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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相约-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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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用稿子，把新闻说出来吗？
有一天，院长在他的办公室里问我：“公司准备开一档清晨的新闻节目，你来做，好
不好？”
那是1998年年初，我正在活蹦乱跳地主持《音乐无限》。
院长的话让我愣了一下。我本能地想拒绝：“开玩笑！大清早那么不好的时间给我，我才不做呢。”
可我还是动心了。沉默过后，我说：“让我考虑几天。”
那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考虑转型的事情。做娱乐节目实在和我的性格、兴趣相差太远。要我每天介绍刘德华、黎明的歌有多好听，对我是一种折磨。
“不如，去做新闻吧。”我对自己说。
“可是，新闻节目有什么好做的呢？不就是别人写的稿子，你照着念就完了吗？这有什么意思？”我常常想象当我遇到难以选择的事情，我的脑海里会有两个小人打架。如今，这样的情形真的出现了。
我苦着脸去找文涛：“你得帮我出出主意。”
正是傍晚时分，我和文涛坐在黄埔花园的大排档里，四周一片嘈杂。
“你说，我能不用稿子，把新闻说出来吗？”我鼓起勇气，把自己近乎疯狂的想法告诉了文涛。
“当然可以啊！”文涛专心致志地看着菜单，回答得有些心不在焉。
“可是，万一我说不下去了，没词了，怎么办？”
“慢慢说呗！就像你现在和我聊天一样，也没有稿子，不是说得挺好的吗？再说，咱们哪一次直播是有稿子的呢？”文涛一边说一边招手叫过服务员，抓紧时间点了菜。
“那不一样啊！直播的时候通常是咱们两个人，都处于平常自然的说话状态，说错了也很容易纠正，不会觉得尴尬。做新闻可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你跟观众聊不就得了。”文涛点了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眼睛滴溜溜地四下乱转。
“那，观众不烦啊？万一我说得嗦了怎么办？”
“语言精练点，你绝对没问题。”饭菜上来了，文涛不再理我，低头忙着喝汤。
我夹着一筷子芥蓝愣在那，心里突然有一种起跑前的兴奋和恐惧。
第二天，我对院长说：“好，我做。”语气很是悲壮。
3月31日晚上，老板在尖沙咀一家韩国料理店请内地来的同事吃饭，庆祝凤凰中文台成立两周年。大家忙着烤肉、倒酒、吹牛，热热闹闹地像是在过节。
可我一点胃口也没有，身体在不停地发抖。第二天一大早，《凤凰早班车》就要和观众见面了，也许，我的主持人生涯也将就此终结。
饭桌上没人注意到我的异样。
我不停地看表，如坐针毡。9点钟，我终于忍不住了：“各位，我先走一步了，明天早晨4点就得起床！”
同事们于是七嘴八舌地和我告别：
“祝你明天好运！”
“别紧张！”
“开玩笑，她怎么会紧张呢！”
……
走出餐厅，我站在人来人往的马路边上发呆。晚上9点的香港，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可我，从此就要和这缤纷喧哗的夜晚告别了。
回到家，我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一直到凌晨1点钟才迷迷糊糊地合上眼。
被闹钟吵醒的那一刻，我真的连上吊的心都有。
凌晨4点的香港一片寂静。
我机械地起床、穿衣、洗漱，始终低垂着双眼，不敢看镜子。刚刚睡醒的脸总是惨不忍睹，更何况没睡醒呢？
刷牙时，我还是偷偷地瞟了一眼镜子，我的样子果然可怕。
4∶30，我走出家门，外面仍是一片漆黑。公司离我住的地方很近，慢悠悠地晃过去也不过5分钟。凌晨时分的街道在路灯的映射下显得格外静谧，真没想到，香港还有这么沉静的时刻。平常熙来攘往的人行道上此刻只能听到我的皮鞋踩出的咔咔声，一股淡淡的海腥味从不远处的维多利亚港湾飘过来，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微凉潮湿的空气，心境渐渐地平静下来。
来到公司，眼前热闹的景象吓了我一跳。
演播室的门开着，技术人员进进出出地正忙着调灯光、查线路。毕竟是《凤凰早班车》的首播，大家心里都没底。
我有点紧张了。
直播前的一个星期，我曾经和《早班车》的工作人员一起演练过两次。结果是一塌糊涂。
我的老板有一个很好的创意：香港每天有十几份早报，内容丰富、及时，可以补充早间电视新闻报道的不足，又能为各地观众尤其是内地观众提供一个了解香港的窗口，建议在《早班车》里引用报纸内容。于是，如何在电视上“读报”就成了我演练时的重点。
第一次演练前，我跑到报摊对摊主说：“把每种报纸都给我来一份。”
到了办公室，我把所有的报纸摊在桌子上，才发现精明过人的报贩子把《朝日新闻》、韩国、菲律宾报纸一股脑都卖给了我。
两个小时后，我恍恍惚惚地从报纸堆里抬起头来，突然意识到，我看得太过投入，完全忘了看报纸的目的是为了“读报纸”。
第一次演练，以我对着镜头张口结舌而告终。
第二次演练前，我一再告诫自己：报纸别看得太入迷，忘了自己该干什么。
这一回，我吸取了前车之鉴，拿出了记忆力好这个杀手锏，把每一家报纸上的头版新闻都背了下来。可是，导播急了：“鲁豫，你念一份报纸就用了5分钟，我们整个节目的时长只有半个小时啊。”
“怎么办，我完全找不着在没有稿子的情况下，说新闻的感觉。”这就是4月1日凌晨4点35分，我看见公司里忙忙碌碌的直播景象时，内心惶恐。
我恨不得临阵脱逃。
不过，害怕归害怕，我知道，到了真正直播的时候，一切都会好起来。
7∶15分，我走进了演播室。
从化妆间到演播室，要经过一条窄窄的走廊，50多米，还有个拐弯。平时，我总是连跑带颠地，常常和从另一个方向拐过来的同事撞个满怀。可今天，我迈着四平八稳的台步慢慢地朝演播室走去，连头都不敢晃一下，生怕动一动就把刚刚记住的新闻忘掉。
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我站在摄像机前，嘴里还在念念有词。
这时，老板和院长走了进来，两个高大魁梧的身影在我面前一站，小小的不到20平方米的演播室显得更狭窄了。
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地给我做战前动员：
“别紧张！”“没问题！”
我已经进入了直播状态，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若无睹。看见老板和院长，也没什么反应，仍然呆呆地在那自言自语，像个精神病患者。
7∶30分，《凤凰早班车》准时开播。
半小时后，直播结束了。老板立刻召集所有主创人员开会。
我先去化妆间换了衣服，才端着咖啡杯一溜小跑地冲进了会议室。我急不可耐地想听到别人对我第一天直播的评价。
推开会议室的门，我的眼睛立刻被明亮的光线晃得闭了起来。早晨8点钟的阳光正穿过会议室的落地玻璃窗，暖暖地照在每一个角落。
原来，天，早已在我忙碌之间，悄悄地亮了。
老板微笑着看看大家，说了三句话，我永远都记得：“《早班车》很成功！鲁豫说新闻的风格将在中国电视史上占有自己的位置。鲁豫，就这么做！”
开完会回到家，我在客厅里站了5分钟，一动不动。
我突然觉得后怕：“如果刚才的直播我做砸了，可怎么办？”
这么一想，几天来的压力、焦虑、睡眠不足一下子全反映出来了。我站在屋子中央，放声大哭。
等情绪平复下来，我走进洗手间开始卸妆。我一边抽抽噎噎地擦着哭花的双眼，一边喃喃自语：“我做成了。”
这一来，眼泪又哗哗地流了下来。
这个女孩好奇怪
在香港，每一座公寓大楼的大堂都坐着一个保安。说是保安，却多是些年过半百的香港大爷，真不知道凭他们的体格怎么能保居民的平安。不过，我倒挺喜欢我们楼那些大爷。他们态度友善，看见我大包小包地回来总是热情地帮我开门。但我从不和他们聊天，因为大爷们都听不懂普通话，我又不肯入乡随俗，一句广东话也不会。于是，我和大爷们只能用点头，微笑进行沟通。保安大爷平常大概只看粤语影片，所以并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在大爷眼里，我是一个经常出差的大陆女孩，没准是空姐吧！
我开始做早班车了。第一天凌晨4∶30大爷见到我端着咖啡杯，睡眼惺忪地走出电梯时，吃惊得甚至来不及冲我微笑了。我呢，那么早起床，人又紧张，根本没心情和他打招呼，只是直眉瞪眼地晃出了大楼。
第一天的直播很成功。八点半钟，我带着焕然一新的心情回家了。在大门口见到上早班的大爷，我咧开嘴冲他乐着，又破天荒地用广东话说“早安！”
大爷看见我，样子有些吃惊。我突然意识到，我还没卸妆呢，和平日里素面朝天的样子大概有些距离。我倒没多想，乐呵呵地进了电梯。
早班车顺利地开通了，我也过起了和别人的日程表截然不同的生活。保安大爷们开始觉得奇怪，这个女孩突然不出差了，每天早晨4点，外面还黑咕隆咚呢，她就披头散发，神情恍惚地出门，见人也爱搭不理的。到上午8、9点钟，正是别人出门上班的时间，她倒浓妆艳抹地回家了，她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大爷们仍然冲我微笑，但笑容中多了一丝忧郁和担心。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大爷们的表情愈来愈忧伤。我知道他们有话想问我，但又不好意思打探别人的生活。于是，我们就在尴尬中保持着沉默。
时间大约过了半年。
有一天，我最喜欢的大爷“我心狂野”（这是我和许戈辉给他起的名字。因为他是所有保安中最害羞的一个，脸上总是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但我和许戈辉却认为他是那种外表冷漠，但内心火热的人。所以起名“我心狂野”。）在我下楼取信的时候，一直在我身边溜溜达达，那天我的信又特别多，我正一封封地翻看，顺便把垃圾邮件扔进废纸箱，大爷突然冒出了一句广东普通话：“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愣住了，不相信大爷居然有勇气说起了国语，我大为感动，一字一句地说：“我在电视台工作！”
“电视台！”大爷大声重复了一下，神情明显轻松了许多。“你早晨返工好早咯！”大爷又问了一句，这回广东话又出来了。
“对，因为我是做晨早新闻的！”我也用普通话的发音加进了广东话的词语。
“哦……！！！！”大爷一定是粤剧票友，那一声“噢”足足拖了10秒钟。从那声音里，我听到了如释重负的感觉。我读懂了“我心狂野”的潜台词：“我说我一把年纪，见多识广，不会看错人的，这个女孩是个好女孩！”
这下我倒不好意思了。我红着脸，说了句“唔该噻！”（谢谢！）注解就抱着信冲进了电梯，大爷一直看着我，脸上笑开了花。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我乐了。
“完了，我长针眼了！”
我的同事梁冬在广州过完周末回到香港，星期一去公司上班，一见到我就兴奋地说：“我最近见了一个大师，算命特准，我请他帮你也算了一卦，我给了他一个鲁字，但没告诉他是陈鲁豫，真神了，他想都没想就说：‘你这个朋友工作很辛苦啊！你看，鲁字分开来，就是刀在田上，日在线下，也就是说，你这个朋友和农民差不多，天不亮就拿把刀下地干活去了。’”
梁冬说到兴奋处，胖乎乎的手在我眼前比比划划：“鲁豫，难怪你早班车做得那么好，你天生就该主持《凤凰早班车》啊。”
我被他气得直翻白眼，一口气眼看就要喘不上来了。
这场对话发生在1999年底，正是我的体力接近崩溃的时候。从1998年3月31日开始，我一个人主持每周5天的清晨直播节目《凤凰早班车》，凌晨4点就要起床，每天睡不到5个小时。一年半下来，我能感觉得到，我的身体就快散架了。可人的意志力真是个神奇的东西，它始终支撑着我急需大修的身体，而我的身体也很给面子，总是乖乖合作，从不罢工。慢慢地，我也不知天高地厚起来，真以为自己有着金刚不坏之身。
直到那天凌晨4点整，追魂夺命的闹钟铃声把我从沉睡中叫醒。
我躺在黑暗中，根本动弹不得，已经清醒的意识里满是绝望。刺耳的铃声足足响了1分钟，更衬托出外面的一片死寂。
5分钟后，我从床上挣扎着爬起来，心里万念俱灰。一个只睡了不到5小时的人，她在凌晨4点起床的那一刻，对人生的态度不会太积极、乐观，没有自杀倾向已经谢天谢地了。
我闭着眼，一步三晃地进了洗手间，身上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说不出哪不对劲。平常，我在凌晨4点的时候，除了头疼，心慌，胸闷，四肢发沉，浑身哪都不舒服以外，也没什么特别难受的地方。而此刻，我的左眼一跳一跳地又涩又疼，这是前所未有的。
我还是不以为意，低下头开始洗脸。冰凉的水一浸到脸上，我这才完全清醒过来。仰着湿漉漉的脸，我眯缝着眼睛伸手去够架子上的毛巾，突然，我浑身哆嗦了一下，两只眼睛瞪得老大，镜子里的景象令我惊恐万分：我的左眼上眼睑红彤彤的、一个模样狰狞的肿块清晰可见。
“完蛋了，我长针眼了！”
6点整，珍姐走进了化妆间。她是凤凰的化妆师，有着一双化腐朽为神奇的手。一见到她，我好像没娘的孩子看到了亲人：
“珍姐，”我的声音发抖而且带着明显的哭腔：“怎么办哪，我的眼睛肿了！”
珍姐使劲盯着我，一向沉静温和的脸上第一次流露出不知所措的表情。
“肿得好厉害。没办法，我多扑些粉试试吧。”珍姐的脸上也是愁云密布。我知道，她技艺高超，又一向对自己要求甚严，如今我的眼睛肿得像水蜜桃，她的本事再大，也回天乏力了。
我愁得不知如何是好，只能闭着眼，任由珍姐的手指一遍又一遍轻拍在我的左眼上。
6点45分，我准时坐在了主播台上。一戴上耳机，我就听到导播室里一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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