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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丁玲-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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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其所以一再询问他们这一件事情，倒不是猜不着他们的生活，只是想把我在武汉方面半年来与几个军人往来，所得长江方面军事局面告他一下，或者可作这个雄心勃勃的海军学生一种参考。因为各方面传说都言海军学生受×××的命令，作××××××××，上海方面租界中的政治运动，虽常常同长江一带军事变化毫无直接关系，然×××××××对于长江发展上，则有间接关系。且××方面将来的问题，若与军事发展不能相互为用，则一切计划将成为租界中的儿戏，结果乃不过一二文人负隅固守的梦想，所谓左联文学运动，也将转入空泛与公式情形中，毫无乐观希望可言。我意思以为他们对于上海以外的情况，能多知道些，对于他们或有利益些。海军学生若当真在×××××有些职务，则对于长江方面的教育、军事、经济现状，以及种种方面的报告，多明了一些，也就是可以多作出些有益于那个理想的事情。
他在我面前并不承认他的事业，只从平常意见交换中，我却明白了他对于长江方面事情太缺乏正确的认识了。他太信任了某一方面统计及其他文件的记载。他对于事实既有了误解，一切未来估想，便全盘不可依据。譬如革命吧，若革命计划是应从某地着手，组织者与煽动者首先就不能明白某地一切，这革命的得失还能有什么可说？总而言之他住在上海，上海能容得下他们。不过利用上海人观念来说明这个民族的欲望，所知道的那么少，想要说的问题又那么大，未免离事实太远一点了。
海军学生当日因事须过北四川路，我们应谈的话似乎还多，所以丁玲即留在我那里等候。海军学生走去后，我又问她是不是如传闻所谓，两人真忙到并吃饭也无空余时间。
她用着坦白的语气说：
“为了那小孩，我们忙到不吃饭，不睡觉，已经快两个月了。频总还得作点事情。我呢，你知道我不会作母亲。我们正预备把小东西送回湖南。”
“频作什么事情呢，是……”
“不要相信那个。”说了这样一句话后，她又说：“不要相信那个。”其实我并不相信什么谣言，但我却明白有些方面海军学生的努力，已超过谣言的界石，向更×一方面跑去了。
她于是继续告了我一些非传闻的事情，解释两人近来种种打算。为了导引一个民族理想，于一个新的方式中寻觅出路，在各样试验中去取得经验，明白了这是为社会，个人折磨便不足计了。她为我说的也就是两个人已经忘了自己，如何在一群青年中，沉默的受着种种折磨，有了多少日子。过去说完了时，又来说未来种种。对于未来的计划，她的基础自然就垫在过去经验与现在局面上头。听了她那种坦白可惊的叙述，真令我又愁又喜。喜的是两人在半年中为一个新的理想所倾心，已使两人完全变了一种样子，愁的是两人所知道中国的情形，还那么少那么窄。一份新的生活固然使两人雄强单纯，见得十分可爱，然而那分固执懵懂处，也就蕴蓄在生活态度中。他们正如昔人所说：“知道了某一点，其余便完全不知道。”明白了一样事情，却把其余九样事情看得极其朦胧，所有的工作又离不开其余那些事情，这能成就什么事业？为了她谈到长江方面的一片消息，完全同我从朋友所得的报告相反，故我就告给了她一些那方面的“事实”。我不扫她的兴，却只在尽她明白一件事实。另外关于南京方面在上海的种种活动，如何不利于由作家入手的某种计划，她们所知道的，也似乎不如我从南京听来的消息翔实。各人心中一点成见使我们仿佛疏远些，同她谈话时，真有不知如何是好的情形。我以为凡作一件事情，固然应当认识“可以作去”的真理，但同时也就必需明白“无法作去”的事实。所作的事若果同社会制度组织有关，对于在这个社会制度组织下一切的现象，岂不是也应当弄得清清楚楚？革命事业在知识分子工作中，需要理知的机会，似乎比需要感情机会更多。两人的信仰惟建立于租界地内观听所及以及其他某方面难于置信的报告统计文件中，真使人为他发愁以外还稍微觉得可怜可悯。
第四部分 记丁玲续集第22节 远行的计划
我的结论是这样意思：
“你们仿佛从别的文件中，十分明白中国情形，故定下若干计划，这些计划其实是毫无用处的。你们对于租界以外的任何事情太缺少理解了。为什么不离开上海租界看看，多得分经验？”
她对我这种话的回答似乎只作过一个微笑，微笑中包含了“杞人忧天”的意味，这是一点轻微的嘲讽。她旋即问我武昌学校的情形，上海出版物在那方面的情形，本地受出版物所刺激的影响，以及关于这类问题的种种。她意思似乎对于她自己先前一时的谈话有了一点追悔，以为不该同我说的那么多，因此打量把话语引到别的问题上去。但既问到武昌出版情形，我就又有机会告她一件事情了。武昌因售卖左翼文学书籍，曾经杀了一个书店经理。我告她被杀的如何被杀，所卖的书在上海租界上又正在如何公开的发卖。我把因环境不同，一个信仰一点主张所引起的不同事件告给她。且指明身在租界既不认识历史又不明了空间的作家们，讨论大众文学的效率与大众文学的形式，以及由文学而运输某种思想于异地青年诸问题，如何在昧于事实情形中徒然努力。且这种昧于事实情形中，作着种种糟蹋青年妨碍社会自然进步的决定，具有伟大眼光的……尤不可不力加纠正。大致所提出的问题究竟太大了点，各人所知道的又似乎太少了点，因此这件事当时无法详细讨论，虽互相约好，此后由我把它写出来，作为一个自由作者从经验方面对于左翼文学方面一点批评一种讨论，她却就我文章所提出各点，逐一答复，纠正我认识上的错处，说明我意见上的正确处，文章写成后就一同拿去发表。这文章过后无法写出，现在自然就更无从着手了。
海军学生离开我住处约在下午两点钟左右，过了下午五点钟还不回家。我说：“别被猎狗逮住了！”丁玲就说：“近来兽物也机警聪明了，不碍事的。”本约好等他回来，两人同走，到后她还是因为担心家中小孩哭醒，新来娘姨疏忽了小孩子食物，便先回了法租界。大约将近七点时，海军学生方匆匆的赶来，见我正想出门，就问我预备过什么地方去。我正想过法租界看他们，在他们那里吃饭。他又问我“有几件冬天衣服”，知道我只有一件破皮袍同一件厚绒夹袍后，他便轻轻的说：“把夹袍给我，我不能再穿这洋服了。”衣服换好后，下楼时他却拉我从后门下楼。他不说我还不知道这住处有个后门。两人从后门下楼到了博物院路上，他又拉我再转北京路向南过外滩上东。这样走着弯曲路线，我先还以为是他弄错了方向，后来被他在肩上轻轻打了一下，我方明白对于上海的路线，这半年来他比我已经熟习多了。一到家中这海军学生把我那件绒袍脱下，向床上丁玲身旁丢去，坐近炉旁一张藤椅上，微笑着，且摇着那个额角极宽的头颅，像作了一件最得意事情。
丁玲问：“怎么，换了衣！”
“不换衣，电车上全是狗！（他笑着）貂比狗究竟快多了。你瞧，那袍子毛绒简直同貂皮一样，穿起来暖和又轻。休，你穿这样好袍子，真是个……”
我说：“小胡你倒真不坏，刚到过我那里头一次，就被你把后门也看清楚了！”他一句话不说，像小孩一样笑了许久。过后方记起了应当把皮鞋脱下，脱下皮鞋时，有一点字纸之类被他用手掏出，拨开了火炉铁门，把那东西向熊熊煜煜的红煤中抛去，即刻就消失了。我看得清清楚楚，却不说及这件事，只问他有什么可吃的，大家动手来作。丁玲女士把另外间小房的门一手拉开后，就有辣子豆豉气味，从那小房间溢出。
算算日子，我们那次见面应当为一月六号。七号我到他们家里去，见到了×××与×××，比所想像的×××已老多了。八号又在大马路永安公司门前同她见到了×××的弟弟×，两人特别约好在这地方见面，一同过我住处谈话。这人就是先海军学生一些日子，曾经用温情服侍过她，最近不久还刚穿着反面的羊皮袄子装扮吉林垦荒的山东农民，由西伯利亚转北宁铁路回国的。我们稍稍谈了几句话后，我有事出了门，他们又谈了许久方走。九号海军学生同她在我住处吃面，丁玲便告给我明天是她家中小孩子出世满六十天的日子，预告已请了些客，若我高兴去吃晚饭，很欢迎我去，同时或可见到几个人。这些人中有我们原先相熟的，也有并不相熟我想见他们或他们想见我的。然从海军学生的言语里，则我知道既然把客从各处请来，吃饭前后必有些时间“谈话”。这种谈话我自然不很明白，听听固无妨于事，但假若我参加这种谈话，是不是还能发生兴味？所以去不去倒先让我自己决定较好。他要我决定这件事，我当时便认为这谈话决不能参加，也不宜旁听。恰好我另外又正有一个约会，故当时说明我不能去吃酒。那次吃酒既没有我，来了些什么客我也不能明白，谈的是什么我也不能明白。只记起再隔一天到她家里时，丁玲女士翻出了一张三人合照的相片把我看，上面有那么一行题字：
“韦护满六十天，爸爸预备远行，妈妈预备把孩子交给他的外婆。”
问他：“路有多远？”
海军学生就说“远得很”。
当时虽只那么当笑话说着，我却早已经单从海军学生方面听明白了他那个远行的计划。
从十一号到十七号，这一串日子里，我们每天都有见面的机会。我对政治毫无兴味，我们商量的是《红黑》应当如何重新出版，大家应当如何设法来支持这刊物使它不至中断，且使这刊物用何等面目与世人相见。事情一来，又轮到丁玲女士起草计划了。在计划中她仍然答应好些事情，从我看来还仿佛不是她所能担负的。她并不是强干的人，但她在学习强干。她在训练中已渐渐的同一个男子那么欢喜作事了。
一连而来几个日子里，我从海军学生方面，又听了一些“故事”。这些故事或出自他们本身，或出自相熟的旁人。我不能在某种生活中产生故事，但对于别一人每种故事却十分关心。
我把出自他们口中的故事，拿出与我从武昌南京所得的各种人事印象相对照，仿佛就得到了一份最好的知识。这份知识于我很有用处，贡献给别一方面时也必然极有用处。海军学生若愿意明白我已明白了的事情，对于他的理想行为，却极显然大有帮助。
但这不成。两人因为应付租界上的环境已十分习惯，便同租界以外的环境疏远了。海军学生把他的故事说给我听时，他的复述越兴奋，我便越觉得为他发愁。他明白在某一件事情中，把自己编排成为剧中角色之一的时节，自己所感觉的庄严可到何种程度。他复述那点庄严印象时，也显得那么快乐。他的快乐只证明他十分天真，这就使人为他发愁。我呢，我认识一张牌的两面。我知道双方事情。我看过两地排演的戏目。我作得少，懂得多。因此对于革命我不悲观，但也不能过于事实所许可的乐观了。
理想从文字或其他方面移植到某种人感觉意识上时，这人的勇敢处真正令人吃惊。但这种“勇敢”同“保守”对面以后，产生了如何愚蠢的行为，排成了如何无聊的场面，照例将是使人吃惊以外还得皱眉的。一页新的历史，应当用青年人的血去写成，我明白我懂。可是，假如这血是非流不可的，必需如何去流方有意义？在别一方面的人看来，方法也许只是一个，便是捉来就砍。但在随时都有被砍机会的一方面，人既那么少，结实硬扎机警勇敢的人尤其不易多得，纵事到临头非流血不可，如何来吝惜珍重这种人的血，避免无谓的牺牲，不也就正是培养这个对人类较高理想的种子的一种最好方法？当时在长江方面所见到的只是流血，年青人参加这种流血的，似乎也有非如此不可的趋势。惟一些身在上海各人从一枝笔上得到群众的作家，失去了笔同时也就失去了他的革命武器，便毫无实力可言。如今放下手中的笔，来应付别一种事情，在“用失其长”的情形中，是不是还能做出比好好的写一本书更可观的成绩？自己根本那么脆弱，单凭靠一点点信心，作着勇敢的牺牲，牺牲过以后，对于整个理想能有多少帮助，是不是还有人作过一番考虑？
那时的中国情形大致如下面所记：
上海新书业商人已各因眼光远近不一，从读者捞了一笔钱，各地对于新书取缔忽然转严，作品的去路就窄了些。商人明于世故，皆很热烈的把眼光注意到印“一只天鹅冒险”等等儿童读物方面去了。同时××方面则由于极端的颟顸、胆小、无能，对于文学思想左倾的潮流，既无能力树立自己的旗帜，用作对抗，也不知运用政策，力图分化。惟一政策就只是每月支出一笔闲钱，雇就若干闲人，身在上海租界内，与租界当局合作，各处侦查，等候机会捉人。把人捉来以后，就一律引渡出租界，只根据雇佣侦探与自首者的报告，按照习惯的办法，将捉来的年青人分别杀头或入狱。
第四部分 记丁玲续集第23节 使人不能乐观
××方面如此情形实不足为奇。就由于胆怯与无知，杀戮在某一时成为当权者惟一一种政策，从本国历史上，是可以发现无数篇章的。但极可怪处，则是凡有机会在这个愚蠢时代社会里成为牺牲的人，都仿佛毫不知道如何请求避免牺牲的方法。各人似乎由于只习惯租界上工部局的章程，全不明白自己行为一出了租界便成为什么案件，得到什么结果。故即或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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