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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相约-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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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外语说粗话我觉得不算什么，好歹也是练习口语啊！
“这叫什么×××安检！”我开始用英语骂人了。各位同胞请相信，我平日十分的淑女，语言总是优雅而得体，但用英语说起粗话来，面前真站个美国人、英国人也未必是我的对手。反正，用外语说脏话我觉得不算什么，好歹也是练习口语啊。
“对不起，香烟是我的。”旁边一个包头巾、穿长袍，模样酷似阿拉法特的阿拉伯男子凑到我旁边，伸手去够香烟。
“慢着！”我挡住他，回过头去找“芭芭拉”和“内塔尼亚胡”，“安检这么严肃的工作，你们竟然如此地掉以轻心。真要出了事，谁负责？”我声色俱厉，语言风格像极了党小组会议上语重心长的支部书记。
“芭芭拉”狠狠地看了一眼“阿拉法特”，这才相信那烟的确不是我的。她自知理亏，于是红着脸，表情又哭又笑地看着我，嘴张了张，却什么也没说。
“我们来帮你装箱吧！”呼啦啦，我身旁一下子围了5、6个高大威猛的以色列小伙。
“Dont touch my stuff！”（我看谁敢碰我的东西！）我委屈极了，不争气的眼泪正在一点点地涌上眼眶。
我只是想看看以色列，仅此而已。何苦这么舞刀弄枪的？
我拼命忍住眼泪，埋头整理箱子。
刚才还闹哄哄的房间突然变得很安静。“芭芭拉”、“内塔尼亚胡”一直在我耳边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好像是在道歉。我谁也不理，只是专心地叠我的披肩。
不知过了多久，我忙忙叨叨的手终于停了下来，低头看看箱子，又满满当当、整整齐齐的了。我这才抬眼示意“芭芭拉”：“还查吗？不查就关上。”
又是“内塔尼亚胡”，识趣地扣上箱子。
我不说话，等着看还有什么好戏。
“我们可以走了。”“芭芭拉”的话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愣了一秒钟，然后好像怕谁反悔似的，转身就往外走。都快到门口了，才听到身后叮叮咣咣地有几个人跟了上来，想必带着我的行李。走出大门我才意识到，其他的老外已经不见了。
天黑透了。我看了看表，荧光指针指着9：45。
我恍惚地坐上面包车，又被“芭芭拉”带回了机场候机大厅。我乘坐的班机正在做最后一次召集。眼看磨难到了尽头，可我对即将展开的旅程一点兴趣也没有了。
一个又高又胖的黑人裹在一件雪白的袍子里，从远处急急忙忙地跑来，身上左右各挎一个鼓鼓囊囊的旅行袋。后边气喘吁吁地跟着比他还胖的太太，手里还领着个5、6岁大的小男孩。一家三口要飞的是纽约，登机口就在隔壁。
我很羡慕他们，能自由自在地赶飞机，不像我，身后老有“芭芭拉”像影子一样跟着。
我今天的计划全被他们打乱了。
平时，从香港出差去外地，我总是提前一个小时到机场，托运行李、领登机牌、过关，所有的手续办完之后，还会有40多分钟可以闲逛。我会先到书店挑一堆杂志在飞机上消遣，再去免税品店帮朋友买些香烟，然后，我一定要去卡蒂亚专卖店看看他们又来了什么新的货色。最后，如果还有时间，我会去休息室，喝杯咖啡，打几个电话。我喜欢这样，不紧不慢地。可现在，我什么也来不及做了。
登机口的香港地勤人员一再地向我这边张望，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想跑去几十米外的书报亭买本杂志，否则，这一路上，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打发。
我转身正要走，却差点撞上紧挨我站着的“芭芭拉”。
“What？？？”（你想干吗？？？）我冲她大叫了一声。她的大眼睛忽闪闪地看着我，目光里满含着请求，我恍然大悟，他们对飞以色列的外国旅客采取的是一对一的全程盯人战术。
“我现在是不是除了上飞机，不能去任何地方，否则，你们又要重新查我？”
她苦笑着点了点头。
我彻底崩溃：“好吧，我登机了。”说罢转身就走，好像听到“芭芭拉”咕哝了一句谢谢你。
登机口的地勤人员见到我都长出了一口气，看样子，我的确是最后一名乘客。
公务舱今天满员。我不知道该坐在哪里，也懒得查票根，看到靠过道还有一个空位，于是也不等空中小姐领路就径直走了过去，然后，一屁股坐下。这才感觉到，自己已是心力交瘁。
“Shalom！ Im your neighbourui。 My name is……”（你好，我是你的邻居，我叫……）我迷迷瞪瞪地顺着声音望过去，这才注意到我的邻座是一个50多岁的男子，是犹太人，而且是以色列的犹太人。
我从不种族歧视，但今天，某些人真的是得罪我了。我把手一挡，不客气地说：“Leave me alone。 Im not in the mood for chitchat。 For the past three hours I was interrogated and searched by the airline； which is something Ive never seen before。 I dont think I even want to go to Isreal。”（别理我，烦着那。刚才，你们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人审了我快3个小时，真是活见鬼。鬼才要去你们国家。）我心里想说的其实是中文版本，可英文一出口，我还是本能地采取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文风。说到底，人家老大爷对我客客气气地，我总不能太失礼。
虽说如此，他还是被我突如其来的一顿抢白弄愣了。过了半天才回过神来：“对不起，我只是想打个招呼，因为我们是邻居。我没注意到你的情绪，很抱歉。你可能不太了解，所有去以色列的人都要被细细地盘查，当然，对外国人会检查得特别仔细。可即便是以色列人，如果刚刚去过一些敏感国家也要被查个死去活来。”
他的英文很好，一句死去活来让我的嘴角动了动算是微笑。见我有了笑模样，他的语气更慈祥了：“请你谅解，我们以色列是个特殊的国家。这么多年来，我们安身立命的原则就是，在确认你是朋友之前，先假设你是敌人。这是我们的生存方式。”
这就是以色列，还没见到它，已经感受到它的紧张气氛了。
恶劣的环境在10小时内改变了我，带出了我性格中强硬的一面
我声色俱厉地用英语吵了起来，这一段余秋雨老师有过描述“我们的陈鲁豫出场了。她以北京市英语演讲赛冠军的语言锋芒，劈头盖脸地问了他们一连串问题又不容他们回答。我不相信他们能完全听明白语速如此快的英语，但他们知道，这位小姐发的火比刚才那位更大，而她背后，站着一排脸色峻厉的中国男人。”
可我就是想采访萨达姆。
我甚至想到了一个邪恶的方法：出钱。
这个题目或许会引起误会。
1999年，我在伊拉克呆了10天。10天的时间很短，根本无法经历一场轰轰烈烈的异国绯闻。不过，那10天我的确是全心全意、朝思暮想地渴望见到一个人，见到他的照片我会兴奋地想象我们见面的样子，那份痴狂倒是和热恋没什么区别。
我说的是萨达姆，当时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
恶劣的环境在10小时内
改变了我，
带出了我性格中强硬的一面
1999年的伊拉克，是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国家，巴格达通往约旦首都安曼的公路是当时他和外界惟一的联系纽带。偏偏那条公路因为常常发生恶性交通事故而得了个晦气的绰号——死亡公路。
1999年11月的一天，我和“千禧之旅”的同伴们天不亮就从安曼出发了。
我们计划得很周密：上午7点左右到达约旦和伊拉克交界处，保守估计，中午之前总能完成烦琐的边防手续，然后马不停蹄开车赶路，6点天黑前肯定进入巴格达市区。约旦首都安曼的公路是当时它和外界惟一的联系纽带。偏偏那条公路因为常常发生恶性交通事故而得了个晦气的绰号——死亡公路。
1999年11月的一天，我和“千禧之旅”的同伴们天不亮就从安曼出发了。
我们计划得很周密：上午7点左右到达约旦和伊拉克交界处，保守估计，中午之前总能完成烦琐的边防手续，然后马不停蹄开车赶路，6点天黑前肯定进入巴格达市区。
死亡公路不是闹着玩的，大白天还常常出事呢，晚上开车无异于自取灭亡。
11月初，中东地区的早晚温差已经很大了。中午的阳光火力十足，能烤死人；可天一黑，就得在毛衣外面再加一件厚外套。
那天起得早，外面天色漆黑。想到整个白天我都要在车上和边境度过，就只穿了件T恤衫和长过膝盖的短裤，出发前才在身上又套了件羽绒服。
出门的时候，果然是天寒地冻。
一路顺利。
6点才过，我们的5辆吉普车已稳稳当当地停在了约旦一方的边防检查站。这一路，对约旦这个小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约旦人并不富有，但热情、善良而正直。已故的侯塞因国王个子不高却是个政治巨人，把一个资源贫乏的小国打理得井井有条。特别是在中东这样纷繁复杂的环境中，约旦不仅安然生存着，而且在众多国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约旦海关的工作人员个个温和有礼，将护照还给我们的时候，一再叮嘱，进入伊拉克后一定要小心。我们嘴上应着，心里已经兴奋得不得了，恨不得一步跨进伊拉克。
头天晚上，我们“千禧之旅”全体成员开了个战前动员会，中心思想是要大家对伊拉克做好最坏的准备。不知道别人的心境如何，我只是对第二天的行程满怀着憧憬。不过，憧憬归憧憬，我还是仔仔细细把全部行李翻了一遍，销毁了一切和以色列以及“邪恶的西方社会”有关的痕迹：在耶路撒冷老城区买的死海泥面膜得撕掉包装，那上面全是希伯莱文；我的两个旅行箱跟着我走南闯北，箱身上贴满了各国机场、航空公司花花绿绿的标签，走到哪都会引来啧啧赞叹：“箱子够酷的，还真去了不少地方。”虽然舍不得，我还是狠狠心把不干胶的标签撕了个乱七八糟。看着瞬间变得丑陋不堪的箱子，心疼得要命。
“没什么可怕的！”我是带着这个念头入睡的。
8点整，我们已越过约旦边境，进入了伊拉克。
伊拉克的边防检查站就是荒郊野外几排孤零零的平房，我把车窗摇下来，将整个上身探出去。高远清朗的天空，一望无际的干枯土地，我的脑海里一下子蹦出一句英文：Im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我在一个鸟不生蛋的荒凉之地。）
每到一地，车队里负责和边防海关打交道的丽丽捧着大家的护照办手续去了。谨慎起见，其余人员一律在车上等待。
天开始热了，我脱掉羽绒服，把它叠成枕头，倒在后座，开始睡觉。
不知过了多久，我揉揉眼睛醒了。车厢里热得像个蒸笼，我的脸上、身上全是汗。我呆呆地躺了有一分钟，搞不清这是什么地方。
“呦，鲁豫醒了，睡得还挺香。”我坐的5号车司机勇哥从车外伸进头来。
“几点了？咱们到哪了？”
“一直没动窝，都快一点了，还等着呢。”
“什么？”我一下子坐了起来，起得太猛，头昏沉沉的。
这还了得，如果天黑之前到不了巴格达，摸黑走死亡公路，是闹着玩的吗？
我开门下车，看到同伴们正三三两两躲在房檐下。正午的太阳明晃晃地晒得我根本睁不开眼。
“怎么样？”我问丽丽。
“他们封了咱们的电脑、手机、照相机，一上午把我支来支去的盖了无数个章。现在，还得等他们的主管，听说一会儿就到。”
正午的太阳晒得我眼发花。我靠着墙坐在了地上，抬头看着丽丽：“他们这么拖着我们，该不是想要钱吧。”
丽丽叹了口气：“该给的钱早给了，不该给的也给了。”
我立刻不说话了。
早就听说伊拉克的边防官员已经被惯坏了。1998年“沙漠之狐”之前，给每人塞个几美元的买路钱已是富富有余。可1998年战事最激烈时，据说有记者为了顺利过关，眼都不眨一下地给了每个伊拉克边防官员100美元。因为有人哄抬价格，结果伊拉克边境地区行贿受贿一下子有了市场。
“这要是在香港或北京，我不到廉正公署、反贪局告他们才怪。”我在心里恨恨地想。
咕噜咕噜，我肚子饿了。
“你要吃点什么呢？我去买。”我站起来，拍拍屁股。
丽丽苦笑了一下：“我早被他们气饱了。再说，这什么也没有，连热水都不提供。咱们只能吃饼干了。你去1号车拿吧。”
听到饼干，我的肚子又咕噜了一下，这回算是拒绝。
我回到车上，关上门窗，开足冷气，拼命给自己灌矿泉水。
等待真是无聊。我懒懒地靠在后座上，把两条腿伸直，高高地架在前座的靠背上，百无聊赖地看着窗外。同伴们也都受不了毒太阳，陆续回到了车上。我把早就搁麻了的双腿搬下来，一边用手捶，一边和勇哥、摄像袁白聊天。
勇哥可是有着丰富驾驶经验的老司机了，但这会，他有点一反常态，不停地长吁短叹：“这都4点了，今天肯定得走夜路，够悬的。”
我听着心里一阵阵发紧。我很清楚，当着我的面，勇哥已经是在轻描淡写了。
坐在前排的袁白回头看着我：“鲁豫害怕了吧，脸都白了。”
我是属鸭子的，嘴上永远逞强：“没什么好怕的，咱们那么多人呢。”一聊起天来，时间总是好打发些。突然，袁白的手表叫了起来。他的表定点报时，这意味着，现在是巴格达时间下午5点整，而我们，已经在这荒郊野外等了9个小时。
我的忍耐到了极限。
“我得去看看。”我边说边开车门跳下了吉普车，四下望望，见平房前已经聚集了不少“千禧之旅”的同事，于是拔腿向他们跑去。听见身后车门又“砰砰”响了两下，知道勇哥和袁白也跟来了。
十几个同伴正围着三个看不出是农民还是边防官的伊拉克人，大家都铁青着脸。
“怎么了？”我挤进人群，用英语问眼前一个肚子圆滚滚还留着油亮八字胡的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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