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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0-思想史课堂讲录-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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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了。说到郭店楚简呢，郭店楚简作为战国中期的竹简，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竹简之一。接下来就是上海博物馆竹简，时代与郭店差不多。然后，就是走马楼吴简、悬泉置汉简、里耶秦简等等，这些资料一下子涌出来，使我们感到目不暇接，眼花缭乱，这些发现到底有什么用呢？提供了些什么呢？我这里提供一些个人的想法，我觉得，对于思想史研究来说，有三点非常重要：
第一点，促进了古书的再发现，使思想史走出疑古思潮的笼罩。
疑古思潮尽管在二三十年代就不再成为很强大的思潮，但疑古派的许多考据原则和认定古籍的原则实际上仍在使用。总的来说，近二三十年的考古发现，逐渐对疑古思潮提出了很多挑战。近二三十年的考古发现，逐渐对疑古思潮提出了很多挑战。由于出土材料的发现，使许多过去被认定是伪书的书籍不再是假的。其中非常重要的是，由于出土材料的发现，使许多过去被认定是伪书的书籍不再是假的。如以前认为不可能有的《孙膑兵法》，在银雀山被挖了出来；又如《六韬》、《尉缭子》、《鹖冠子》、《文子》、《归藏》、《竹书纪年》、《逸周书》、《孔子家语》等以前都被列在伪书的名单里，可考古发现一个接一个地证明这些可能都是重要的先秦典籍，或者至少也是包含了先秦资料的典籍。我们已经讲过《文子》，现在《鹖冠子》也被证明，大概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作品，《尉缭子》可能更早一点，传说里面的《归藏》已经被直接发现。上海博物馆的87种竹简，越来越多地证明《说苑》、《新序》和《孔子家语》里面有很多关于早期儒家的故事，不是编造的，可能在战国后期以前就有了，说明这些书中，一些内容都是很可靠的，至少大部分来源是先秦古籍。而且，还有人说，可能《伪古文尚书》也不一定全伪，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因为关于这本书的考订，从清代奠定了中国人认识古籍的一些标准，一些研究的范式和考订的原则。如果这些书并不伪，那么，清代考据学的成就就要重新估计；清代考据学的原则要是被怀疑，现代很多历史文献研究的方法就也要被重新检验了。
走出疑古思潮后，考古资料就在三个方面给了思想史新的资料。
首先，是儒家七十子。儒家思想史一般是从孔子的《论语》直接到《孟子》，中间最多提到曾子、子思，这是因为资料不够。实际孔子和孟子隔了很长时间，思想史在这里是从空白处硬连下去的。孔子弟子有七十二贤人，绝不止曾子一个，以前《荀子·非十二子》里面讲有子张氏之儒、有子夏氏之儒、有子游氏之儒，《史记》里面也说了很多仲尼弟子，但资料不全就有了缺失的环节。据有的学者说，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竹简提供了许多七十子的资料，我们可以大致用这些资料把孔子到孟子到荀子很多思想上的逻辑环节补上，可以写出比较连续的儒家的历史。
《思想史课堂讲录》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思想史研究考古发现和思想史的再认识（2）
其次，提供了古道家言。过去研究道家，基本都是围绕老子和庄子，现在看到马王堆帛书中早期四种黄帝之学的资料，估计道家可能并不是老子到庄子一条线，还有另外一些部分。比如郭店的《太一生水》，是什么道家的思想呀？上博的《恒先》，究竟是哪一家的呀？过去我们说“黄老之学”，黄帝这一块是漏掉的，直到汉代才重新提黄帝。过去讲惠施、公孙龙，另开一个名家，很多人都说过，先秦哪里有名这一家呢？其实也是在那里讨论“道”嘛。所以，如果从马王堆帛书向上推，我们隐约已经感觉到有一批讲天道的道家，言必称黄帝的这些人，有一种专门进行语言思辨的道者，他们想从语言的瓦解上，直接讨论“道”的超越性，而且可能他们的来源并不比老子庄子晚，所以，这些说法进入了《吕氏春秋》、《淮南子》，《吕氏春秋》多次讲到黄帝之言，可见黄帝之学有可能比我们想像的要早，在思想史上，它给我们重新认识道家的完整面貌提供了新的资料。
第三，提供了战国百家更全的面貌，各种被排除和被怀疑的诸子之书从而可以重见天日，使我们重新勾勒全貌有了可能性。通过这些竹简，我们逐渐认识到先秦诸子之书都不可能是一个作者，因为当时有论、传，很多书都是抄来抄去，补来补去，越填越多。有的可能是抄写的格言最后就成了某子之书。过去我们总要考证先秦诸子之书作者是谁，哪一年成书，现在意识到先秦的古书是不断抄写、改编、删改而成的，所以不要把眼光定在哪一年。
第二点，让我们重新理解上古思想和历史的连续性。
西方人强调“断裂”，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蛮族人入侵中断了西方的许多历史，西方的中世纪与古代有很大的不同。不过，通过考古发现，我总感觉，可能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连续性，很多文化的传统和思想、知识绵绵不绝，很少有明显的断裂，而且很可能古代中国的许多知识，都有一个共同的知识来源和资料来源。
通过考古发现，我总感觉，可能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连续性，很多文化的传统和思想、知识绵绵不绝，很少有明显的断裂，而且很可能古代中国的许多知识，都有一个共同的知识来源和资料来源。看起来，在春秋战国时可能有一个知识世俗化的过程，这时，所谓“王官垄断”的知识被世俗化，垄断的知识被传播开来，成为公开的道理；过去非常艰深的书写语言，逐渐变成了当时的“白话”。要声明一下，我说的“白话”，不是指“五四”以后流行的口语；而是说那个时代，大家更容易理解和表达的语言。其实，你拿《史记》与《尚书》对照，有些文字，《史记》就是翻译的《尚书》呀，但你可以发现当时艰深的和浅显的差别。所以，过去的知识垄断者逐渐分散到各诸侯国，成为后来所说的士，这些士到处游走，把过去被遵从的一些知识和原则故事化，故事化的结果就变成了后来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实际上，有可能我们现在认为是真实历史的东西，在当时有一个故事化过程。
比如，马王堆帛书中的《五行》篇，现在在郭店楚简里又被发现了，把两者进行比较，就会看到关于“五行”的知识和思想，在逐渐被增添、解释，但总的原则和精神是非常一致的。又比如，张家山汉简中有《算术书》，拿它和传世的《九章算术》相比较，也会发现许多知识，是一代代接下来，甚至其中举的例子，举例的方法都是有连续性的。又比如，张家山汉简《脉书》与《黄帝内经·灵枢》相比、马王堆的《五十二病方》与《千金翼方》相比，都能看出其中的连续性。特别是马王堆的房中术书《养生方》、《合阴阳》，其中用的词、讲的方法，和后来被传抄到日本的《医心方》，几乎是一模一样，和明代道士所说的采阴补阳的方法，明代民间房中秘诀的语言，看上去也是一样的，说明源远流长呀。
很多历史、知识和思想的延续性，都可以在考古发现的文献和传世文献之间找到证据。很多历史、知识和思想的延续性，都可以在考古发现的文献和传世文献之间找到证据。在文学史研究里面就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过去认为，只有外国人来了、佛教来了，中国才有了志怪，比如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影响下的志怪小说。可是，现在有人指出放马滩秦简里面的死而复生的故事，恐怕就是中国志怪故事的前身。李学勤先生有专门的文章，大家可以看一看。可见，中国原来就有志怪的传统，就有死而复生的说法嘛。又如“牛郎织女”的故事，考古资料发现的日书里面，有“牵牛以娶织女而不顾，不出三岁，弃若亡”的话，可见牛郎织女的故事，从先秦一直延续下来。过去，我曾经讲过民国二十年的《时宪通书》里，有一幅《丧服图》，以“己身”为中心，标出各种亲人去世时应当服丧的时间和应当穿的丧服。可是这图的来源很早，你看敦煌的伯3637《新定书仪镜》里面，就有这样的丧服图；到了宋代，还有这样的图，一直延续下来的呀。这一点，过去其实也都知道，但是没有特别强调。现在考古资料一多，就提醒我们得注意，是不是中国和欧洲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呢？连续性很强呀，大家看，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的一些词语、故事和观念方法，如果仔细清理，可以一直追溯到很早很早以前。所以我说，尽管春秋战国也是中国的轴心时代，和欧洲一样，有个文化变化的“轴心时代”，但是，中国文明特别是汉文明的连续性很强，断裂性很少。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问题，重新理解上古思想和历史的延续性。第三点，提醒我们，思想史、文化史逐渐从注意中心转向注意边缘。
我们看到的考古发现的文书，属于精英和经典的部分并不多。以马王堆为例，其中除了《黄帝书》、《老子》、《周易》这三种外，其他都是与日常生活有关的书。我们现在才真正意识到《汉书·艺文志》，接着刘向、刘歆，把当时天下所有知识分为六类，是很有道理的。前三类是经、子和诗赋，是和经典、思想与文学相关的内容，后三类则是我们特别不关心的。首先是兵书，包括兵阴阳、兵形势和兵技巧，兵阴阳是讲如何运用阴阳的原则来打仗，兵形势是讲如何利用地形地貌。其次呢，是数术，即占卜择日一类，别看它在现在好像被看成是迷信，但是在当时，它是和上层的高明的知识、思想有关系的。它的根本道理，可能和经典知识思想是同一的。第三是方技，讲医疗、房中等事，里面的阴阳五行之类的观念，也是它的合理性基础，不能小看的。
《汉书·艺文志》里面，我们看到当时最重视的六类知识，可是，现在思想史只研究三类，其他三类被扔掉了。我一直说，所谓的思想史的中心、主流、线索，其实是后来被逐渐描述和建构出来的，如果重新回到过去，就会发现后三类所占的比例比前三类还大，至少不比前三类小。因为普通民众是大多数，而且日常生活是最重要的。你从竹简帛书材料就可以看出，战国秦汉时代，人对于医方非常重视，好多地方都出土了医方药方的材料，而在张家山、放马滩、睡虎地都发现《日书》，可知《日书》一类的知识，像时间分配、吉凶宜忌等等，在当时是很重要的。
我们需要反省的一个问题就是，思想史和文化史，为何不把注意力从过去虚构的中心转到现在所谓的边缘？这是我自己很强烈的感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反省的一个问题就是，思想史和文化史，为何不把注意力从过去虚构的中心转到现在所谓的边缘？这是我自己很强烈的感受。考古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提醒我们，思想文化史可能要重新设定自己研究的范围。
这就是第二个大问题，70年代以来考古发现和思想史的再认识。
《思想史课堂讲录》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思想史研究思想史的观念如何改变
三思想史的观念如何改变才能回应不断出现的考古发现
可是，麻烦也来了，按照过去思想史的写法，新的考古发现，大多数没有办法进入思想史。上次我们说到过，过去的思想史是按精英和经典的单元来书写的，一个单元是高明的思想家，一个单元是高明的思想著作，除此之外，大家看，好像有个套子，前面是背景，中间是思想家生平、接着是思想一二三，最后面是影响。按照这样的写法，考古资料基本上用不进去。迄今为止，考古发现在思想史上用的还不算是很多，只有郭店楚简因为《老子》和那些据说是子思的内容，才被热闹地用到哲学史和思想史上来。而房中术、日书、医方、导引书等等，还是无法用到思想史里面来。因此，我一直在强调，思想史的观念应当有所改变，应当开始较多地关注边缘，使思想史能够融入更多的内容，融入很多长时段的东西，而不仅仅包括人和书。
这种转变既得益于考古文献资料的刺激，也需要有思想史理论视野的转变。关于这一点，上次课已经讲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建议阅读文献】
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5。
参看葛兆光《古代中国还有多少奥秘——评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载《读书》1995年11期。
裘锡圭《中国出土简帛古籍在文献学上的重要意义》，载《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集刊》第1辑，燕山出版社，北京，1999。
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0。
参看葛兆光《思想的另一种形式的历史》、《置于思想史的视野中》，分别载《读书》1992年第9期、1994年第10期。
葛兆光《思想史视野中的考古与文物》，《文物》2000年第1期。
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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