是中央台最年轻有为的导演，你们之间的竞争厉害吗？”
　　后来，张晓海多次提到我对他“恶狠狠”的采访，说我的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逼得他没处躲没处藏。
　　如今，我已经采访了许多人，我知道，温和、宽容远比咄咄逼人要有力得多。可我一直很欣赏自己当年对晓海的提问，那是真正的锋芒毕露、畅快淋漓。
　　感谢晓海，不仅没有“恼羞成怒”，还能不计前嫌，从众多靓丽的广院女生里选中我来主持《艺苑风景线》。
　　从此以后，我和电视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开始我就没有退路

　　1998年，我回到母校北京广播学院和外语系的学弟学妹们见面。同学们早早地挤满了当年我们上大课用的阶梯教室，黑板上写着几个大大的粉笔字：欢迎鲁豫回家。当掌声响起的时候，我内心的感动和感慨无法言说。
　　一个女生代表全系向我表示欢迎，她的致辞让我恍如隔世：“10年前，鲁豫也在这间教室上过课。”
　　我心里咯噔一下，10年了吗？我从没想过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一直以来，我的内心还保持着一份学生情怀，而且始终像个大学新生，心里怯生生的，对一切充满好奇和敬畏。
　　一开始我就没有退路
　　1988年入学时，我们外语系人丁并不兴旺，只有国际新闻一个专业，一个年级又只有一个班，每班20人。
　　作为新生，我对高年级同学很是羡慕，觉得他们成熟、漂亮、能干。平时，总能看到他们背个包，风风火火地在广院门口伸手招一辆十块钱的小面，忙着往电视台跑。我常盯着他们的身影发呆，恨不得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在电视界大显身手。
　　我眼巴巴地盼着大学第一年早早过去，系里再来些新生，也能够尝尝高年级面对低年级时，那种关怀、自信又略带傲气的感觉。
　　等啊等，等来的结果却是1989年外语系不招生。眼看着其他系的88级学生终于修成正果，抬头挺胸地做起了老资格的师哥师姐，我心里颇有些失落。无奈，在外语系，我们班还是年级最低的班级。就这样，大学二年级了，我还像个新生似的，每天怯怯地去食堂吃饭、去水房打水。
　　大三开始了，外语系终于迎来了90级新生。可我，很长时间里还是找不到高年级学生的感觉。
　　一天中午，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食堂吃饭。一个高大漂亮的女生坐到了我的旁边，我抬头看了她一眼，含着满口饭菜勉强抿了抿嘴算是打招呼。她，大大方方地冲我一笑，用一听就知道是播音系学生的悦耳嗓音亲切地问我：
　　“你，是哪个年级的啊？”
　　“88的。”我伸了伸脖子吞下了嘴里的饭，声音小得像蚊子。
　　漂亮女生半张着的嘴一下子合上了，她开始埋头吃饭。
　　“请问，你是哪个年级的？”我鼓起勇气问她，心里其实很清楚，她一定是87级的，要不然怎么能有那么自然又老练的神情呢？我练了两年多了，还没练成呢。
　　谁想，她的声音低了八度：“我，是89的。”
　　我感觉自己的背一下子挺直了。从此以后，我终于没有了新生的羞涩和胆怯。
　　我从来都不是刻苦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一路都是晃晃悠悠的。高三就算比较认真了，也远没到头悬梁锥刺骨的地步。倒是进了广院，我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起来。终于没有了数理化的欺压，每天一堂接一堂的全是我喜欢的英文课，我开始感受到了学习的快乐。
　　我突然变得刻苦，还有一个原因。
　　我的父母都是北京广播学院六十年代的毕业生，外语系不少老师都认识他们，个别老教授当年也给他们上过课。所以，我入学的第一个星期，几乎每一门课的老师在说完开场白之后，都要问一句：“你们当中，哪位同学是陈鲁豫？”
　　我总是乖乖地举起手。
　　老师们会仔仔细细地打量我一番，然后说：“我认识你的爸爸、妈妈。”
　　这句话在我听来意味深长，我的解读是：“你爸妈当年成绩都不错，不知你的表现怎么样？”
　　所以我一开始就没有退路，只有努力地live　up　to　their　expectations。（不让别人失望。）
　　其实，我的高考分数在全班20人里是比较低的。但是，老师们从开学第一天就格外关注我，一方面是因为我父母的原因，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在面试时，口语表现优异，老师们觉得我是可造之才。
　　这下好了，内因外因都决定，我必须做个成绩优异的学生，否则老师们失望不算，我爸妈脸上也无光。
　　于是，在广院宽松、自由的校园里，我成了个整日埋头读书的乖学生。
　　在广院，外语系的学生非常好辨认。
　　任何时间，你要是在校园里看见一个学生，一手抱一本厚厚的Webster（韦氏）字典，腋下夹一张过期的China　Daily（中国日报），另一只手还在耳边举着一个小小的短波收音机，收音机刺刺嚓嚓地放着不清楚的Voice　of　America（美国之音）或BBC的英文报道，不用问，肯定是外语系的学生。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们没有Internet，看不到原版英文电影，更没钱买英文报纸杂志，就连人手一本的Oxford（牛津）、Longman（朗文）、Webster（韦氏）字典也只买得起翻版的。虽然那会还没有知识产权、正版、盗版这些概念，可我总觉得花二三十块钱买一本原价二三百元的字典是有点问题。当然，两种字典有着天壤之别，正版很轻，我们用的翻版字迹模糊而且死沉死沉的。
　　那时候，外语系的学生自我感觉非常好。招生时都听说了，国际新闻专业之所以要上5年，是因为除了文化课，我们还要接受小到开车、大到开飞机的训练，将来好胜任驻外记者的工作。要学的东西这么多，4年时间不够用。
　　开学第一天，我们班就不住地催老师：“什么时候安排我们开飞机啊？是战斗机吗？”
　　我们宿舍的关娟娟现在是国际广播电台一名出色的记者，曾经在以色列那么危险的地方驻站整整两年。当年，她只是个娇滴滴的南方女孩。大家一聊天，发现她连自行车都不会骑，于是狠狠地挤兑了她一下。
　　“这有什么，”关娟娟撇撇嘴，“我将来是要直接开车、开飞机的，自行车，谁稀罕骑啊？”
　　时间过去了一年又一年，等到毕业时，我们才醒过闷来，互相追着打听：“开车、开飞机的谣言是谁造的？”
　　只是苦了关娟娟，一直巴巴地等着，恐怕至今也不会骑车吧。
　　除了外语系，播音系的学生也很好认，听声音就行了。
　　早上7点开始，宿舍楼附近的小路上、操场上，到处能听到播音系学生在字正腔圆地练习播音。每次从他们身边经过，我都误以为自己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这让我骄傲极了，觉得广院是个与众不同的学校，我的同学们个个才华横溢。
　　在食堂排队买饭的时候，我曾经听到两个播音系男生之间的一段对话：
　　学生甲（嗓音嘹亮，字正腔圆）指着笸箩里的馒头：“师傅，来一个馒头。”
　　身后学生乙（声音浑厚，明显带有胸腔的共鸣）探身关心地问：“一个馒头够吃吗？”
　　学生甲转身：“我还要二两粥。”
　　这段话干着念没什么意思，你想象用播音员的声音一板一眼地播出来会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咱们会被处分吗？

　　广院的学生很少有不谈恋爱的，我当然不例外。
　　校园爱情很单纯，无外乎男生在女生宿舍楼下眼巴巴地等着女朋友下来，然后两人手拉手一起去食堂、去图书馆。万一吵架了，操场恐怕是最佳去处。400米长的跑道，一圈圈去走吧。第一圈女孩还眼泪汪汪的呢，走第二圈多半就雨过天晴了。
　　一天中午，吃过午饭，我和男朋友（现在是老公了）溜溜达达在校园里散步。走到一片核桃林前，他突然停下来，用手拍拍我的脑袋：“你先回宿舍吧，我去教室拿点东西。”
　　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到身后一声大喝：“大白天的，你们俩在校园里干什么呢？”
　　我和他同时转身，发现是学院的一位领导，正怒目圆睁地盯着我俩。
　　“我们怎么了？”他纳闷地问院领导，声音里的不耐烦我是听出来了。
　　我心里忽悠一下，他该不会是没认出院领导吧。
　　“你们是哪个系的？在校园里拉拉扯扯像什么样子？”院领导的声音更大了。
　　我的头嗡地一下，天哪，拉拉扯扯，这在我听来和校园里贴出的“某某和某某在宿舍被当场抓住”的处分布告一样可怕呀。我的脑海里立刻出现了声名狼藉、名誉扫地这些词。
　　不时有学生从我们身边经过，都会好奇地看上两眼，这更让我羞愧难当。
　　“你凭什么出言不逊、血口喷人？”他平常语言朴实，说的都是大白话，没想到被逼急了，反倒出口成章。
　　“你这个学生，是什么态度？走，跟我到保卫处去！”领导怒不可遏。
　　“别说了。”我吓坏了，想伸手去拽他，又怕院领导再给我们罪加一等，只能作罢。
　　“你先走吧。我跟他去保卫处，非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他知道我胆子小，所以一个劲赶我走，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
　　我那天真不够意思，竟然丢下他仓皇而逃。
　　下午两堂课我一点都没有听进去，心里总在嘀咕，学校该贴布告处分我们了吧。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屈打成招的冤假错案。我就是个例子，原本坦坦荡荡的什么坏事也没做，被老师一吓唬就觉得自己真犯了生活作风错误。
　　“你知道那人是谁吗？”一下课，就见他笑嘻嘻地站在教室门口等我。
　　“会怎么处分咱们俩？”我又忘了男女授受不亲，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没事，到了保卫处我才知道那是院领导，于是赶快承认错误，领导还算宽宏大量，挥挥手就让我上课去了。”
　　我惊喜交加地看着他，一种劫后重逢的幸福感油然而生。

　　管学生，广院老师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我们广院的学生天性大多自由奔放又略带散漫，这样的学生如果一板一眼地严格管理，效果未必好。广院老师可是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有一阵，学生食堂浪费食物现象很严重，教务处于是召集全院在礼堂开会。我在口袋里塞了本琼瑶小说准备去会场消磨时光，反正老师准会讲一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之类的老生常谈。
　　可是，老师竟饱含深情地念了一封学生家长致院领导的信，其中一段大意如下：
　　“我是一个农民，只念过小学。如今，我的儿子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我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在经济上保证他完成学业。我们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在他入学前，为了凑够路费，我去医院卖了一次血。我给领导写这封信，就是希望你们严格管理我的孩子，让他知道，父母抚养他不容易，他要争气。”
　　这封信念完，全场鸦雀无声。这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食堂的垃圾桶里真的再也看不见整个整个的馒头了。可信也带来了后遗症，整整一个学期，周末一回家，我就悄悄地观察我爸，怎么看怎么觉得他刚刚卖过血。偏偏我爸肤色白，这让我更加坚信，他每个月给我的零花钱都是他卖血换来的。
　　这让我痛不欲生。
　　暑假一到，我就找了份家庭教师的工作，每周两次，每次一小时，时薪5块钱。一个假期下来，我赚了差不多100块钱，心里总算好过了些。就算我爸还要卖血，也可以少卖些了。
　　广院就是这么不动声色地教育着我。
　　王纪言是凤凰卫视的副总裁，中文台台长，我在校时是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