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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简史-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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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物论》“五者圆而几向方矣”注），时刻苦于选此舍彼的烦恼。这也就是说，他已经能够从一个超越的观点，看到万物在本质上并无差别，已经登上“无差别”‘混沌一体’的康庄大道了。
在《齐物论》里，庄子强调事物本质上并无差别的理论观点，其中又特别强调：像儒墨两家那样是己非彼并无意义。向——郭在《庄子注》书中对此也特别著力。对庄子所说“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向——郭《注》说：“将明无是无非，莫若反复相喻；则彼之与我，既同于自是，又均于相非。均于相非则天下无是，同于自是，则天下无非。”能够最好地表明事物的共同之处就在于都以自己为是，而以别的事物为非。既然它们都确定地认为，一切其它事物都不对，那就是说，天下没有一样东西是对的；既然它们都确定地认为自己是对的，那就表明，世上没有错的东西。
《庄子注》又说：“何以明其然耶？是若果是，则天下不得复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则天下亦不得复有是之者也。今是非无主，纷然淆乱。明此区区者，各信其偏见而同于一致也。仰观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故浩然大宇，而天地万物，各当其分；同于同得，而无是无非也。”这是说，如果自认为“对”的果真绝对正确，则世上便没有“不对”的东西了；如果被指为“错”的东西果真都错，则世上也就同有能自认为“对”的东西了。事实是，在事物的是非上难以确定，分辨是非的界限于混乱，这表明，是非之分，无非是一种偏执之见，而在偏执这一点上，万物倒是一致的。仰观俯察，到处都如此。至人有鉴于此，从中知道天地如同一指，万物如同一马，因而得以心平气和。懂得齐万物，万物都顺性“任我”，就都怡然自得了。
终极的自由与快乐
如果人能够超越事物之间的差别，就能够享受像《庄子》第一篇《逍遥游》中提出的绝对自由和绝对快乐。在《逍遥游》里，庄子讲了许多故事，其中提到大鹏、小鸟、蝉等等。朝生暮死的朝菌只有“小知”，千年古树（“大椿”）则有“大知”；小官僚才德有限，而列子则“驭风而行”。对此，向秀、郭象《注》说“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矣。故大虽殊，逍遥一也。”（《逍遥游》“蜩与学鸠笑之曰，……”注）
但这种快乐只是相对的快乐。如果万物只是在自身有限的领域中自得其乐，它们的乐也只是极其有限的。针对这一点，庄子在《逍遥游》的故事里提出了一个独立的人（大鹏），超越有限而融入无限、享受到无限所给的绝对快乐。他因超越了有限、融入无限而“无我”。他顺乎万物本性，与万物一起得其所哉，因此，在世人眼中，他“一无所成”。他与道成为一体，道无名，依同样的道理，至人也无名。
向——郭在《庄子注》里，把这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说：“物各有性，性各有极，皆如年知，……历举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倾者也。”这是说，事物各有其性，事物本性又各有局限。事物之间的差别往往只是数量上的差别，例如大知和小知，长寿和短寿，改变不了人的知识有限、生命有限这个本质。庄子在列举这方面的许多例证之后，举出了他心目中的独立的人，既忘记了自己，又忘记了和自己对立的一方，因此达到了“无差别”境界。因此，万物在各自的范围内自得其乐。独立无待的人既无功，也无名。向——郭《注》中说：“是故，统小大者，无小无大者也。苟有乎大小，则虽大鹏之与斥晏鸟，宰官之与驭风，同为累物耳。齐死生者，无死无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则虽大椿之与蟪蛄，彭祖之与朝菌，均于短折耳。故游于无小无大者，无穷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无极者也。若夫逍遥而系于有方，则虽放之使游而有所穷矣，未能无待也。”（《逍遥游》“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注）
庄子在《逍遥游》中描写独立无待的人有如“乘天地之正，而驭六气之变，以游无穷。”向——郭《注》说；“天地者，万物之总名也。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故大鹏之能高，斥晏鸟之能下，椿木之能长，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为之所能也。不为而自能，所以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顺万物之性也；驭六气之变者，即是游变化之涂也。如斯以往，则何往而有穷哉？所遇斯乘，又将恶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遥也。
“苟有待焉，则虽列子之轻妙，犹不能以无风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而况大鹏乎？夫唯与物冥而循大变者，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哉？又顺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在这里，“通”就是自由。
在向…郭的思想里，“道”即是“无”，“天”或“天地”成为他们的最重要的思想。“天”是万物的总称，因此也就是万物的整体，从“天”的观点看万物，把自身融入“天”，就是超越万物和万物的差别性，或如新道家所说：“超乎形象”。
因此，向秀和郭象不仅对先秦道家的思想作了重要的修正，还把庄子在思想上的暗示用具体透彻的语言表达出来。如果有人觉得，任何话语都不宜说得太透，暗示比明确更堪玩味，就会同意从前一个禅宗和尚所说：“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请参看本书第一章）
第四章新道家：豁达率性的风格 （1）
向秀和郭象在《庄子注》里从理论上阐述了一个人超越事物差别之后，得以不再依循别人的意旨生活，而率性任情地过自己的生活（“弃彼任我”）。这种思想和生活方式乃是中国古人称为“风流”的实质。
风流与浪漫精神
为理解“风流”的含义，需要读《世说新语》，这是晋朝刘义庆（公元403…444年）的著作，刘峻（公元463…521年）注。晋朝的新道家和他们的佛僧友人以当时所盛称的“清谈”著名，从字面含义说，“清谈”是清新、精妙的谈话。它的艺术性在于运用精妙而又简练的语言，表达（往往是道家的）创意清新的思想。由于它的精微思想和含蓄而富妙趣的语言，因此只能在智力较高、又互相熟悉、旗鼓相当的朋友之间进行，而被认为是一种“阳春白雪”式的高水平智力活动。《世说新语》就是当时名士间清谈的一部辑录，从中可以看到三、四世纪间风流自赏的名士们的生动形象。因此，《世说》一书问世后，便成为探索“风流”传统的一部主要资料书。
究竟“风流”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含意丰富而又难以确切说明的语词。从字面上说，“风流”是荡漾着的“风”和“流水”，和人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它似乎暗示了有些人放浪形骸、自由自在的一种生活风格。
我对英语中“浪漫”（romantic）和“浪漫主义”（romanticism）两个词的含义还未能充分领略；但我大致感觉到，这两个词和“风流”的意思颇为接近。在中国思想史上，“风流”主要是和道家思想相连的。这是在本书第二章里我说，中国历史上，儒家和道家的地位和作用有点类似西方历史上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历史上，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和晋朝（公元265…420年）不仅是两个不同的朝代，它们的社会、政治、文化都十分不同，以至成为两种文学、艺术和生活方式的代表，汉代的风格是庄严、雄浑；晋代的风格则是俊雅和旷达疏放。俊雅也是“风流”的一个特征。
“杨朱的乐园”
在这里，先要说一下道家著作中《列子》一书（古本已佚失）今本八篇中的第七篇《杨朱》篇。（Anton Forke的英译本把它译作“杨朱的乐园”）在本书第六章里已经指出，它并不真正代表中国古代哲学家杨朱的思想。现代中国学者考证，今本《列子》（内容多为民间故事、寓言、和神话传说）是公元三世纪的一部著述，因此，其中的《杨朱》篇也应是公元三世纪间的著作。它与三世纪的思潮十分吻合，实际上反映了“风流”的一个方面。
在《杨朱》篇里，把“外”和“内”加以区别。这位假托的杨朱说：“生民之不得休息，为四事故。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谓之遁人也。可杀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羡寿？不矜贵，何羡名？不要势，何羡位？不含富，何羡货？此之谓顺民也，天下无对，制命在内。
《杨朱》篇里有一段虚构了公元前六世纪郑国著名政治家子产和他的哥哥、兄弟的谈话。于产治国三年，成绩斐然；但是他的哥哥和弟弟，一个酗酒，一个好色，子产也莫能奈他们何。一天，子产和他的哥哥、弟弟谈话，对他们说：“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智虑，智虑之所将者礼义。礼义成则名位至矣。若触情而动，耽于嗜欲，则性命危矣。”
他的兄、弟回答说：“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内者，物未必乱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暂行于一国，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君臣之道息矣。
《杨朱》篇所说的“治内”相当于郭象所说的“任我”而活，所说的“治外”相当于郭象所说的“从人”而活。人活著，应当听从自己内心；而不是矫情迎合别人；也就是说，人活著，或循理或顺情，都应当出自纯真的内心；而不是为了迎合时尚。用三、四世纪时通用的语言来说，就是任“自然”，而不是循“名教”。这是所有新道家人士都一致的认识，但其间还有区别，以郭象为代表的理性派强调要按理性的要求来生活，而另一批任情派则主张要率性任情地生活，这是下面所要讲的。
《杨朱》篇所代表的就是率性任情一派思想的极端形式。其中有一段是晏平仲（晏婴）问养生于管夷吾（管仲）的故事（晏婴和管仲都是春秋时代齐国的政治家，但并不同时）。管仲回答说：‘肆之而己，勿壅勿阏。’晏婴问：‘其目奈何？’（‘具体内容是什么？’）
管仲回答说：‘恣耳之所欲听，姿目之所于视，恣鼻之所欲向，姿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
“‘夫耳之所欲闻者音声，而不得听，谓之阏聪。目之所欲见者美色，而不得视，谓之阏明。鼻之所欲向者椒兰，而不得嗅，谓之阏膻。口之
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谓之阏智。休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从，谓之阏适。意之所欲为者放逸，而不得行，谓之阏往。
“‘凡引诸阏，废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谓养。拘此废虐之主，录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万年：非吾所谓养。’这是说，凡以上所引乃是人生烦恼的主要原因，把它们除去，以享天年，无论是一天、一月、一年、十年——这便是养生。若死死抓住令人烦恼的事情，在忧戚中生活而不能自拔，纵使长寿，活到百年、千年、以至万年，这不是我所说的养生。接下去，“管夷吾曰：”吾既告之养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既死，岂在我哉？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瘗之亦可，露之 亦可，衣薪而弃之沟壑亦可，衮衣绣裳而纳诸石木郭亦可，唯所遇焉。’”
“管夷吾顾谓鲍叔、黄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进之矣。”（进一步领悟了）
第四章新道家：豁达率性的风格 （2）
率性的生活
《杨朱》篇这里所描述的可以认为是代表了晋朝的一种精神，但不是全部，也不能说是其中最好的。在这一篇里上面所引述的，《杨朱》所感兴趣的只是一种粗鄙的享乐。在新道家看来，这种享乐也不是必定要予以鄙视，但如果一个人刻意追求这种享乐，那并不是“风流”的真意所在。
《世说》中有一个关于刘伶的故事，刘伶（约公元222…约300年）是竹林七贤之一。故事中说，刘伶在家里喜欢一丝不挂，为此受到别人批评。刘伶回答批评他的人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衤军衤衣（有裆裤），诸君何为入我衤军中！”（《世说新语·任诞》）刘伶在家里一丝不挂，诚然是以此为乐，但他还从中感受到自在于天地宇宙之中。这种感觉正是“风流”的实质所在。
有这种超世感觉和追随道家修身养生的人对“快乐”有一种比对具体物欲享乐更高的需要，也具有更敏锐的感觉。《世说》中纪录了当时一些著名学者的脱俗举止。他们率性纯真地行动，却全然无意于物欲的享乐。例如，王羲之的儿子王征之（之子猷，约公元388年卒）住在山阴（离现杭州不远），“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新语·任诞》）朋友之间有真情，不在于见面亲热一番与否，因此，王征之去探视戴安道，却又不前而返。
《世说》中另一则说：“钟士季（名会，公元225…264年，是政治家、将军，又是一位文人。）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隽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向秀）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世说新语·简傲）
晋朝人喜欢称颂名人的体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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