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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简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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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般隐者既已“远离世俗”“欲洁其身”也就不再介意社会对他们的评论，不去为自己做什么辩护。早期道家则在遁世之后，还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说出一套道理；杨朱便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
杨朱的生卒年月已不可考，但大致可以知道，他生活于墨子（约公元前479－381年）和孟子（约公元前371－289年）的年代之间，因为在《墨子》一书中，未曾提到过杨朱，而在《孟子》书中，杨朱已经是一位著名人物，像墨子一样。《孟子·滕文公章句下》第9节说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在道家著作《列子》一书中，有一章《杨朱》篇，历来认为其中反映了杨朱的哲学，但当代学者多半认为《列子》是伪书，《列子》书中杨朱的思想与更早的著作记载的杨朱思想往往不一致，它的论点主要是一种极端享乐主义。（因此，佛克教授关于杨朱的著作命名为《杨朱的乐园》，参阅 Anton Forke； Yang Zhu's Garden of Pleasure；及 James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第2卷，前言，第92－9页）而在更早的著作中，我们未曾见到有任何地方称杨朱是享乐主义者。不幸的是，我们只能从其它著述中辑录杨朱的思想言论，却无法把它们贯串成篇。
杨朱的基本思想
《孟子·尽心章句上》第26节说：“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公元前三世纪的《吕氏春秋》中《审分览·不二》篇说：“杨生贵己。”公元前三世纪的另一部书《韩非子》中《显学》篇说：“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轻物重生之士也。”公元前二世纪《淮南子·汜论训》篇中说：“ 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
上面援引《吕氏春秋》，其中所说“杨生”，据当代学者的考证，就是杨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应也是指杨朱或他的追随者，因为我们不知道，当时除杨朱一派外，还有什么人持这样的主张。把这些资料放在一起，可以看出，杨朱有两个基本思想：其一是“人人为自己”；其二是“轻物重生”。这和墨子的“兼爱”思想正好相反。
《韩非子》书中说杨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和《孟子》书中说杨朱“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两者含义还有所不同，后者正是杨朱“人人为自己”的思想，而前者则是杨朱“轻物重生”的思想，但两者和杨朱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它们是同一个理论的两个方面。
杨朱思想举例
从道家文献资料中可以找出杨朱上述两方面思想的实例。《庄子》第一章里有一个故事，叙述传说中的圣王尧，想把王位传给一位名为许由的隐士。许由拒不接受，说：“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尧愿把天下白白赠送给许由，许由也不要；当然，如果要许由拔小腿上的一根毛来换天下，他更不情愿。这正是韩非子笔下的杨朱的形象。
《列子》书中以杨朱为题的一篇还有另一个故事，其中说：“禽子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子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禽子出语孟子孙阳。孟孙阳曰，子不达夫子之心。吾请言之。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曰，为之。孟孙阳曰，有断若一节得一国，子为之乎？禽子默然有间。孟孙阳曰，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省矣。然则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奈何轻之乎？”这是杨朱思想中另一方面的一个例证。
在《列子·杨朱》篇中，还记述了据说是杨朱的话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我们无法断定这话是否确实出自杨朱，但它很好地总结了上述理论的两方面和早期道家的政治哲学。
第二章道家的第一阶段：杨朱（2）
老庄著作中的杨朱思想
从《老子》一书和《庄子》中的若干章，以及《吕氏春秋》中，都可以看到对杨朱思想的评论反思。在《吕氏春秋》书中，有一篇《孟春纪·重己》，其中说：“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这段话解释了人何以应当轻物重生。失去一个帝国，还有机会可以复得，但人若死去，就不可能复活。
在《老子》书中，也有这个思想。例如《道德经》第13章中说：“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这是说，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行事为人看成比得天下更贵重，这样的人，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一个人如果珍惜自己甚于贪爱天下，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又如《道德经》第44章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这些都是轻物重生思想的表现。
《庄子》第三章《养生主》篇中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也是依循杨朱的思想；按早期道家看来，这是全生避害的最佳方法。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败坏到遭受社会的惩罚，当然无法全生；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社会声誉太好，也不利于全生。《庄子》第四章《人间世》篇中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如果有才能、有用处，则他的命运将和桂树、漆树的命运一样。
因此，在《庄子》书中，我们看到其中称颂“无用之用”。《人间世》里，讲到一棵高大的栎社树，因为木质疏松，没有用处，所以匠人不去砍伐。大树托梦对人说：“长期以来，我致力于只求无用。曾有几次，我都几乎死去，现在才成功达到无用的目的，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大的用处。”《人世间》篇末说：“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无用乃是全生之道。懂得全生之道的人，不仅不能做恶多端，为善也不能过份，他只能处于善恶之间、有用和无用之间，正是无用，最终证明它的大用。
道家思想的发展
在这一章里，我们所见到的是先秦道家思想的第一阶段。先秦道家思想总共有三个阶段。以杨朱为代表的是第一阶段。《老子》书中大部分所代表的是第二阶段。《庄子》书中大部分则是第三、也就是最后的阶段。在这里说：“《老子》书中大部分”、“《庄子》书中大部分”，是因为《老子》书中也杂有道家的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的思想；《庄子》书中也杂有道家第一和第二阶段思想。这两部著作，也和中国古代的许多其它著作一样，是这一派学说的言论著作的汇编，而不是任何个人的作品。
道家哲学的出发点是保全生命、避免损害生命。为达到这个目的，杨朱的做法是“逃避”。这是隐士们通常的做法：逃离社会、遁迹山林，指望这样就可以不致沾染人世的罪恶污秽。但是，人间如此复杂，无论个人怎样逃避，也难以完全逃避其中的罪恶污秽，因此，“逃避”并不能达到目的。
《老子》书中大部分论述是试图显示宇宙万物变化的法则。在这些道家看来，事物虽然千变万化，但在各种变化的底层，事物演变的法则并不改变。人如果懂得这些法则，按照这些法则来安排自己的行动，就可以使事物的演变对于自己有利。这是先秦道家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
即便如此，人还是感到生命岌岌可危。无论自然或人类社会的变化中，总有难以预见的因素。因此，无论人怎样保护自己，还是难免受到伤害。这是《老子》书中第13章发出喟叹：“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的由来。这个思想在《庄子》书中加以进一步发挥，成为“齐万物，一死生”的思想。它意味着，从一个更高的观点来看一己与外界、生与死。从这个更高的观点看事物，就可以超越自己以外的世界。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逃避”，它不是从世俗社会逃往山林，而是从这个世界逃往另一个世界。这是古代道家思想的第三阶段。
在《庄子》书中《山木》篇里有一个故事，很好地说明了这几种思想。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
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年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
庄子笑曰，周将处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
接下去，庄子讲，人浮游于道德，就是浮游于万物的初始状态，役使万物，而不为万物所役，那样，还有什么能拖累他呢？
这个故事的第一部分是讲杨朱保全生命的理论，第二部分是讲庄子的理论，“材”是《养生主》篇中所说的“为善”，“不材”是《养生主》篇中所说的“为恶”，“处于材与不材之间”就是《养生主》篇中所说的“缘督以为经”，就是遵循中道。但是，人若不能从一个更高的观点看世上事物，则这些方法都不能使他免于灾难。为从一个更高的观点看世上事物，就要无我。我们可以说，早期道家的思想是从私，即有我，出发的；在后来的发展中，“私”被倒过来，被否定了。
第二章儒家的理想主义流派：孟子 （1）
按照《史记》第74章所载，孟子（约公元前371年－公元前289年）出生于战国时代的邹国，在今山东南部。他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学生学习儒家思想理论。当时，在山东半岛东部的齐国，国君热心学术，网罗学者，把他们安顿在首都西门附近的稷下学宫。按《史记》记载：学者们“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
孟子曾是稷下的著名学者，也曾周游列国，试图以自己的思想理想影响当时列国王侯，但都遭到冷遇。按《史记》记载，但最后返回故里，与弟子著《孟子》七篇，其中记载了孟子与当时王侯的谈话，与弟子们的对话。《孟子》一书被后代儒家尊为《四书》之一，成为儒家经书之一。
在儒家思想中，孟子代表了其中理想主义的一派，稍后的荀子则是儒家的现实主义一派，它们的历史作用将在本书中逐步显示出来。
性善说
我们已经看到孔子十分重视“仁”，并且严格区分“义”和“利”。人之所以为人，就是要行义而不谋利。换句话说，就是要“推己及人”。这就是“仁”的实践。孔子虽然十分强调这一点，但并未充分阐述人何以应当这样做。孟子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在这样做之中，他发展出使他垂名后世的“人性本善说”。
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究竟怎样认识人性——这是中国哲学里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孟子在《告子章句上》第三节到六节里，曾列举当时除他以外还有另外三种不同的理论。第一种是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第二种是认为：人性可以从善、也可以从恶。（这种意见似乎意味着认为人性之中有善因，也有恶因）还有第三种意见认为，有的人性善，有的人性恶。在这三种意见中，持第一种意见的代表人物是告子，他是与孟子同时的一位哲学家。《孟子》书中记载，他和孟子曾进行很长的讨论，因此我们得以较多了解讨论的具体内容。
孟子主张人性善，并不是认为，人人生下来便是一位孔圣人。他的理论与上述第二种意见的一方面有点相近，承认人的本性中有些因素，本身无所谓善或恶，但如人不加以节制，它就将导致恶。孟子认为，这是人与野兽共同的地方，它们反映了人里面有野兽的本能方面。但严格说来，这不是“人性”。
孟子从多方面论辩以支持他的理论。在《孟子·公孙丑上》记载了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儒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凡是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使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养父母。”
人的本性，都有上述“四端”，如果加以充分发展，它们便成长为孔子所强调的“四德”。这些品德，如果不受外力阻碍，会在人内心自然生长，如同树由树种成为大树，如同花由花苞开放为花一样。告子则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道德意识只是后来外界施加给人的。这是孟子与告子看法不同的地方。
还有一个问题是：人为什么要去发展德之四端，而不去发展低下的野兽本能呢？《孟子·离娄章句下》第19节记载，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这是说：德之四端乃是人区别于野兽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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