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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0-思想史课堂讲录-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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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是古代思想史和文化史，就是关于现代文明的缘起，也要注意这些材料。比如说，我们总说现代文明，可是究竟什么是“文明”，“文明”在“现代”的具体所指是什么？它是怎么来的？“文明”在近世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变化如何？这也是可以使用各种教材、读本、手册等等来研究的。1928年，高梦旦和胡适谈编小学教科书，就说，“癸卯以前，是无锡三等学堂编的《蒙学读本》时代，当时最传诵一时的句子为‘花下不可戏，伤花失母意’；甲辰以后，商务编的《最新国文教科书》最风行，其中最传诵的句子为‘我问客姓，客问我年’”，可见这些东西很有影响。高是懂得出版的，所以他跟胡适说，二十多年前在日本听说，“福泽谕吉的最大影响，不在他的庆应义塾，而在他编的《西洋事情》，此书使日本人知道西洋的情形，于维新事业大有功”，尽管现在看来，“书中多错误肤浅的话”，但是在那个需要外国知识的时候，它就是能风靡一时，像中国当时流行的《泰西新史揽要》不也是这样吗？连当时的皇帝都看这些东西来考虑清帝国的大计方针呢。
《思想史课堂讲录》 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不在过去思想史视野范围（3）
高梦旦说得很对。我最近看了一些人的研究，就很有启发。像日本东京大学的渡边浩教授，他写了一篇《作为思想问题的“开国”》，里面提出，开国时期的日本有一种关于“文明”的烦恼，他在这篇文章里面就用了一些很普通的文本，包括教材、手册、读本等等。台湾史语所的陈弱水在《日本近代思潮与教育中的社会伦理问题》里面，也提到当时日本社会伦理的提倡和讲究，他引用了福泽谕吉译《童蒙教草》、明治五年颁布《东京违式条例》、明治十五年文部省颁布《小学校修身书编纂方大意》作为基本资料。从这些论述里面可以看到，正是这些看上去很平凡的东西，使普通民众在后来逐渐形成的一系列所谓“文明”观念和行为，比如对于世界知识的一般把握、承认天赋人权、尊重个人自由、在交往中注重平等的礼仪、男女关系、清洁的生活习惯、新的宗教信仰观念、新的审美观念，等等。而Joan Judge在一篇叫做《改造国家——晚清的教科书与国民读本》文章中，也讨论了中国的近代道德教育问题，他说到，当时一些教科书和课本明确地题为“国民”，其中就有仿效日本大隈重信1905年《国民必读》的，陈宝泉、高步瀛的《国民必读》。还有一些则专门给女性阅读，显然针对的是未能成为文明社会公民的女性，这样“一方面将古典的文化理想注入新的文本形式中，另一方面则彰显了当时的社会与政治信念间的紧张性”，这篇文章发表在《新史学》12卷2期上，大家可以找来看看。
第五，小说话本戏曲唱词。用流传的小说话本戏曲唱词，来讨论思想史的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讨论观念的世俗化过程，将是很有效的途径。用流传的小说话本戏曲唱词，来讨论思想史的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讨论观念的世俗化过程，将是很有效的途径。这方面例子很多，我们以宋代思想史为例。第一个例子是杨家将。杨家将故事的形成与流传，可以用于透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凸显的历程，余嘉锡当年所写的《杨家将故事考信录》，已经注意到了这个故事，也做了相当精彩的考证。但是如果从思想史角度进一步追问，这种故事为什么会在宋代这个积弱的朝代形成？它和宋代石介的《中国论》的产生、宋代对异族和异国的警惕、很多北使文人的离黍之感、故国之思等等现象有什么关系？大家注意呀，在唐人的边塞作品中，即使是众口相传的名篇，一方面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誓不还”（王昌龄）、“匈奴破尽人看归，金印酬功如斗大”（韩翃）这样主张作战的立场相当清楚的，也有“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桃入汉家”（李颀）、“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高适）这样不那么赞成战争立场的。可见，无论倾向“战”，还是倾向“和”，政治立场并没有绝对的正确或者不正确。可是在宋代，坚持主战成了士大夫中惟一“政治正确”的立场，压倒一切呀，“爱国”主题占据了文学主流，诗里是“兽奔鸟散何劳逐，直斩单于衅宝刀”（陆游），词里是“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辛弃疾）。所以，需要想一想，为什么诗词要来反复讨论“中国”？而这种立足“中国”和讨伐“番胡”的悲情，为什么在宋代诗歌中也似乎成了惟一的正义？从这个角度考察，诗词就成了相当重要的思想史资料。第二个例子是“包公”，最近看到徐忠明所著《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这本书写得相当细致，他用了柯文（Paul Ahen）《历史三调》（History in Three Keys）的方法，对包公故事的三种叙述做了透彻的分析。其实，我们从这故事里面可以看出中国法律文化和思想的很多问题，比如法律条文和实际判案之间的关系、官员品质与成文制度之间的关系，等等。这样丰富的包公故事，就成了思想史的材料。第三个例子，是三国故事，它大量产生于宋代，并不一定仅仅因为宋代有城市、有瓦子，《东京梦华录》说当时京师有“霍四究说三分”，但是并不一定就是说书人在说嘛。我们看，自从欧阳修、章望之、苏轼、司马光讨论“正统”问题以来，这个关于“正闰”的话题下面，就隐藏了宋代文人对于国家正当性的焦虑，为什么是蜀汉？为什么不是曹魏？这背后可能是为什么是大宋，而不是辽夏金的问题。当然，这个话题是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以来的，但他当时也有偏霸和正统的紧张啊。到了宋代，特别是南宋，那么多人讨论，而且都几乎一致地帝蜀寇魏，像张九成批评郑如几《魏春秋》搞“魏绍汉统”；张栻作《经世纪年》干脆用刘备继承汉献帝，而且把它当做“东汉”的尾巴；黄度《通史编年》批评《资治通鉴》“于三国进魏黜蜀”的写法；朱黻作《纪统论》“述吕武、王莽、曹丕、朱温，皆削其纪年以从正统”；萧常写《续后汉书》四十二卷；开禧中李杞改修《三国志》，都是一样的“尊昭烈后主为汉纪，魏吴次之”。为什么呀？特别是大学者朱熹，在著名的《通鉴纲目》中郑重写下了“汉中王即皇帝位”，这就影响很大了。大家看，在《朱子语类》卷一○五里面有这么一段对话，“问《纲目》之意，曰：主在正统。问：何以主在正统？曰：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寇屡倒置，何以示训，缘此，欲起意成书。”这就是为了肯定蜀汉的历史正统位置，确立了刘备、诸葛亮、关羽的正面形象，强调了一个小邦七出祁山进攻中原的合法性。从此以后，一直在金到元，虽然是外族当政，还都是这种观念占了上风，而且左右了后来所有关于三国的小说、戏曲和讲书的感情向背。这表明了思想史上关于“国家”和“历史”的什么样的观念呢？当然，仅仅是一个小说、戏曲的主题，可能你还只能看到思想史的一个侧面，但是，如果我们把当时的国家处境、流行的故事主题、它所涉及的观念，各方面综合起来，就是上面说到的，关于民族国家、关于历史正统、关于法律制度和实际社会生活习俗等等，综合起来看，其实，我们很可以看到当时社会一般阶层的感受、焦虑、紧张、情绪，而这些感受、焦虑、紧张、情绪所呈现的一般思想世界，就成了精英和经典思想的一个背景与平台，证明他们思考的合理性和紧迫性。
最近，我读一些西方思想史的著作，像鲍默（Franklin L。Baumer）的名著《西方近代思想史》，像哈贝马斯的名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体》，他们在论述那些相当严肃和深刻的思想观念的时候，常常用到通信、小说、绘画、雕塑等等。其实，中国学者也有很多已经用了很广泛的资料，像对唐代小说的解读，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唐代社会关于家族、伦理的观念，这方面，陈寅恪先生已经做得很精彩了。像对《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明代社会生活转型时期的观念变化，吴晗等人也做得很不错了。不过，在思想史方面，古代留下来的东西里面，可以运用的资料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地方志和族谱家谱，普通人的日记，小说戏曲，这些东西里面也还有很多没有被思想史家注意。在思想史方面，古代留下来的东西里面，可以运用的资料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地方志和族谱家谱，普通人的日记，小说戏曲，这些东西里面也还有很多没有被思想史家注意。城市、陵墓和房宅的空间，过去只是被风水理论解释，但也很少有思想史家去关心。再比如说，中医的医案，其中有很多关于身体和生命的东西，也没有被收进来。究竟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过去的思想史家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写进思想史。他们的思想史是什么样的呢？简单说，一是精英和经典的，二是以人为章节的，三是进化论的。在这样的思想史里面，当然没有这些东西的位置。
《思想史课堂讲录》 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思想史怎样才能充分运用这些资料（1）
三思想史怎样才能充分运用这些资料？
话说回来，这些资料能否为思想史所用，其实是一个怎样理解思想史的观念问题。也就是说，这是思想史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我在前两年因为强调这个“写法”，被有的学者批评说，这是历史的作家化，说我把研究思想史变成了一个文学创作。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他根本没有理解“写法”的重要意味。
思想史应当写什么？怎么写？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以下几个观念，这些观念我以前在《中国思想史》上写过，也反复在课上讲过的，这里只是再次简单地提一下。
首先，思想史是不是应当加强对长时段的理解，以及对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关注？如果是这样，就可能会把很多过去边缘的、零散的资料，重新纳入思想史来考虑。不过，这里要说明一下，这不是讲“小传统”，而是讲“平均值”和“精英思想的背景或土壤”，实际上是社会史中的一部分。思想与社会的关系是很深的，如果我们注意这些背景，那么，类书、课本、历书、戏曲小说、平庸的东西、常识性知识，都可以进来了。这在国外，过去也有过一些经验，比如受到文化史研究的影响，日本的津田左右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者，他在名著《文学における我国国民思想の研究》中，就把大多数儒学家、佛教学家的教义哲学，说成是与真实生活世界几乎没有关系的纯粹知识和纸上思辨的东西，而把注意力放在过去不太注意的物语、川柳、戏歌等等方面，从他们的零碎呈现中重建时代思潮。
知识史和思想史需要重新建立联结。中国人常常爱分“形而上”和“形而下”，分出“道”和“器”、“体”和“用”。所谓“道”与“器”之间没有这么大的分裂，很多大道理，其实是要无数小知识来支持的，不然它就是屠龙之技或者是纸上谈兵。其次，知识史和思想史需要重新建立联结。中国人常常爱分“形而上”和“形而下”，分出“道”和“器”、“体”和“用”。可是，就像庄子说的，“道在屎溺”呀，所谓“道”与“器”之间没有这么大的分裂，很多大道理，其实是要无数小知识来支持的，不然它就是屠龙之技或者是纸上谈兵。可是，过去呢，在哲学史笼罩下，思想史写作，常常只关心形而上，不关心形而下。可是，我们可以看到，真正在社会生活里面，最有说服力的东西常常是形而下的、是具体的、可以操作的知识。这些是可以看到的，大家就相信。所以，那些高明的“道”如果不能解释“器”，甚至和“器”互相矛盾，大家就会想，那肯定不对，所以它就不成其为“道”。所以，研究思想史，一定要研究很多具体的知识史问题。这方面，近年来研究科学技术史、医学史、生活史、数术方技史的人，有很大的功劳。他们看出这些东西和高明的思想，有很深的关系，甚至是直接支持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合理性的知识背景。所以，这么一来，数术、方技、兵法，汉书艺文志上的后三类，就成了思想史的资料了。这一点，在《知识史与思想史》那一讲里面还要说到，这里不再多说了。
《思想史课堂讲录》 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思想史怎样才能充分运用这些资料（2）
再次，我觉得，注意增长的和注意消失的应当并重。传统的思想史注意的是层出不穷的精英和经典、高明的思想，其实这后面是“发展”、“进步”、“螺旋形上升”的直线时间观念和进化论历史观，而且背后还有一个“理性”——“公理战胜”——的历史目的论在支持，好像理性在不断地自觉地推陈出新，历史一直在向着“现代”前进，思想也不断地趋于“文明”。传统的思想史注意的是层出不穷的精英和经典、高明的思想，其实这后面是“发展”、“进步”、“螺旋形上升”的直线时间观念和进化论历史观，而且背后还有一个“理性”——“公理战胜”——的历史目的论在支持，好像理性在不断地自觉地推陈出新，历史一直在向着“现代”前进，思想也不断地趋于“文明”。但是，我们虽然承认历史从过去到现在，确实越来越现代、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文明，但是，从研究历史的角度说，也应当重新发现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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