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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史记 作者:倪方六-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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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初选址，到三百年后被掘，报应也罢，巧合也好，定陵身上确定有太多的谜团，不由你不感慨！
巧合篇外：
中国帝王葬姿之谜
中国古代的葬俗很多，葬姿各异。已考古发的葬姿有仰面直肢、曲肢、侧身、俯身等，还有一种更是今人无法理解的葬姿，肢解葬。但这些都是民间使用的葬姿。帝王死后是怎么入葬的？在明定陵发掘前，不见报道。
帝王的葬姿却属于皇家私事，秘不外传，史无记载，是千古之谜。
万历皇帝葬姿暴露天大秘密
定陵棺椁开启后，陵主万历皇帝朱翊钧帝、孝端、孝靖后的葬姿赫然在目。
就考古的一般常识来说，陵墓的发掘必须要注意的，一是墓主人的尸体情况，二是可以证明墓主身份的文字，而不是金银财宝那些陪葬品。所以，开启梓棺一般是最后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考古程序，要求相当严格。在主要专家或是主政官员到场的情况下，才会打开棺椁。
定陵，作为一座一级帝王陵，其发掘过程也是极其小心的，参与定陵考古的专家和官员，对棺椁的开启慎之又慎。
当时，发掘人员小心打开棺椁后，现场专家大吃一惊——
朱翊钧尸骨放置在一条锦被上，锦被两边上析，盖住尸体。尸体头西脚东仰卧，肌肉已经腐烂，仅剩骨架。面向上，头顶微向右偏，右臂向上弯曲，手放在头右侧，左臂下垂，略向内弯，手放在腹部。手中拿念珠一串。右腿稍弯曲，左腿直伸，两脚向外撇开。
孝端后尸体放置在织金妆花缎被上，被两侧上折，盖住尸体。尸体已经腐烂，骨架头西脚东，面向右侧卧，左臂下垂，手放在腰部。右臂向下直伸。足部交叠，左足在上，右足在下。
孝靖后尸体亦放在织锦被上，被两侧上折，盖住尸体。尸体己腐烂，仅剩骨架，脚东放置。面稍向右侧卧，右臂向上弯曲，手放在头下。左臂下垂，手放在身上腰部。
朱翊钧和他的皇后尸体放置呈如此姿态，真乃惊世发现。
之前谁也没有见过帝王的葬式，在现存的资料中，帝王死后尸体摆放成什么姿态入敛，一直是秘不示人的。而根据传统的丧葬习俗，入棺时外人都是要避讳的，即使是身边人，也只有极少数的嫡亲才能看到，因此才没有一丁点儿这方面的文字记载。
定陵暴露了一个惊天的秘密，给考古界带来了一个天大惊喜，这应该是定陵考古发掘的最大收获之一。
下葬时棺坠地改动了葬姿？
之所以说朱翊钧的尸骨姿态暴露出了一个天大秘密，一是帝王棺椁内尸体摆放姿式是一个千古之谜，现在被揭开了，填补了一个历史空白；二是因为其姿式太怪异了，与传统的“仰身直肢葬”完全不符，其包含的信息也应该是深奥的。
为何朱翊钧在棺椁内会曲肢侧卧？难道被人动过？专家一直不得其解。期间由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直到2004年才有专家就此作了合理的推断，比较合理地破解了帝王葬式密码，引起了当年学术界的注意。
2004年3月份，明清陵寝学术研讨会收到了一篇关于这方面的论文。这是“明十三陵特区办事处”专家王秀玲提交的，题目叫《试论明定陵墓主人的葬式》。
从定陵帝、后骨架情况看，三人葬式稍异，显然不象普通人的葬式。
根据其骨架：头部均为向右侧卧，左手都放于腰部。右手，朱翊钧和孝靖后向上弯曲，放于头部，孝端后为下垂式。腿部，朱翊钧右腿弯曲，左腿直伸，孝靖后两腿弯曲，孝端后两腿平放足部交叉。王秀玲推断，朱翊钧的原葬姿势应为罕见的“侧卧式”。
孝靖后骨架情况应与原葬式相似，而朱翊钧与孝端后则可能有出入。因为人死后入葬，不可能故意摆成一腿弯曲一腿直伸状。显然，朱翊钧的葬式不是原状。孝端后虽是两腿平放，但其头部向右侧卧，脊椎亦向右侧弯曲，两腿平放与其不相符。其原状应为侧卧式。朱翊钧头部、脊椎情况与孝端后相类似。
再者，尸体如果平放，一般晃动也不会有大变动，只有侧卧式，碰撞时易变形。如果向右侧卧，必然倒向左侧，所以朱翊钧左腿直伸。孝端后左足压右足，根据二人骨架情况分析，原葬式应为向右侧卧。而朱翊钧应为双腿弯曲式，只是因为晃动和碰撞而改变了原葬姿式。
孝端后的右臂下垂姿式尚待研究，如果原葬式是下垂式，一般情况下，手臂应贴近身体。孝端后的右臂是向外撇，如与朱翊钧和孝靖后一样放于头部，因碰撞右臂发生变化，就有可能是现在的姿式。
根据史书上当年朱翊钧下葬时的文字记载，原葬式确实可能变动过。
当时，棺椁是从百里之遥的京城靠人工抬运到山陵，沿途颠簸。《泰昌实录》记载，葬朱翊钧及孝端皇后时（孝靖皇后比朱翊钧早逝九年，己入葬于天寿山东井平岗地）仅抬杠军夫多达八千六百人。一路上绳索常有损坏，不断更换。棺椁到巩华城时（今沙河），抬棺椁的木杠有断裂声，右边一角曾坠地。如此这般，可以想象尸体姿式有变化是完全可能的。
怪异葬姿系“七斗星葬式”
根据现有的考古发掘发现，中国古代土葬时尸体摆放方式，一般有仰身直肢葬、曲肢葬、俯身葬等姿态。1973年，在偃师二里头夏朝遗址还有发现了跪姿葬式，人架骨作跪伏状，向西，面朝下。跪姿葬极为少见，而朱翊钧的“侧卧式”葬姿，则是罕见，至今不见类似帝王葬制方面的文字记录。
皇帝死后，何为要让人把自己的尸体弄成这样？王秀玲大胆推断，此乃为“七斗星葬式”，皇帝的葬式密码一下子被破译了。
原来，从骨架情况看，身体侧卧，双腿微曲如睡眠状，其形极象天上的北斗七星。
葬式源于天象。
过去，“北斗七星”被认为是极星，指向正北，位于天空中心。在星宿中属紫薇垣。宋代郑樵《通志》称紫薇、太微、天市为三垣，三垣指的是三个星区。紫薇垣是以北斗星为中心与周围各星组成的星区。
古人常以星象变化预测人事吉凶，将三垣同人世对应起来，紫薇垣对应的是人间帝王，是帝星所在。所以极星北斗又被认为是天帝居住的地方。明代文人、藏书家郎瑛在其《七修类稿·天文类》一书中称，“天子之居，谓之紫宸”。
封建帝王也一直认为自己是上天派到人间的主宰，故过去都称皇帝为“真龙天子”，信奉“君权天授”、“天人合一”的思想，视皇位为“天位”，皇帝死了，就是“升天”。所以，依照这样的观念，朱翊钧怪异的葬式之谜就真相大白了。
帝王葬姿源于风水理论？
帝王怪异的葬姿，还可能与风水说有关。
过去风水家认为，北斗七星具有避邪功效，其奥秘在于它的形状恰为一个巨大的聚气的S形。古代研究气场是以不动的恒星为准，具体说要与北斗七星联系在一起，七个星代表七种场。
风水的核心古代称之为气，气的运动形式，按古代河图数字的表示则为顺时针左旋气场及S形气场。再结合皇帝选陵址，要选能“聚气藏风”的地方，选择标准是山环水抱，因山环水抱必有气。在风水学中，用“曲则有情”来形容水和路的吉祥。山脉的起伏呈S形，河流则更明显，总是弯延曲折。
《水龙经·论形局》中说：“水见三弯，福寿安闲，屈曲宋朝，荣华富饶。”指的是一条水连续出现三个“S”型，则是好气场。
皇帝入葬地宫，从隧道门经明楼后进入地宫，其路线也是S形。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去分析，皇帝死后，也需要生气。这种S形葬式取其能够“聚气”，有了生气，就有了万物，预示着子孙万代繁延旺盛。
依此而论，朱翊钧和皇后的怪异葬式源于天象不无道理。
释迦牟尼“涅槃”影响中国皇帝
还有一种说法，朱翊钧的怪异葬姿与天象与风水均无关系，而是缘于释迦牟尼“涅槃”的姿式。理由是，朱翊钧生前是虔诚的传教徒。
这在王秀玲的论文也提到了——
根据《大乘起信论》中所载释迦“八相成道”中第八““涅架”的姿式，佛祖释迦牟尼80岁时，自知阳寿将尽，便最后从王舍城出发，作一次巡行。在弟子阿难的陪同下，走到离摩罗国首都拘尸那迦（Kusnagara）不远的一个村庄波发（Pava）附近，在村外希尼亚瓦提河西岸的两株莎罗树（Sala）下，头朝北，面向西，右手支头，左手放置身上，双足合并，作侧卧姿式进入涅槃。
朱翊钧和两位皇后的尸体姿势，极象释迦牟尼“涅槃”的姿式。
朱翊钧及其皇后，在生前非常信仰佛教，认为信仰佛教有助于“护国佑民”。万历十八年（1590），在赐与万佛寺经书的教谕中指出“联惟佛氏之教，具在经典，用以化导善类，觉悟群迷，于护国佑民，不为无助”。又要求寺内僧众，“尔寺务须庄严持咏，尊奉珍藏，不许诸色人故行亵玩，致有遗失损坏，特赐护持，以垂永久”。
定陵出土实物也可充分证明朱翊钧是一个十足的佛教徒。
据考古报告，在帝、后服饰上就有不少佛教内容的纹饰，如经文，孝靖后尸体最上层覆盖的是一床“经被”；上面有朱书经文，字迹已模糊。但中部的“南无阿弥”四字和右下部的“华严”二字均能看出。在朱翊钧的棺内有一件“红八宝纹暗花缎缂丝盘龙佛字方补交领夹龙袍”，其前后胸方补内为正面龙戏珠，龙首顶部缂一金“佛”字。
孝端后棺内有一件“黄串枝花卉童子攀藤暗花缎绣佛字方补方领女夹衣”，方补内饰“佛”字，佛字下部饰莲花纹；背部在“佛”字上下两侧各绣一凤。所谓“八吉祥”，即指轮、螺、伞、盖、花、罐、鱼、盘长八种图案，八吉祥也称“佛八宝”。最有说服力的是，朱翊钧手中还拿有一串佛珠，由此可以想象他信佛的程度。不仅生前信，而且死后仍念念不忘。专家认为，他怪异的葬式是仿释迦涅槃的姿势。
无法破译的帝王葬姿密码
朱翊钧的怪异葬式到底是源于天象，还是源于佛教，目前学术界没有定论。
根据其陵墓北斗七星状布局，源于天象的说法理由更充分一些。上世纪九十年代，南京中山陵园管理局组织专家，对南京明孝陵进行考古勘测，使用了飞机航拍技术，专家惊讶地发现，大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区布局竟然是“北斗七星”布局，这事曾引起极大轰动。
这或许给朱翊钧的怪异葬式，提供了一个佐证。
有专家大胆推测，认为朱元璋也是这样的葬姿；不只朱元璋、朱翊钧是这样，明朝其他皇帝是这样的“七斗星葬式”。由于没有更的考古发掘，这种推测也仅仅是推测。
更大的问题是，就算朱姓明朝皇帝是这样的葬姿，秦、汉、唐、宋帝王的葬姿是这样吗？目前此仍是一道无法破译的密码。
后记（1）
当提笔写“后记”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因为我现在的感觉就一个字“累”。
我并不是可以坐在家里写作的专业作家，我没有固定的写作时间，不谦虚地说，我都是将别人喝咖啡、打麻将的时间里拿出来，再将休息时间挤一点，进行写作的。我目前供职于香港一家媒体，我的身份是“记者”。一边要采访报道，另一边要考虑“盗墓”，期间的思维倒换，是颇让我痛苦的。幸好，自己在多年的新闻工作中，积累了大量的这方面原始资料，正式写起来也并不太困难。
为了写这本小书，我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光《二十五史》、《资治通鉴》，这些以前不看的“大书”，我就从头到尾翻了两三遍。至如《搜神记》、《世说新语》、《异苑》、《太平广记》、《南村缀耕录》、《齐东野语》、《金陵琐事》、《子不语》、《白下琐言》等诸多古人笔记，看的遍数就更多了，本来想把参考书列在后面的，但我一看太多了，也没有时间列了。
每每阅读古人留下的这些文字时，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祖辈学人在写作时，没有我们现在的电脑，没有我们现在的电子书库，凭的就是博闻强记和一支秃笔，那要多付出比我们多多少倍的努力啊。而在感动之余，我觉得自己也应该再努力，给我的后人留下一些东西。
这本书的“构思”时间已很久了。
我最早知道盗墓大概在七八岁时，当时俗称“挖坟”，已是大陆“文革”后期。那时我住在乡下，当时农村物质贫乏，连柴草都紧张。有的农户没有柴草时，就去野荡里捡拾废弃的棺材板回家当柴划。燃烧后发出一股怪怪的腐臭味，一闻就知道那家在烧棺材板了。而更有木匠，就地取材，盗一些棺材板回家，做成家具出售。有一次，邻村的一个喻姓木匠用棺材板做成的家具，被同乡人买给闺女做嫁妆，事发后，新娘家人顿觉不吉利，找上门讨说法，把木匠暴打了一顿。最后，木匠赔礼又赔钱，方了事。而从此木匠也不能再干了——他做出来的家具没有人愿买了。
此后，对盗墓就留心了起来。直到有了更多的阅读，才知道盗墓的久远和古老。
我并不是学历史和考古的。考大学时，报了南大的历史系，但因为120分的数学卷，仅考了54分，自然是没门了，只要不情愿地读了一所财经学校。但由于对历史的偏好，我对历史的关注和阅读更勤了。一点不夸张地说，虽然是财经专业，但我几年读下来，文史方面的知识并不比历史系学生差，甚至更高、更扎实。
为什么现在才写？这要说说新浪博客了。
2006年元月，我应邀到北京参加新浪网的一个活动。当晚活动开始前，博客美女编辑小顾，拉住我不放，说我也是名人，请参加名人博客的写作。我当时只是礼貌性地应了下来并不想真写，我知道顾编辑这话是哄我写博客，我哪是什么名人啊。活动开始后，从来没有得过奖的我，却让新浪副总编辑侯小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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