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8-李敖这个人-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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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生最得意的一次经验”　　　　　
　　　　像许许多多青年学子一样，李敖憧憬着未来的大学生活。他愈是对中学教育不满意，这种憧憬便愈强烈。　　　　　
　　　　李敖心目中的大学，应该是一个充满了自由与民主的天堂，那里有博学而充满睿智的专家教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学子，汗牛充栋的中外典籍，幽雅而宽松的学习环境……过去父亲向他讲述的当年发生在北大校园里的一切，都是他由衷向往的内容。　　　　　
　　　　１９５４年７月２６日，１９岁的李敖以同等学力（高中二年级肄业）参加了台湾历史上第一次大专联考。　　　　　
　　　　当时，台湾实行联招的大学一共有四所，即台湾大学、省立师范学院（师范大学前身）、省立农学院（中兴大学前身）、省立工学院（成功大学前身），录取的考生根据其填报志愿的先后与考试成绩的高低，被分发到不同学校与科系。５０年代的台湾正处于“泛政治化”的时期，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之下，考生与家长普遍存在着一种趋理畏文的心理。据比李敖高一届的林毓生回忆，“绝大多数家长都鼓励、甚至强迫自己的子女报考实用、毕业后易谋出路、不易牵涉到政治问题的科系（如医、工、理、农）。不少文科生由于成绩不够好，无法被分发到实用科系中去，乃是根据其第二或第三志愿，被分发到文学院来的”。对许多文学院的学生而言，因为学非所愿，社会舆论对文学专业又普遍不看好，所以“他们的精神甚为消沉，心情很是萎靡”①。如此一来，主动报考与意识形态联系比较紧密的文学院者便少而又少了。　　　　　
　　　　


第二部分丧礼改革（2）

　　　　出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李敖第一志愿填的是台湾大学中文系，但因数学拉分，几分之差，被台大法律系专修科（后在学生呼吁下改为司法组）录取。　　　　　
　　　　关于法律系专修科，当时的台大法律系主任梅仲协有专文介绍。他说，此科之设旨在“储训法官人才”，“司法前途，实利赖焉”。又说：“本科的增设，则专着重于司法官的训练，故修业期限，虽缩短为三年，但课程的配备，反较法律学系为繁重。例如诉讼实务、强制执行法、破产法、土地法等，在法律学系，可以不开，而在本科则均为必修课目，而且关于民刑法及民刑诉讼法的学分，都酌量予以增加。所以名为三年制的专修科，其实就应用学科而言，不但不亚于法律学系，而反有过之。”②　　　　　
　　　　对于李敖来说，学法律亦无不可，通过学法可以了解世间法，了解在这个一党专制的孤岛上自由到底有多大的限度，这有助于对社会的了解。因此，当录取通知下达以后，１９５４年９月１４日，他离开了生活五年之久的台中古城，这个曾经梦醒梦破的古城，满怀希望地乘车北上，来到了台湾的政治文化中心——台北。　　　　　
　　　　台北市是台湾的第一大城市。它坐落在台北盆地中央、纵贯铁路线上，淡水河、基隆河和新店溪汇流处，北依大屯火山群，西临林口台地，东南部为中央山脉北侧边缘的余脉与丘陵所簇拥。山环水绕，风光秀丽，素有“花园城市”之称。数百年前，这里曾是一片荒蛮的沼泽密林，罕见人烟。１６６２年，郑成功把荷兰殖民者赶跑后，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派大批人马在此开地拓荒，直至１８０８年福建泉州移民陈赖章等在此安家落户，才有了村庄。１５年后，这里渐趋繁荣，有了城市的雏型，被称为“艋”，即“独木舟及独木舟的聚集之地”。这主要是指淡水河上游的山地居民常驾独木舟顺流而下，到这里舍舟登陆，以物易物，成为贸易之地。１８７５年，清廷在此设立了台北府。１８９４年，在台湾设省，台北市成为省会。在市中心的公园内，至今还有前人题字留刻的碑林和石坊，公园西南面是气势雄伟的古刹龙山寺，南部市郊的新店镇有水清浪静的碧潭公园，北去３０里，则是闻名遐迩的“温泉之乡”——阳明山风景区。可谓名胜众多，古迹遍布。　　　　　
　　　　台湾大学就建在台北市南端新店溪北岸的观音山下，是台湾岛上规模最大的一所高等学府。校园占地面积１８０多公顷，设有４３个系，４６个研究所，在校学生１００００多人。１９４９年初，傅斯年浮海东渡，出任台大校长，实行了诸多卓有成效的改革。这里云集了众多国内堪称一流的知识分子，成为台湾高校学术研究的中心。这一切李敖早有所闻。如今傅校长已驾鹤西去，台大校园风情依旧，在淡蓝的天幕飘不尽的云朵下，高高的棕榈树宽大的叶子迎风招展，操场上碧草如茵，花圃里杜鹃花、月季花、玫瑰花春意阑珊。在傅园，他望着傅斯年纪念钟上那八字校训“敦品、励学、学国、学人”，好像看到了当年北平城里走在学生队伍最前面的那个青年人，遥想这位曾经在中国文化思想界叱咤风云的“五四”人物，李敖心中自然感慨万千，充满了江山多骄、志在天下的感怀。　　　　　
　　　　


第二部分丧礼改革（3）

　　　　可惜的是，李敖这种美好的兴致并没有延续多久。他所学的法律系司法专修科，在台大已经是第二届了，按说校方会办得更加规范。但李敖学了不到一年，便开始对这一专业失去兴趣，产生思退之心。他感觉到专业教师的学识浅陋，观点保守，长此下去学不到多少有用的东西。于是，尽管当时该科师生正在闹腾改制（由专科改为本科），但这些对他已毫无吸引力，他决定重考。当时台大规定本校学生不能重考本校，要重考得先退学。李敖只好破釜沉舟，在大一上了２８７天之后，自动退学，返回台中。　　　　　
　　　　他是１５０名学生中惟一因兴趣不合而退学的学生。　　　　　
　　　　此时已是１９５５年的６月下旬，一年一度的大专联考（每年的７月２６、２７日）马上又要开始，李敖在经过短暂的补习之后，再一次步入联考的考场。　　　　　
　　　　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这一年，他顺利考入了台湾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并且名列前茅。　　　　　
　　　　台湾大学历史系是一个师资实力雄厚的大系，号称集过去北大、清华与中大（中山大学）三校史学教授的精华。李敖摆脱了对法律专修科的不满，有了一种如愿以偿的感觉。　　　　　
　　　　但好景不长，李敖很快又大失所望了。他说：　　　　　
　　　　“很快的，大学的生活使我深刻了解所谓高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的程度比中等教育犹有过之，尤其是我身历其境的文法学院，其荒谬、迂腐已经到了不成样子的地步，六七个大学外文系的大一英文的教师甚至搞不清文学家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ａｒｏｙａｎ是谁；而法律系的一些师生，却连Ｗｕｇｏ　Ｌａ　Ｆａｙｅｔｔｅ　Ｂｌａｃｋ都不知道！”①　　　　　
　　　　


第二部分丧礼改革（4）

　　　　就李敖的性格而言，其自负、自恃及狂狷的特点在中学阶段已经形成，到了大学，这种性格进一步得到发展。在他的心目中，大学不该是读死书的地方，大学生应该是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的一群人，大学培养的目标应该是造就智慧的才俊，培养出有骨气、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事实上，在李敖眼中，这里的学生只会抄抄笔记、背背讲义，然后及时行乐。而历史系，李敖认为尤其如此。　　　　　
　　　　此时，李敖从少年时就有的狂狷性格已完完全全暴露无遗。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他的“丧礼改革”。　　　　　
　　　　还是在上初中时，李敖读书，便处处不忘学以致用。从初二开始，受胡适影响，他要移风易俗，不过旧历年。他认为过旧历年是一种不进步，并且违反现代化。通达的父亲十分尊重他的“卓见”。他说：“好小子，你不过就不过吧！你不过，我们过！”于是，爸爸、妈妈以及姐姐妹妹弟弟们，兴高采烈，大过其年。他们吃大鱼大肉，李敖偏要吃炒饭；他们熬夜，李敖偏要早睡；他们送来糖果压岁钱，李敖一概退回。就这样一晃五年过去了。　　　　　
　　　　１９５５年４月２７日晚上，李敖的父亲因脑溢血去世。次日午前，李敖收到“父病速归”的电报，赶赴台中。下了火车，见到接站的人，才得知父亲的死讯，李敖“为之泪下”。在家里，因为天热，父亲已入棺，棺盖已钉，未能见上最后一面，他便找人拍了两张照片留念。　　　　　
　　　　此时已上大一的李敖，又进行了一场“丧礼改革”的实验。　　　　　
　　　　李敖受胡适影响甚深，对移风易俗早已有身体力行之举。如今，他反对传统“把活人弄成死人，把死人弄成鬼”式的丧礼，力主对父亲的丧礼实行“改革”，在家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李鼎彝的老同事鄢曾荫说话了：“李敖你读书明礼，按古礼，不能这样干吧？”李敖反驳道：“按古礼，按《易经》是‘丧期无数’；按《墨子》是我母亲要殉葬；按《礼记》是我父亲不能火葬……今天我要真行古礼，更不得了了。”鄢老师理论不过李敖，顿时语塞。　　　　　
　　　　


第二部分丧礼改革（5）

　　　　李鼎彝先生生前是台中一中中文科的主任，一生朋友甚多，公祭时，场面很大，自台中市市长、市议会议长以下，有两千人。按照传统惯例，孝子要拿哭丧棒痛哭，给来吊丧的人磕头。但李敖反对封建礼制，统统不来这一套，并且当众一滴眼泪也不掉，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为激起了众人的极大愤怒，长辈们逼着他去磕头，但他态度依旧，“横眉冷对千夫指”。　　　　　
　　　　在多达两千人的葬礼上，人人都在痛失师表，缅怀死者的种种好处，同时也在心中痛骂李敖这个“不磕头、不烧纸、不流眼泪、主张丧礼改革”的不孝之子。但李敖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心中对父亲的怀念也许要超过任何一个人，只不过是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当２０年后他身居囚房时，也许又想到了这次难以忘怀的“改革”，想到了一切特立独行的人表达感情的独特方式，他写下了这样一篇优美动人的散文。其中写道：　　　　　
　　　　一般情的标准，是人情之常的标准，生离死别、送往迎来、待人接物等等，无不在人情之常标准上朝前滑，大家也照例办事，不以为异。但有些人——极少的一些人，他们的表现却好像不近人情的，冰冷的：有的人好朋友死了，他只三号而出（秦失）；有的人太太死了，他却鼓盆而歌（庄周）；有的人弟弟死了，他却不办丧事（张良）；有的人独生子少小离乡，到外埠求学，临走前她一滴眼泪都不掉（胡适母亲）！　　　　　
　　　　……　　　　　
　　　　雪的表面很冰冷，但雪化成溪，溪汇成河，作用就非常明显了。但人们总怪雪冰冷，雪却不解释，它只用洁白答复了一切。①　　　　　
　　　　


第二部分丧礼改革（6）

　　　　李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了对长辈的怀念和尊敬。就在父亲去世之后，为了安慰孤独寂寞的母亲，当新的一个旧历年来到时，当母亲习惯性地为他安排大鱼大肉之外的炒饭时，他一句话没说，放弃了炒饭，默默地加入了“过年派”的行列；１１年后，他印出了父亲的遗著《中国文学史》，并为之作了长序，以志怀念。这些无声的行动，也许正是李敖在情感上有失“人情之常”的独特的表达方式吧。　　　　　
　　　　这次“实验”，在他人眼中也许是个闹剧，但对青年李敖来讲却刻骨铭心，他真正地体会到：所谓“虽千万人，吾往矣”，谈起书来容易，真正实行起来，可就需要大勇。他说：“那是我平生最得意的一次经验”，“这次经验使我一生受用，我一生勇于特立独行，都伏机于此。”①后来，对别人的凡属婚丧嫁娶的活动他一概都不参加，这也正是他反世俗思想的一种过激的延伸。　　　　　
　　　　１９５６年，李敖在考入台大历史系后的迎新会上，大放厥词，使在座的全体师生惊叹！当时的情景尚无文字查考，但很快他便成为台大的知名人物，确是事实。更让师生瞠目结舌的是，在颇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台大，李敖却穿起了青袍长褂，而且一年四季从不换装。　　　　　
　　　　在夏日炎炎的校园里，人们常可看到一个戴着黑框眼镜、身着青袍长褂的青年，拎着一大包书，往前急匆匆地赶路。他就是李敖。“长袍怪李敖”成了台大的一大景观。只要是台大人，没有一个人敢说他没见过“文学院那个穿长袍的”。人们看他的眼神，颇有点儿像“五四”时期北大校园里众人看拖着辫子的怪杰辜鸿铭。与他同届的地理系同学潘毓刚（后任世界华人协会召集人）回忆说，当时在他眼中，李敖是一个“身穿长袍，阴阳怪气，类似青洪帮的人物”。而后来与他成为好友的同学郑清茂则在回忆中说：“曩日于台大校园，时见一长袍青年，恒与女人为伍，即李敖也。余甚鄙之，自忖其人不过风流种子耳……迩来朝夕相处，始知其人虽狂放不羁，而实则今世之怪杰，极可爱可亲之人也。余甚悔曩之不识英杰，遂与结交焉。”就在他已离开台大后，他的“恶劣”影响依然不减，一位台大女生在给李敖战友的信中介绍她漂亮的室友时说：“不知道谁有福气，我希望你认识她，也愿意你的好朋友认识她，李敖除外。”　　　　　
　　　　


第二部分丧礼改革（7）

　　　　历史系有个夏教授也整年穿件破袍子，可是夏天最热的那一两个月，也破例夏威夷一番。有一次，他看到李敖在盛夏里仍穿着黑绸大褂大摇大摆，特地走到他面前，不声不响地盯了他一阵，最后摇摇头，不胜感慨地说：“你简直比我还顽固！”　　　　　
　　　　一位女同学问李敖：“李敖，我忍不住了，我一定要问问你，这么热的天气你还穿这玩意儿，难道你不热吗？”李敖望着她那充满了救世精神的脸，慢吞吞地说：“冬天那么凉，你还要穿裙子露小腿，难道你不冷吗？”　　　　　
　　　　当然，李敖夏天的耐热和女孩子冬天的耐冷在心理上是不一样的。　　　　　
　　　　早在上小学时，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