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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0-思想史课堂讲录-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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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是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这话怎么讲？有三点，第一，历史不等于过去，而是写作出来的话语；第二，历史必须首先被写作出来才能被阅读，通过阅读我们现在人才可以与过去发生关系；第三，历史在这点上与文学一样，并完全可以由文学理论所诠释。惟一的不同，是小说家创作（invent）故事，历史家发现（find）故事而已。这样一来，历史与文学的界限在逐渐模糊。所以，他提醒我们说，我们应该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被所谓历史的真实性所约束，小心翼翼地避免历史叙述所带来的指令性、指导性的引导。
后现代历史学有很多聪明的地方，这就是他们的“洞见”。他们看到了很多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事实。比如说，你读《史记》，就可以很容易看到一些虚构事实，这给后现代历史学提供了佐证，举三个例子。比如，项羽霸王别姬，很有名的故事吧，《史记》记载项羽在帐中与虞姬生死离别，第二天项羽与十八勇士突围并相继死去。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没有人会获知虞姬与项羽离别之事的呀。很多人包括清代一些考据学家都认为霸王别姬的故事与司马迁对项羽的一种感情和要确立历史的连锁性有关。按司马迁的观念，历史是由秦到楚再到汉，楚有首义之功，所以要凸显项羽的意义，给项羽立了“本纪”，可能也根据什么传说故事写了这个凄楚的故事。又比如，《史记》中还有张仪、苏秦列传，可是根据现在考古发现的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记载来考证，张仪与苏秦活动年代之间相差数十年，两人之间不可能发生像《沙家浜》似的智斗，但是，《史记》把两人的时代放在一起，就有了六国和秦之间关于连横合纵的精彩智斗。再比如，《史记》里面有刺杀赵简子的刺客，他看到赵简子勤勤恳恳的早起准备觐见，于是长叹一声而自刎。那么，他死前的心理活动有谁会知道，又怎么会被记录下来呢？司马迁怎么会相信这种故事呢？在这些猜测揣摩之中，历史与文学之间有了密不可分的因缘。后来，我觉得，可能在《汉书》以后，历史学的理性逐渐被确立，大家都要给历史与文学分工，说文学是虚构的，历史是真实的。历史被确立为真实的写作之后，就好像具有了真实的特权，要我们必须相信他。但仔细看，历史的事实并非我们想像的那样。
让我们再举几个例子。
如果我们相信史书所记载的唐代玄武门兵变，就会承认，李建成是很猜忌、很差劲的，李世民是很谦和忍让的，是被迫杀害他的兄弟的，也是正义的；而他们的父亲李渊，本来也是愿意传位给李世民的，只是受到了后宫的蛊惑和挑拨，所以李世民后来继承皇帝位子，他是合法的；不然的话，就没有后来的贞观之治，唐代也不可能延续三百年，所以是应当的。但仔细分析后，可以看出历史书在假借着真实与权威，搀进了很多自己的立场，编了一个圆满的故事。李建成兄弟与李世民一样，也拥有皇位继承的合法性，李建成还是哥哥，为什么他们不可以杀掉李世民呢？为什么单单李世民是被迫的且是有道理的，是无奈之后才狠心地断手足之情。这其中显然搀入了一些政治与文学，并非完全按照真实的历史，像档案一样一一记载。以前，傅乐成先生曾经写了一篇《玄武门事变之酝酿》，收在他的《汉唐史论集》里面，对这件事情已经做了重新分析。大概是去年吧，葛剑雄在《万象》杂志上面也写了一篇文章，也在重新讨论这一问题。我想，是后来对唐太宗作为英明君主的赞扬，强化了兄弟残杀事件的合理性，后来对历史本身的合理性认同，又支持了叙述的合理性，在这里历史不是像文学一样吗？
又比如，关于清代皇室，也有不少的争论。如顺治皇帝五台山出家之说就有各种描述；关于雍正是否改了传位诏书夺了十四皇子的位子，也有很多说法。特别是关于乾隆的出身，历史学家孟森曾有一篇《海宁陈氏》的文章，讨论乾隆是否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究竟是汉人还是满人。我们知道，如果历史改写成这样，爱新觉罗氏就成了汉人，后来也就不需要反满，也不需要反清了。后来金庸写《书剑恩仇录》不就是这么写下来的吗？
这些历史，因为搀进了价值、想像和感情，有文学性叙述在里面，叙述出来的确实是一种“文本”。这是后现代历史学的一个洞见，它看到了历史中间的种种虚构、叙述、遮蔽和掩盖。顺便说一句，大家要知道后现代的理论是从文学中学习而来的，文学总是想像力丰富且花样繁多。搞文学的人常能创造出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理论，对人颇有启发。怀特的思路，实际上受到文学传统的影响，如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弗莱（Northrop Fryer）等等。怀特受他们的影响，就逐渐生成了他自己关于历史学的理论，他的结论是：“过去不等于历史，历史只是一种叙述，叙述不见得能被完全理解，当人们理解时，可能已经不是真实的历史了。”另一个后现代加新马学者詹明信，也曾经说“历史不是一个文本，可除了文本，历史无法企及”。你乍一听，这话对呀，过去是客观存在的，它虽不是文本，但除了文本，确实无法知道也无法叙述，可是，我们往往把“叙述”和“文本”当成真实的历史，史书仿佛是一层透明的玻璃，让你忘记它的存在。所以，后现代历史学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提醒人们，我们始终是在透过这层玻璃来看过去，这层玻璃是就是历史文本，而文本就是人为的叙述。
我们往往把“叙述”和“文本”当成真实的历史，史书仿佛是一层透明的玻璃，让你忘记它的存在。所以，后现代历史学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提醒人们，我们始终是在透过这层玻璃来看过去，这层玻璃是就是历史文本，而文本就是人为的叙述。这里面确实是有深刻的洞见。在我们习惯接受的很多历史叙述中，真的是有一些被后人构建的，比如说“炎黄炎黄”，就是炎帝和黄帝，作为中国人的始祖，黄帝、炎帝被发掘出来隆重地崇奉，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后人弄的，司马迁都知道这些话靠不住，所以“荐绅先生难言之”，不好说嘛。可是，黄帝在晚清时地位越来越重要，被浓墨重彩的书写并被作为国民认同的形象。后来，为了顾及长江流域，又隆重推出炎帝。这是为了族群和国家的认同，硬写出来的历史。台湾的沈松侨写了一篇《我以我血荐轩辕》，他分析黄帝传说的历史，就说黄帝故事的大量生产与晚清的国族认同有关，黄帝在古代就已被说到近于神话，可到晚清时又被浓重提出，连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很重视对黄帝的祭祀。直到现在，还大修黄帝陵、炎帝陵，官方和民众还年年去黄帝陵拜祭。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这都是后来希望强调国家民族认同的反映。浓墨重彩的书写是干什么？是为了让它具有民族传统和历史认同的象征意义。这和明代的遗民故事一样，它到晚清时被描写的日益悲壮，其中有着反满的动力和压力。所以，如果我们认真清理和透视历史文本，你就会发现，有的历史会假借“真实”的权威，来影响和改造我们当下的思想，我们常被历史所谓的“真实”约束，以至于相信“历史的文本就等于真实的过去”。
《思想史课堂讲录》 后现代历史学的洞见与不见历史文本真伪问题的另类观察
四历史文本真伪问题的另类观察
完全讲历史叙述的全面性和真实性是不可能的，我们说，“不在场的阴影笼罩着在场的”，“过去”和“历史”之间的距离实际上是很大的。应该承认，无论古代还是现在，由于意识形态、价值观、感情、思路方法、政治时势等因素，也包括历史资料的欠缺、丢失等等，历史真相的叙述总会受到影响。完全讲历史叙述的全面性和真实性是不可能的，我们说，“不在场的阴影笼罩着在场的”，“过去”和“历史”之间的距离实际上是很大的。后现代历史学将“文本”拿出来，追究并且质疑“文本”的真实性，使我们意识到文本不等于真实，这个意义是很大的。不过，大家注意，对历史资料的审查和解读，现代历史学和后现代历史学，表面一样，实际是不一样的。那么，对历史文本的考据，考据其真伪，审查它的内容，现代历史学和后现代历史学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在中国，对历史文本的考察有很长的传统，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伪书通考》和《续伪书通考》。这两部书很有代表性，它们把过去相当多的文献都放在“真”还是“伪”的面前，考察这些文献的描述是真是伪、作者是真是假等等。这一个传统到了清代，考据学家对古代文献做了更多的研究，现代史学也继承这个传统。我以前是古典文献出身，在学校学的就是这一套知识和方法。但是，这些“辨伪”，和后现代历史学对文本的质疑并不一样，那么，后现代是怎样看待文献的呢？
首先，后现代历史学并不是辨伪，辨伪毕竟相信有真有假，是针对历史文本的可靠与否，这仍然是现代历史学的方法。其次，在上一次讲福柯的时候讲到，后现代历史学也不是像陈寅恪那样指出“伪史料中有真历史”，陈寅恪是“将伪变真”，变废为宝，还是要找出“真实”来。而后现代呢？是要揭发历史文本在书写中间，由于各种意图而被添上的各种色彩，然后它要把染上色的系列，一层层排列起来，成为历史描述过去的过程，要证明这个过程中是有“权力”的影响的，说明历史和文学一样，只是叙述出来的文字。
大家知道，在古文里，“伪”是人为的意思。荀子说，人是性恶的，“性善者伪也”，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人性恶，性善是装出来的。在后现代史学眼睛里面，所有历史著作的真实性，都是人为的，是“伪”的，造伪的动机可能透露出真实来。上次我们讲过福柯，福柯就认为，这些书写的历史真实，符合了某个时代大家的共识，所以大家都接受它并承认这种真实，于是它就成为了“真实”。大家承认的共识，就是一种“权力”，它确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而处在那个“常识”世界的人叙述的历史，渐渐就成为后来人想像中的真实，所以，“历史”就是写出来的历史，而历史就遮蔽了“过去”，我们看到的只是历史文本，而看不到帷幕后的东西。过去，思想史也好，文化史也好，对文献真伪考证时常常讲“去伪存真”，通过真实史料重新描述历史。后现代历史学不这样认为，因为这样一来，就等于承认了通过这些史料可以直接恢复和再现历史，所以不应该将重点放于“去伪存真”，因为“伪”的本身也是一种“真”，它是人为的构造，构造时流露了真实的心情。
应当说，这也是后现代历史学的洞见。历史里有真史也有假史，无论真实的历史还是层层积累的假史，小心翼翼地剥开它们，都会发现背后真实的心情，重新组织和发掘，就会看到一些原先看不到的东西。历史里有真史也有假史，无论真实的历史还是层层积累的假史，小心翼翼地剥开它们，都会发现背后真实的心情，重新组织和发掘，就会看到一些原先看不到的东西。小心剥历史的外壳，先是虚构的历史，之后有虚构者的心情和选择这些事件真实的想法，反映着一些价值取向，背后是一套用观念包裹起来的思想。就像买椟还珠，过去历史学家总认为我们可以找到那个“珠”，但后现代历史学家告诉我们那个“椟”，就是盒子也很重要，用什么样盒子包装反映了卖珠者真实的心理，这样你就把历史变成了史学史，变成了思想史，科林伍德不是说嘛，“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关于这一点，我在这里举几个有关中外交往史的例子，这些例子都很典型。
现在大家争论马可·波罗是否真的来过中国，并讨论《光明之城》的真假。大家能不能想想，这种关于真伪的争论背后，是否能说明什么？为什么很多人要坚持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为什么有人要相信《光明之城》的真实？有时候，你不必去讨论历史是否真的存在过某人某事，也许那是争不清楚的，但是，可以看看那记载这人这事的文献是否有某种思想和意图？和这有关系的另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是从19世纪下半叶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在说的，中国人像法显、郑和发现美洲。最近，围绕一个英国业余学者孟席斯《1421年：中国人发现美洲》，还在争论。很多人都指出他那些关于古航海地图、关于沉船等等说法都是不可靠的。其实，我们不必总纠缠在真的还是假的上面，还可以看看，这种争论背后，总是有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为什么关于中国人关于中国发现美洲的说法，出现在晚清的积弱时代，又大盛于开放后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呀？它和当时的民族主义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郑和航海发现新大陆的说法出现在当代的英国呀？它和后殖民思潮、世界体系、大分叉的想法有什么隐约的关系呢？这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后现代历史学有一个很明显的理路，先是瓦解历史学的真实性权威，动摇理性与科学的绝对性，然后进一步批判西方代表的“现代性”，然后是瓦解西方中心论，批判文化上的殖民主义，包括西方中心、男性中心、理性中心，对旧说法进行颠覆。后现代历史学有一个很明显的理路，先是瓦解历史学的真实性权威，动摇理性与科学的绝对性，然后进一步批判西方代表的“现代性”，然后是瓦解西方中心论，批判文化上的殖民主义，包括西方中心、男性中心、理性中心，对旧说法进行颠覆。大家注意看，法国有一本书叫做《传统的发明》，是人类学著作，但是这本书说了一个事情，就是很多“传统”不是客观存在在那里的，是历史积淀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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