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达芬奇密码[法] 玛丽－弗朗丝－弗雷德里克－勒努瓦-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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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世纪末，里昂的主教依纳爵（Irénée）列出了四福音的一份清单（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按照他的看法，这个单子构成了“好消息”。他也抨击了异教尤其是诺斯替教派不符合真正的基督的信仰。　

　　　　——凯撒雷的犹西比乌（EusèbedeCésarée）在他的《教会史》（写于325年左右）中介绍了公元2世纪末东帝国教会中阅读的书：四部福音书、《使徒行传》、《保罗书》和《希伯来书》、《彼得一书》和《约翰一书》，还有正典没有收录的一些作品，如《彼得启示录》、《克雷芒致科林多教会前书》（被认为是没有得到上帝“启示”的伪经，但是不违背基督教教义）。　

　　　　——在4世纪，人们感觉到有必要一劳永逸地把“受到启示的”作品与未受到启示的作品区分开来。地方的各种宗教评议会都在为此努力。在这个时期，除了上面提到的选择标准（古老、使徒的继承性，所宣传的信仰的真实性）之外，又增加了一条：保留基督教团体中，无论是传道还是典仪，使用最多的经文。公元360年，在拉塔基亚（Laodicée）会议上，对圣典的争议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公元382年，罗马会议提出了一个名单，包括了旧约和新约的经文，形成了《圣经》。公元393年，在希波（Hippone）会议上重新提起了这份名单。公元397年，在迦太基会议上终于确定了这一选择，增加了《约翰启示录》，并决定除了这些“正典《圣经》外，不得以《圣经》的名目在教堂中阅读任何其他的经文”。　

　　　　尽管我们可以对这一名单的制定和正典经文（接受的）和伪经（被排除的）的分类提出异议，但绝不是布朗的观点——教会在皇帝的鼓动下，很快就订立了基督教《圣经》的正典，并焚毁了所有其他的作品！《达·芬奇密码》的论点中只有一点符合史实：一旦《圣经》确立，诺斯替派的观点就受到系统的谴责——为此也曾血流成河，例如在中世纪镇压清洁派的时候。　

　　　　还要等到16世纪和基督教改革运动时，基督教《圣经》正典才又重新受到审视。今天，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对《新约》和《旧约》的某些篇章的“真实性”有争议。但是在排除诺斯替派伪经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观点相同，他们觉得诺斯替派伪经的历史价值大于宗教价值。　
　


福音……源自耶稣

　　　　再说几句有关基督教《圣经》的事情。丹·布朗写道：“圣杯文献有上万页的资料……据说，那些都是原始文献——包括上万页未经修改的资料，那是由早期的耶稣追随者在君士坦丁大帝统治罗马之前写的，他们衷心地崇拜耶稣，认为他是全人类的导师和先知。宝藏中的另一部分是传说中的‘Q’文献——那是连梵蒂冈都承认存在的手稿。按照他们的说法，那是一本记录基督讲道的书，而且可能是他亲笔所写……为什么耶稣就不能有一本记载他自己布道的书呢？当时有许多人都那么做。”（P？郾238）　
　　　　有必要对这番话做一下解释。丹·布朗依其惯例，围绕着一个真实的历史素材做出许多臆想。在这里，史实就是他所说的Q原始文献，其他则是照搬了有关诺斯替伪经《多马福音》中没有根据的谣传。这都是些什么东西？伪经中的一些文章可能与正典福音书出自同一时代（公元1世纪末），都是根据口传教义记录并结集而成的。按照许多历史学家的观点，在库姆兰发现的《多马福音》无疑也属于此种情况。《多马福音》很快就被译成各种西方语言文本，但有一种传言一直认定它包含有让教会尴尬的一些实情。　

　　　　存在Q原始文件的假设出自1832年德国圣经学者弗雷德里克·沙伊尔玛舍尔（FriedrichScheiermacher）。他对被称为“对观福音”，即记述了相对应的内容的马可、路加、马太这三部福音书做了深入的比较工作。他认为，《马可福音》早于《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路加和马太可能使用了《马可福音》的材料，另外还使用了另外一份材料，这份材料已经失传（因为有许多路加和马太共同记述的内容没有出现在马可的书中）。这个原始材料（德文为Quelle）的假设受到当代许多圣经学者的重视，但是，这仍是一个有争论的学术问题。弗雷德里克·沙伊尔玛舍尔设想，这个假定的文件是一本耶稣语录。《多马福音》内含一百一十四段耶稣的话，与这个假设文件形式相同。一些人就断言这是同一个文本——尽管《多马福音》完全不符合圣经学者们研究的对观福音的相应标准。　

　　　　至于耶稣有可能亲自撰写了自己的教诲的观点，这种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但是它还有许多异议。天主教教会现在也承认福音书的作者有可能是假托（以权威的名字为文本署名）。这些文本反映了与他们关系密切的那些社团所承认的教诲。我们甚至不能肯定正典中收录的《使徒行传》是否完全出自保罗一人之手。基督教史学家们指出，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深刻地影响着1世纪（包括2世纪初）的基督教徒。在这种对来世的期盼中，人们几乎不大可能在基督死后就忙着撰写他的生平和教诲。因此这是写于他生前，甚至是他亲自写的……　
　


反对神圣女性

　　　　丹·布朗的书中人物对君士坦丁和天主教教会的主要指责是反对神圣女性，以推行一种纯男性的宗教。这是教会排斥伪经的主要动机。他们认为，伪经揭示了抹大拉的马利亚在早期教会中的地位以及她与耶稣的婚姻。“郇山隐修会认为，“女性曾被认为对文明开化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发挥了与男性同等的作用，但世界各地的神庙却将她们抹去了。犹太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中都没有女性神职人员。就连每年产生春季生殖力的圣婚——巴比伦生殖神塔模斯教派的宗教仪式，即男女通过肉体上的结合实现心灵的融合——也被视为是羞耻之举。曾经把与女性进行性交融视为遵从上帝旨意的男性们，现在则担心这是性冲动魔鬼在作祟，而这些魔鬼的最好帮凶就是——女人。”（P。116）　
　　　　尽管论证充满了七拼八凑、似是而非和纯粹简单的臆造，但这个神圣女性和古代基督教对她压制的问题却是毫无疑问的，是丹·布朗提出的最中肯的问题。在继续谈论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下有关崇拜伟大女神和古代异教中女性地位的历史。　

　　　　从伟大的女神到男性的上帝　

　　　　史前学者一致认为，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从原始石器时代到史前巨石文化时代，欧洲人和中东人崇拜着一位极其重要的伟大女神。这位女神的母性功能有时还夹杂着一种情爱因素。在一些无可否认地属于祭祀场所的考古遗址中，都发现了表现这位女神的石刻或者雕塑（参见让·玛卡尔《伟大女神，神话与圣殿》）。在原始社会中，女性孕育生命的能力被看作是神圣的，是一个巨大的谜。这些社会大部分属于母系社会，使用月亮历法，时间更是被看作是循环的，而不是线性的。　

　　　　在西欧，女神崇拜大约结束于公元前数千年。当印度人从东方入侵时，他们带来了对男性的崇拜。女神崇拜逐步融入对男性神的崇拜中，从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异教（异教这个词指的是克尔特人、日耳曼人、罗马人、希腊人、埃及人、巴比伦人等的古代多神教）。苏美尔神话讲述了公元前三千年的大战，早期的男性英雄为寻求封神，与女神进行斗争。为这位女神传宗接代的男情人以繁殖力强的公牛形象为象征，在每年一次的一个重要节日上与女神结合，这是仪式的核心，然后被献祭。　

　　　　此后，女性的地位开始下降，父系社会出现了。以惟一的父亲神形象出现的雅赫维与女神崇拜发生了冲突。雅赫维也许是史无前例的第一位单身上帝，没有女性的对应神！随着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发展，异教受到压制，而女性的成分也逐渐退出宗教舞台。男性的圣父、神父和教皇代替了女神、女祭司和教母。在所有源自《圣经》的宗教中，都是由纯男性形象的一位神主导，男人夺取了所有宗教权力。　

　　　　圣职圈外的神圣女性的回归　

　　　　《达·芬奇密码》瞄准的恰恰是这个关键问题。但是，他错误地把这场变革安到了君士坦丁的头上。父系社会，还有教会对女性的歧视早在君士坦丁前很长时间就已出现（只需重读一下保罗的书信就可以了）。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驱逐女性成分受到民众虔敬的压力，在很长时间内都难以被接受。教会最初鼓励崇拜圣母马利亚，用她逐步地取代古代的伟大女神。必须改造典范，让她脱离所有让人联想到狂欢节和神圣卖淫的内容。这些充斥在各种各样的伟大女神的形象中：伊什塔尔（苏美尔）、伊希斯（埃及）、艾波娜（克尔特高卢）、巴拉（腓尼基）、阿斯塔特（迦南）、阿佛洛狄忒—维纳斯（希腊—罗马），等等。作为取代古代所有女神的圣母，圣母马利亚是淡化了的，没有性的，符合母性的角色。如果说，古代神话的原始女神是通过天、空气或火甚至是蛇而受孕的，那么，耶稣的母亲则是通过圣灵，基督教神的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人物而受孕的。　

　　　　被众使徒和早期基督教神学家掩藏的抹大拉的马利亚这个核心人物似乎更适合作论述男尊女卑问题的论点，而不是丹·布朗那个她与耶稣结合的论点。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抹大拉的马利亚从中世纪起就成为一个神秘的形象，一个女性的原型，它要承受对圣母马利亚的情色指向。　

　　　　在大众的祈祷中（在天主教的教义中，与耶稣的母亲相关的内容），福音书中的这两个伟大女性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这并不能让人忘掉在基督教和其他的一神宗教中，上帝仍然是纯男性的（教皇、立法者、上帝），而妇女仍然在总体上被排除在圣职之外。　
　


有争议的天主事工会

　　　　我们想起丹·布朗写了为《达·芬奇密码》冠以“事实”的一篇“告读者书”。他信誓旦旦认定的有关郇山隐修会存在的那些话有多虚假，他所写的有关小说的另一个主角——天主事工会——的那几行文字就有多真实。这个天主教组织千真万确地存在。那么，小说情节中包含的这些信息又如何呢？这些信息攻击这个由神职人员和在俗教徒组成的组织，把组织的一个成员说成是杀人不眨眼的杀手僧侣。让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个组织的历史。　
　　　　天主事工会，即“上帝的慈善机构”①，确实是天主教界的一个最具争议的组织。在媒体上，在文学作品中，甚至在宗教决策机构内部，人们常用某种名字称呼它：“神职黑手党”、“梵蒂冈的第五纵队”、“教皇的白衣卫士”、“上帝的尖兵”、天主教收复西班牙②（recoquista）的“秘密保安队”、“新十字军东征协会”、“教会中的教会”、“天主教共济会”、“基督的参谋部”。总之，让这个组织笼罩在充满邪恶气氛的挑衅和宗派主义的词汇中。但是，无论是喜欢还是厌恶它，无论人们根据它的传教使命认为它有害，还是认为它是完整保存传统主义的，是具有拯救意义的，天主事工会的确属于天主教会。被梵蒂冈正式承认的天主事工会在教会的司法和布道的机构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眼中，它甚至是活着的圣人。梵蒂冈内部的小道消息说：“即使天主事工会不知道下任主教的名字，下任主教也一定知道天主事工会的名字！”　

　　　　善会的诞生　

　　　　1928年10月2日，在参加马德里的宗教活动期间，一位年轻的西班牙教士约瑟马利亚·艾斯克里瓦确信接到了神的启示：他必须鼓励所有男人不离开自己的职业，不成为教徒，在他们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成为圣徒。这就是天主事工会的核心使命：号召所有人在尘世，特别是在他的职业工作中走向圣洁。艾斯克里瓦惯于用三句话概括他的思想：“献身于工作，工作中献身，以工作献身。”对创始人和他的信徒们来说，圣洁不仅是教士和教徒们的事，也是普通人和在俗教徒的事，他们可以在“过着自己日常生活的同时”达到圣洁。　

　　　　在这个“超凡的”组织建立后不久，倾听约瑟马利亚·艾斯克里瓦忏悔的神父问他：“你给这个上帝的善会起个什么名字？”上帝之事①，拉丁文为OpusDei，名字起好了。艾斯克里瓦回答说。1930年2月14日，在主持弥撒的时候，艾斯克里瓦说，上帝告诉他，天主事工会也应该针对妇女。天主事工会于是接纳了妇女，只是她们不能担任神职。　

　　　　在30年代，艾斯克里瓦神父在一伙朋友的帮助下，竭尽全力地在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全境建立起他的组织。事工会瞄准了大学生和大学里的人。他的想法很简单：如果组织争取到这些精英，就让这些人将天主事工会的使命扩展到所有领域。就这样，天主事工会在全世界建立大学校园内的学生宿舍，建立培训工人、农民的中心和专科学校（如今该组织领导着一百五十所专科培训学校，二百个大学生宿舍和五所大学）。天主事工会的第一个中心DYA科学院1933年在西班牙成立，开设法律课和建筑学课，1934年又增加了基督教培训项目。布道工作因西班牙内战在1936年中断。在战争年代中，年轻的艾斯克里瓦经历了一场残酷的斗争，天主事工会后来保留着对地下状态的某种偏好，但是，对共产主义的极端憎恨让它减少了对纳粹的恐惧，因而投向了佛朗哥主义。　

　　　　1939年，神父回到马德里，出版了他的畅销书《路》，这是这个组织的意识形态的拱顶石，该书被翻译成三十二种文字，销售了四百五十多万册。在当时超级教权主义横行的西班牙，这种强调在俗教徒作用的言论是全新的并显得过于进步。1941年，在巴塞罗那的使节驻地（DeputacióndeBarcelone），人们开始焚毁《路》。游行者在街头高喊“不要事工会”。家庭、堂区、教会分裂了。传说天主事工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