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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0-思想史课堂讲录-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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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阁楼，我不是很清楚。不过，就现在看，目前的这一转化的好处就是研究范围较过去的空间、范围、视野和资料都大了很多。
《思想史课堂讲录》 总 序小 结
六小结
以上，我说到了基本预设的重新检讨和反思，研究领域的重心转移和研究资料的范围扩大，这就是我体会到的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尤其是文史领域的一些重要变化。这里的逻辑很简单，新的研究观念和思路的出现，一定会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和视野，新的领域和视野，又一定需要新的文献和资料，这是很自然的，只要稍有敏感的学者，在最近十年的文史学界都可以看到这种潜在的变化。我自己在做思想史研究的时候，也正是在努力追踪和适应这种变化的趋势，这种变化趋势虽然并不普遍和明显，也未必能够成为主流，但我始终认为是很重要的。
这就是我们这个课的开场白，以后我们要一点一点仔细讨论。
【建议阅读文献】
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2004。
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若干初步考察》，张永堂译，载《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76。
丸山真男《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载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区建英译，学林出版社，上海，1992。
余英时《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载余英时《历史与思想》，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76，1992。
李弘祺《试论思想史的历史研究》，载韦政通编《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大林出版社，台北，1981。
黄俊杰《思想史方法论的两个侧面》，载黄俊杰编《史学方法论丛》，学生书局，台北，1987。
《思想史课堂讲录》 法国年鉴学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对中国的影响1900年
第一讲法国年鉴学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第一讲法国年鉴学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1900年，美国的鲁宾逊出版了一本书，名叫《新史学》，1902年梁启超也写了一本《新史学》，他的主要目的，是打破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旧史学，提倡民族主义的新史学。前一次课上，我们已经提到了法国年鉴学派，这一次，我们就具体来讨论年鉴学派的意义。
这一讲之所以选用“年鉴学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这样一个题目，我有两点要先说明。第一，我不是做历史学理论研究的，更重视理论怎样可以拿来在历史研究中使用，所以在这一讲里，具体地说，就是看看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能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历史研究特别是文化史、思想史研究中，这是我想要讨论的问题。第二，用“对中国的影响”这个说法，不一定很准确，实际上，法国年鉴学派现在对中国，尤其是中国大陆，有一些影响，但影响还不是很大。之所以用这个讲法，更侧重在讨论，它在将来可能会发出什么样的影响。现在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界，出现了新的趋向，虽然还只是在萌芽中，动静并不是很大，但在今天的这一讲里，我会时时提到中国学界研究的动向和情况。
1900年，美国的鲁宾逊（J。H。Robinson）出版了一本书，名叫《新史学》，这本书后来曾被做过暨南大学校长的何炳松——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学者——他在1924年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差不多同时，在中国人这里，1902年梁启超也写了一本《新史学》，他的主要目的，是打破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旧史学，提倡民族主义的新史学。这两本书都叫“新”的史学，叫“新”，就意味着过去的是“旧”，但是，新、旧不会一成不变，时间一长，新的还是会变成旧的。最近，就是2002年夏天，国内也开了一个会议，名为“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这样看来，无论是鲁宾逊的还是梁启超的《新史学》，都已经变“旧”了，不然现在怎么会特意地提出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呢？
那么，你也许会问，真正的“新史学”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呢？也许，目前还不见得。不过，看看海峡两岸，倒也有一些新的动向。1990年，台湾创办了一个杂志，名字也叫《新史学》，至今已经十四年了，出版了十四卷，每卷有四期。它的发刊词中明确承认他们是受到注重经济、社会和心态文化研究的年鉴学派的影响。发刊词中说，20世纪只剩下最后十年，新的世界秩序正在酝酿之中，大凡这种时代，都会有新的历史学出现。那么，到底这个“新”是新在哪里？大家可以注意，杂志里有很多专号，比如关于社会医疗史的研究，身体史的研究等等，还有中国妇女史专号，不过这里的妇女史跟过去相比，有很强的女性批评的思路在里面，就像大家所知道的，女性史是近二十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西方的视角和理论。还有性史专号，有关性的研究虽然很早就有，如弗洛伊德、金赛等等，但在历史学里面，真正受到强烈启发的是福柯以后，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性意识史》出版后，才形成了新的性史研究的视角。此外，还有宗教史、疾病、医疗文化专号，比如，有一篇论文讲到钩端螺旋体病在宋代如何蔓延，有的论文还讨论到疾病如何改变了这个地方的人口结构，改变生产和种植的习惯。这样的研究过去很少，乍一看觉得很新。大家要注意，这个杂志几乎囊括了台湾中生代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学者，而经过十来年，现在，这些“新史学”的学者已经是台湾最有影响的学术群体了。
回过头来看看大陆，近些年也开始逐渐注重社会生活史、都市史、地理环境史、科技史的研究等等。比如中山大学的陈春声和刘志伟，他们和美国学者萧凤霞一起做的人类学和历史学结合的乡村史研究，厦门大学的郑振满和加拿大学者丁荷生一起做的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都是试图把人类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另外，南开大学建立了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出版了《中国社会与历史评论》集刊，提倡社会史，显然主要针对的是政治史为中心的史学研究。又比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有一个社会史研究室，出版了断代的若干册社会生活史，在资料方面也做得不错。很多学者都开始了这方面的个人研究。天津师范大学也在做有关“经济社会史”的研究，还出版了一些论著，还有的年轻学者，也开始了医疗、疾病的社会生活史研究，像人民大学的杨念群、南开大学的余新忠等等。就以我周围的熟人来说，北京师范大学的赵世瑜一直在进行社会史的研究，像明清的庙会和社火之类，清华大学的李伯重也做过关于宋代节育观念和经济史的关系研究，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韩琦研究科技和社会互动关系，前一段时间，我看到连一直搞敦煌吐鲁番文书和中外交通史的北大的荣新江也做了关于壁画中所见女扮男装图像的研究，很有些现在流行的性别研究的意思。这样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以后，逐渐把历史学研究的中心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人物、事件挪向了边缘的、生活的、社会的东西，这就使得历史学有了一点新的变化。
到了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历史学界就和欧洲一样，也开始重视边缘人，而不是处在政治经济中心的那些人物，开始重视小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八九十年代，历史学界更注重对大众文化、传媒的制作、日常生活这些与民众密切相关的问题的研究。当然，这些变化是受到欧美学术界变化的影响的。欧洲历史学界的变化比较早，但整体的转变，尤其是美国的转变，还是在50年代末以后，比如50年代末开始了对巫术、异端、通俗文学的研究，很引人注目。大家都知道，通俗文学研究在中国一般是在文学系，实际上，对通俗文学最好的研究往往是在历史学领域里面。到了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历史学界就和欧洲一样，也开始重视边缘人，而不是处在政治经济中心的那些人物，开始重视小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八九十年代，历史学界更注重对大众文化、传媒的制作、日常生活这些与民众密切相关的问题的研究，显示出东西方同样的一些变化。而这个变化，简单地说，实际都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
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就要说，什么是年鉴学派，法国年鉴学派的来龙去脉如何？
《思想史课堂讲录》 法国年鉴学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年鉴学派的来龙去脉
一年鉴学派的来龙去脉
1929年，法国创刊出版了一个刊物，名为《经济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éconmique et sociale）。杂志集中了一批有共同追求和倾向的人，这批人代表一个大致相同的历史学倾向，其中包括费弗尔（一译费夫贺，Lucien Febvre，1878—1956）、布洛克（一译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布罗代尔（一译布劳岱，Fernand Braudel，1902—1985）以及后来的杜比（一译迪比，Georges Duby）、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和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等等历史学家。这个刊物在1939年至1942年和在1945年，曾经改名为《社会史年鉴》，1942年至1944年，改名为《社会史论丛》，1946年直到现在，都名为《年鉴：经济、社会、文明》。这就是年鉴学派得名的原因。
《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集中了一批有共同追求和倾向的人，这批人代表一个大致相同的历史学倾向，其中包括费弗尔、布洛克、布罗代尔以及后来的杜比、勒高夫和勒华拉杜里等等历史学家。年鉴学派大体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年代末创办杂志，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阶段可以看成是年鉴学派对旧史学的挑战时代，他们的主要工作和口号，是对传统的政治史为中心的历史学传统进行挑战，用后来人的话来描述，叫做“从阁楼到地窖”，就是把研究重心从上层的、中心的、精英的政治史、经济史、大事件、大人物，转到社会生活、环境、经济这些看起来很形而下的、普通的东西。
第二阶段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60年代革命的时期，也就是1968年前后，这个时期是年鉴学派最辉煌而且是形成学派的时期。以布罗代尔为中心，团结了一批非常出色的学者，形成了自己的学派和理论。这个阶段还在实践第一阶段的思路，但特征很明确，大规模描述环境，包括地理、植被、食品等生活的各个方面。
第三个阶段大体从1968年开始，是年鉴学派的分化、变异与回归时代。各位都会知道，1968年对于西方的重要意义在于，此时西方大规模出现左派风潮，仿佛是西方现代里程碑的一个分水岭。尤其在法国，法国红卫兵运动席卷了整个欧洲，影响巨大。我想，1968年之于欧洲，仿佛1989年之于中国。此后，年鉴学派重心逐渐从社会经济转向社会文化，又出现了一个趋势，叫“从地窖到阁楼”，这是第三阶段。目前，心理史、心态史，包括精神史这些研究角度在那里仍然很流行。
对于中国文史学界来说，年鉴学派发生最大影响的东西，还是第一阶段的那些理论与方法。因为那个时代的他们，实际上跟现在的我们一样，面对着相同的非常艰难的历史学的境遇。20世纪20年代，费弗尔、布洛克、布罗代尔这些人，面对的是非常强大的西方传统的以兰克（Leopold von Ranke）为代表的历史学。大家知道，兰克的历史学既是近代的历史学，又是笼罩了很长时间的传统历史学的延续。它的特征是什么呢？第一，基本是以政治史为中心，以档案文献，特别是官方的档案文献为主要资料。第二，方法标榜科学、客观并且专业。这种历史学奠定了近现代西方史学的大的框架，即使在1900年鲁宾逊的《新史学》中，也没有受到根本的挑战。第三，在这种可以说是体现了现代性的历史学中，历史学的意义集中在近代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围绕这一点做历史学的追根溯源，来论证民族国家在古代的历史和在近代的合理性和合法性。20年代，西方历史学整个被这种风气所笼罩，当时许多权威的学术刊物，如欧洲的《史学杂志》、《史学评论》、《英国史学评论》等，基本上都是主流历史学家控制，历史学围绕民族国家的历史进行论证，历史学也越来越向专业化发展。
很自然地，在那个风气下，历史学一直热衷于讨论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在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本来就很容易引起重视。尽管近代西方也有另外一些视野开阔的大历史作品，杂志对学术界来说，是非常可怕的控制系统，如果一个杂志具有某种倾向，它又是权威的杂志，有时令人很难抗拒。如伏尔泰的《风俗论》、吉朋《罗马帝国衰亡史》、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还有米歇莱提倡的“民众史”、马克思提倡的“经济史观”等等。但在历史学的实际操作上，这些都不占优势，占优势的还是以政治史为中心的、以严格的档案文献为历史资料的、用科学的专业的严格的方法来鉴定、组织和编纂历史。大家要注意，这种历史学与中国传统的历史学、与现代的历史学都很吻合。传统中国的二十四史里面，就都是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虽然它不是论证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但是也是论证王朝更替的合法性。尽管我们说，到了近代，西方科学主义的历史学影响中国很深，而且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中国大陆取代了旧的史学，但整个20世纪我们的史学还是政治、经济、军事为中心的历史，在这一点上和传统的旧史学没有大的差别。你们去看，影响最大的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主编的《中国通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基本都是这种框架。
这一历史学处境，使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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