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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简史-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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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树（“大椿”）则有“大知”；小官僚才德有限，而列子则“驭风而行”。对此，向秀、郭象《注》说“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矣。故大虽殊，逍遥一也。”（《逍遥游》“蜩与学鸠笑之曰，……”注）
但这种快乐只是相对的快乐。如果万物只是在自身有限的领域中自得其乐，它们的乐也只是极其有限的。针对这一点，庄子在《逍遥游》的故事里提出了一个独立的人（大鹏），超越有限而融入无限、享受到无限所给的绝对快乐。他因超越了有限、融入无限而“无我”。他顺乎万物本性，与万物一起得其所哉，因此，在世人眼中，他“一无所成”。他与道成为一体，道无名，依同样的道理，至人也无名。
向——郭在《庄子注》里，把这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说：“物各有性，性各有极，皆如年知，……历举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倾者也。”这是说，事物各有其性，事物本性又各有局限。事物之间的差别往往只是数量上的差别，例如大知和小知，长寿和短寿，改变不了人的知识有限、生命有限这个本质。庄子在列举这方面的许多例证之后，举出了他心目中的独立的人，既忘记了自己，又忘记了和自己对立的一方，因此达到了“无差别”境界。因此，万物在各自的范围内自得其乐。独立无待的人既无功，也无名。向——郭《注》中说：“是故，统小大者，无小无大者也。苟有乎大小，则虽大鹏之与斥晏鸟，宰官之与驭风，同为累物耳。齐死生者，无死无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则虽大椿之与蟪蛄，彭祖之与朝菌，均于短折耳。故游于无小无大者，无穷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无极者也。若夫逍遥而系于有方，则虽放之使游而有所穷矣，未能无待也。”（《逍遥游》“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注）
庄子在《逍遥游》中描写独立无待的人有如“乘天地之正，而驭六气之变，以游无穷。”向——郭《注》说；“天地者，万物之总名也。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故大鹏之能高，斥晏鸟之能下，椿木之能长，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为之所能也。不为而自能，所以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顺万物之性也；驭六气之变者，即是游变化之涂也。如斯以往，则何往而有穷哉？所遇斯乘，又将恶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遥也。
“苟有待焉，则虽列子之轻妙，犹不能以无风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而况大鹏乎？夫唯与物冥而循大变者，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哉？又顺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在这里，“通”就是自由。
在向…郭的思想里，“道”即是“无”，“天”或“天地”成为他们的最重要的思想。“天”是万物的总称，因此也就是万物的整体，从“天”的观点看万物，把自身融入“天”，就是超越万物和万物的差别性，或如新道家所说：“超乎形象”。
因此，向秀和郭象不仅对先秦道家的思想作了重要的修正，还把庄子在思想上的暗示用具体透彻的语言表达出来。如果有人觉得，任何话语都不宜说得太透，暗示比明确更堪玩味，就会同意从前一个禅宗和尚所说：“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请参看本书第一章）
第三章儒家兴盛和道家再起（1）
汉朝不仅在时序上是秦朝的后继者，在许多方面，它都继承了秦朝未竟的事业。秦朝完成了中国的统一，汉朝则巩固了统一的中国。
思想的统一
秦朝为确保在它统治下中国的统一，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统一思想的政策。在秦国战胜了其它六国之后，宰相李斯向始皇帝上书说：“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史记·李斯列传》）
然后，他提出了极严酷的建议，一切史书，除秦朝史书外，其它“百家”之说和其它文献，除由博士官存档保管者外，并除医书、药书、农牧、卜筮之书以外，都应上交政府，予以焚毁。任何个人若想读书，都应“以吏为师”。（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始皇帝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并于公元前213年付诸实施。这些严酷的措施其实不过是法家一贯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应用而已。韩非子在他的书中早已说过：“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
李斯建议的目的十分明显，他一心想确保一个天下（国家），一个政府，一部历史，一种思想。医书和其它实用书籍得免焚毁厄运，因为它们是技术性知识，无关“政治意识形态”。
结果，秦朝正是由于它的严酷统治而迅速灭亡。汉朝兴起后，许多古代的文献和“百家”著作又重见天日了。汉朝的皇帝同样想实现全国思想统一，但是看到秦朝严酷到极端的做法不是好办法，于是改而采取另一种做法。这便是董仲舒向汉武帝上书的由来。
公元前136年，董仲舒上书汉武帝（公元前140－87年在位），其中写道：“《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他的建议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颁令以儒学为国家正统之学，其中“六经”又占有统治地位。但是，儒学要取得“独尊”的地位，不是仅靠一纸法令便能奏效的，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在这过程中，儒学吸收了不少其它各家的思想，由此树立起来的儒学和东周时孔子自己的思想，两者之间有了很大的差异。在上一章里，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折衷混合的过程是怎样进行的。但自汉武帝以后，儒家由于政府的支持，在宣扬儒家思想上，到底是占据了比其它学派都有利的地位。
董仲舒所鼓吹的“大一统”思想在《春秋·公羊传》里，也曾论及。《春秋》开卷第一句说：“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注：“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按照董仲舒和公羊学派的看法，“大一统”是孔子作《春秋》时为他理想中的新朝代制定的纲领之一。
汉武帝和秦始帝都致力于从思想上统一中国，但武帝所采纳董仲舒的建议比秦始皇所采纳李斯的建议要温和得多。秦朝对各种哲学思想流派的方针是，一律禁绝，造成思想界的真空。汉武帝则是在百家中扶植儒家，使它成为正统。汉朝的做法与秦朝不同的另一点是：对私人传授其它各家思想，没有刑罚措施；只是任何人想从政做官，必须学习儒学和六经。官学以儒学为宗，这成为此后中国历代开科取仕的基础。从这里看，汉朝的做法乃是秦朝废黜百家和秦以前孔子开创私人办学的折中。有趣的一点是：中国的第一位私人教师，到这时竟成了中国官方册命的第一位教师。
孔子在汉代思想界的地位
由于官方的扶持，因此，到公元前一世纪中叶（西汉末年），孔子的地位已经被推崇得很高。这时候，“纬书”出现了。在织布时，有垂直的经线，有水平的纬线两者上下交织而成布。汉代尊崇孔子，把《诗》、《书》、《礼》、《乐》、《易》、《春秋》奉为孔子所作，称为“六经”，也有人认为，孔子在写作“六经”之后，意犹未尽，于是又依“六经”作“纬书”，总共“六纬”，与“六经”相配，认为这是孔子著述 思想的全部。事实上，纬书乃是汉朝的著作，假托为孔子所作。
在纬书中，孔子被抬到他在中国历史上顶峰的地位。例如，《春秋纬》中《汉含孳》篇写道：“孔子曰，丘览史记，援引古土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另一篇春秋纬，名为《演孔图》，其中称孔子是黑帝大神的儿子，曾经行了许多神迹。在纬书中，孔子被推上了神的地位，认为他可以预知未来。如果这些看法果真得以流行的话，孔子将在中国享有如同耶稣在西方的地位，儒学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一种宗教了。
但是此后不久，儒家中更现实和讲理性思维的一派起而反对对孔子和儒学的荒诞不经之说。他们认为，孔子既不是神，也不是君王，而纯然是一位圣人。他既未曾预见汉朝的出现，也没有为任何朝代制定法制，他只是继承了古代文化的伟大遗产，赋予它新的精神，使它得以流传后代。
第三章儒家兴盛和道家再起（2）
汉代经学中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之争
这部分儒学家组成所谓“古文学家”，因为他们声称，找到了“秦燹”（燹，音显，指兵火）之前的古籍，是以古文写成，这种文字到西汉末年，已成绝响。与“古文学派”相对立的董仲舒追随者，则尊崇以汉代通行文字写成的经书，被称为“今文学派”。
这两派的争论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场大争论。这里不必详述争论中的各种细节，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即古文学派是对今文学派的一种抗议性反应，或者也可以看作是一场思想革命。在西汉末年，古文学派得到当时最著名的学者刘歆（约公元前46－公元23年）的支持。他以巨大的热情支持古文学派，以至后来今文学派的追随者指控他一手伪造了古文学派所依据的古文经书。
近年来，我对这两派的争论有一点新的看法，觉得这两派对立可能要追溯到秦以前，儒家内部思想分歧的两翼，今文学派实际是早期儒家中理想主义一翼的继续；而古文学派则是早期儒家中现实主义一翼的继续。换句话说，今文学派可能是源自以孟子为首的一派，而古文学派可能是源自以荀子为首的另一派。
在《荀子》一书中有一篇名为《非十二子》，其中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子思唱之，孟轲和之。”
这段话曾令许多现代学者感到困惑不解，因为在《中庸》（历来认为是子思所作）和《孟子》两书中，都未曾提到过“五行”。但是在《中庸》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中庸》第二十四章）《孟子》书中也曾说过有点类似的话：“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些话似乎表明，孟子和《中庸》的作者（如果不是子思，也是子思的追随者）都相信，天人之间有某种相互的作用，而且历史的运行是循环性的。这些学说在阴阳家和五行家的思想中都是十分突出的。
如果我们把董仲舒和孟子一派联系起来考虑，荀子对这一派的批判就更有意义；因为如果把董仲舒的思想溯源到孟子，就会看到从孟子引发到董仲舒一派对它的延伸发展，确实可以说孟子的思想是“僻违”“幽隐”了。
这个假说似乎从孟子一方也得到某种印证，因为孟子和董仲舒有共同的见解，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他说：“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作了天子当作的事。循这个思路发展下去，很容易就引导董仲舒得出他的理论，认为孔子的确承受了天命，要他成为天子。
董仲舒在阐述他的人性学说时，还明确地把他的学说和孟子的学说相比较，在上一章里已经指出，他们两人在人性学说上的差别其实不大。
如果接受这种假说，以汉代今文学派为儒家中以孟子为首的理想主义一派的继续，则古文学派源自儒家中以荀子为首的现实主义一派也就顺理成章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公元一世纪的古文学派学者在宇宙观方面都与荀子和道家一样，抱有一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前已述及，荀子在这方面也受到道家的影响）
扬雄和王充
西汉末到东汉初的古文学派学者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他所著的《太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老子》和《易经》中“反者道之用”的思想影响。
他的另一篇著作《法言》表达了他反对阴阳家、称颂孟子的思想。就这一点说，也并没有推翻我的上述观点，因为孟子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阴阳家，但决没有达到像汉朝今文学派那样极端的程度。
古文学派的最大思想家无疑允推王充（公元27－约100年），他的主要著作《论衡》充满对各种偶像的科学怀疑主义精神。在谈到自己这部著作的精神时，王充写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论衡·佚文篇》）他又说：“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论衡·薄葬篇》）
本着这样的精神，他猛烈攻击阴阳家的学说，特别是阴阳家从目的论或机械论讲天人感应的理论。对天人感应论的目的论方面，王充写道：“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论衡·谴告篇》）
对天人感应论的机械论方面，王充写道：“人在天地之间，犹蚤虱之在衣裳之内，蝼蚁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蝼蚁为顺逆横从，能令衣裳穴隙之间气变动乎？蚤虱蝼蚁不能，而独谓人能，不达物气之理也。”（《论衡·变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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