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开朝十四帝-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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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罢支郡和“以文臣知州事”，使位尊权重、声势煊赫的节度使的权力受到极大削弱，其实际权力仅等于某一州郡的长官，有时甚至徒具空名，仅是一种荣誉称号。自中唐以来藩镇权势过重，坐大地方，尾大不掉的情形得到了改变。因而在废罢支郡，以文臣知州事的同年（９６３），宋太祖又订立了二项限制州郡长官权力过重的措施。一是“三岁一易”，使“知州”，“知县”在一地任职以３年为限，不得久任。乾德三年（９６５），北海军知军杨光美任职已满３年，由于其为政清廉，颇得百姓爱戴，当地有数百人赴京守在宫门口请愿，要求留杨光美继续在北海任职。宋太祖先是下诏劝他们散去，无效，于是采取断然措施，“笞（鞭打）其为首者”，才将请愿者赶走。另一项措施是在州郡设立通判。通判名义上是与知州共同判理政务的，其地位略低于知州，但事实上由于其负有监督州郡长官的特殊使命（故通判又称监州、监郡），知州往往还要怵其三分。所以有宋一代，州郡长官与通判不和的问题一直存在。　　　　
　　　　其次是“制其钱谷”，即收夺地方的财权。乾德二年（９６４），他发布了一道十分重要的诏令，要求各州除留有必要的经费外，其余财赋中属于货币的部分应全部辇送到京城，不得无故占留。次年三月，又一次重申了这道诏令。随着钱币的集中，对其余财物的控制也逐步加紧了。　　　　
　　　　“留州”制度的同时，对于各地大藩镇以“留使”的名义截留地方赋税以及肆意征税的弊政，宋太祖也小心审慎地进行了革除。他以支付大藩镇“公使钱”为代价，废除了留使制度，收回了为地方藩镇所控制的部分财权。对于藩镇任命亲信武将掌管场务，肆意税征的问题，宋太祖处置时就更为小心了。一般都是在该节度使病逝调离之际，朝廷才改派文臣管理场务。自此以后，“粟帛咸聚王畿”，地方藩镇失去了对抗中央王朝的经济后盾。　　　　
　　　　地方丧失了财权，自然也就无法“屯兵自重”了。在这种情况下，宋太祖与赵普所讨论的“收其精兵”的措施实施起来就很顺利了。宋太祖为收地方精兵而创立的兵分禁、厢的制度，也为其后代一直沿袭下来，成为两宋兵制中的一大特色。　　　　
　　　　宋太祖在统一南方诸国时，为了制止地方割据局面的再现，曾下令拆毁了不少通都大邑城墙，填平了壕沟。这显然是一个消极的、只解决临时问题的措施，而“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才能收到长远的效果，出现了“天下之权朝廷”、“四方万里之遥，奉遵京师”的新型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以后两宋３００多年的统治中，宋太祖所确立的这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作为“祖宗之法”的主要内容，一直为宋代君臣所恪守。　　　　
　　　　在调整和确立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同时，宋太祖对君臣关系也进行了调整。　　　　
　　　　在他看来，地方权力集中到朝廷，还没有完全解决中唐五代以来“君弱臣强”的问题，因而应该进一步削弱文武百官的权力，使由地方集中到朝廷的权力最后完全集中到自己手中，“总揽威柄”，“独制天下”。　　　　
　　　　宰相是封建社会的“百官之领袖”，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宋太祖即位后，宰相奏事仍沿旧制。有一天早朝，他突然对宰相王溥、范质说：“我眼睛有些昏花，把你们的奏疏送上前来。”在范、王二相离座递疏时，宫廷侍卫乘机将他们的座位搬走。自此以后，宰相在皇帝面前毕恭毕敬地站着奏事成为定制，宰相的地位大大下降了。　　　　
　　　　与削弱相权同步进行的，则是在百官中推荐“官、职分离，互相牵制”的任官政策。宋代官制中，“官”是品级，只有据此受俸禄的作用；“职”是殿阁、馆阁学士一类的荣誉称号，亦没有实际权利；只有由皇帝或书省“差遣”的临时职务才是实职，即执行实际权力的职务。这种职、权分离，名、实混淆的任官体制，使任何官员都无法集中权力、荣誉、威望于一身，权大者并不一定职高，望重者并不一定位显。这样也就很难形成对皇权的威胁了。　　　　
　　　　皇帝临时“差遣”的实职，也是依照“分权而相互牵制”的原则进行安排的。如宋代有固定的尚书省兵部，但兵部尚书只是虚职，并无实际兵权，只是被差遣为枢密使才有相当于兵部尚书的实权。不过枢密使也只是有奉旨调兵之权而无领兵之权，领兵之权归“三衙”长官。同理，“三衙”的高级将领虽然名为禁军的最高统帅，却也只有领兵之权而无发兵之权。　　　　
　　　　宋太祖为扩大统治基础，改革和推进了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宋初极力放宽科举考试的范围，无论家庭贫富，郡望高低，只要具有一定的文化的人，都可以前往应举。同时严格考试制度，以防权贵豪门请托舞弊。　　　　
　　　　同时，着力改变垂武轻文的旧风气。宋太祖即位之初，就下令修复孔庙，开辟儒馆，延用耆学名儒，以劝告励教化。针对五代时期文教不兴，学校荒废的情形，他下诏拨款增修国子监学舍，当国子监开学讲书之日，他很高兴地派人送去美酒、苹果以示祝贺。　　　　
　　　　随着文教的振兴和开科取士的增多，大批文人进入统治集团。宋太祖认为，乱世用武，治世用文，对这些文臣再也不能像五代时期那样，只是当作点缀摆设，而应切实发挥他们的作用。　　　　
　　　　随着对文臣的重用，统治集团内部的那种畸形的文武关系得到了调整。原来那些骄横跋扈，视文臣为无用，甚至一言不合就要“砍杀”宰相的武将们，不但见了宰相都要恭恭敬敬地唱喏问候，而且自己已也在宋太祖的劝告鼓励下，学着文臣的样子读起书来。　　　　
　　　　宋太祖“重文”是针对五代的“轻文”而言的，目的是要调整当时那种畸形的文武关系，改变那种由武臣独擅政权的局面，进而扩大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基础。所以在“重文”的同时，他并不歧视武将。当然，在宋初君主专制极度强化这一个大气候下，无论文臣也好，武将也好，其权力都不能不受到影响。　　　　
　　　　总之，尽管宋太祖的“重文”政策在以后曾被其子孙奉为“祖宗成规”而代代相传，以至形成了“重文轻武”的风气，但在宋太祖时，情况却并不如此。他“重文”但并不轻武，无论文臣武将，只要“有一材一行可取者”，都予以擢拔和使用，“先天下无遗材，人思自效”，其专制统治的基础是广泛和稳固的。　　　　
　　　　这样，一方面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君主与臣下的关系，使地方的行政、财政、军事等等各个方面的权力不断地向中央集中，最后又集中到皇帝一个人手中，形成了至高无上的君主集权制；另一方面又开科取士，重文用武，广罗人才，扩大了这一专制统治的基础。


第二部分　武周皇帝武则天第36节　修身正己的“足球”皇帝

　　　　在统一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宋太祖并没有志满意得、忘乎所以，更没有因此而骄逸放纵。平定南方诸国后，各国的金帛财宝源源不断地运至东京，宋太祖将其作为战备物资，全部收贮在内库，从不随意挥霍。宋太祖本来很喜欢射猎和踢球（当时称“蹴鞠”），刚作皇帝那阵，他还常常技痒难忍，不时地邀手下的人玩上几次。这些游戏对宋太祖来说自然属于忙里偷闲，但有时玩到兴头，又难免误事。一次，他正在后苑射鸟，忽然有大臣口称急事求见。可他接过奏章一看，里面说得并不是马上要办的事，不由得有些恼火，当即训斥了几句。那大臣却说：“这些事虽不是很急，但总比射鸟急吧。”他愈加恼怒，随手抄起一把玉斧，朝那人撞去，一失手，撞掉了两颗牙齿。那人也不作声，跪在地上，将牙齿捡起来装在衣服里。宋太祖问：“你想拿这个来控告我吗？”那大臣说：“不敢！不过陛下既为天子，一言一行自然会由史官记录在案的。”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逼得宋太祖不得不赶紧地表示道歉。通过这件事，使宋太祖认识到“吾为天下主”，一言一行至关重要，“畋游”（即射猎）“蹴鞠”终究不是“正经事”，以后慢慢地就将这些嗜好戒除了。　　　　
　　　　临终的前一年，宋太祖曾对臣下说：“自古为君者，很少有严以律己而有过失的。像唐太宗那样虚心纳谏固然不错，但他若一直注意防止骄奢，克制自己，不犯过错，使臣下无从谏议，岂不更好！所以我自己是夙夜畏惧，防非窒欲，以防过失。”


第二部分　武周皇帝武则天第37节　身死之谜与反悔“金匮之盟”

　　　　不过，随着宋初局势的稳定和统一事业的逐渐完成，赵宋皇族被外姓旁人颠覆的危险越来越小了，宋太祖与赵光义之间原来那种为家族命运和利益同心同德、共济险滩的精神慢慢地消失了。而一旦他们有了互不相干的命运，原来掩盖在“兄友弟悌”的伦理美德下的人性中另一方面的东西就可能显露出来。　　　　
　　　　尽管赵光义当时已是势延难遏，滋蔓难阻了，但宋太祖仍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努力。开宝九年（９７６）二月，吴越国王钱俶来朝，一般很少参与政治活动的皇子德昭这次却突然被宋太祖派至宋州迎宾。钱俶来朝是当时朝野瞩目的大事，宋太祖借这个机会，巧妙地把本来还默默无闻的皇子推到了臣民们的面前。　　　　
　　　　宋太祖一反常态，明显地加强了同另一皇弟赵光美（后改为延美）的关系。其中仅七月一个月的时间，就三次“幸光美第”。赵光美是“金匮之盟”中排在赵光义之后，赵德昭之前的继位人之一。宋太祖对他如此亲近，恐怕不是毫无用意的。开宝九年（９７６），皇子德昭已２９岁，德芳也１７岁了，德昭、德芳之母均已早死。此时，宫中主事者为孝章皇后宋氏。　　　　
　　　　从历史记载上看，宋皇后并无子女，但在德昭、德芳这二个皇子中，她倒是比较偏爱德芳的。这一点，对正在考虑继位人问题的宋太祖也可能稍稍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使他难以果断地在长子德昭和幼子德芳中挑选出一个来，以取代赵光义的继承人的位置。　　　　
　　　　就在这年十月，宋太祖猝然死去，赵光义则顺利地继承了皇位。关于宋太祖之死，史家众说不一，其中也有称为光义谋杀者。总之，太祖之死，留下了千古之谜。


第二部分　武周皇帝武则天第38节　高度集权的弊端与遗祸

　　　　赵匡胤自登基后的第四年（９６３），便开始了统一全国的战争。他针对敌人北强南弱的特点，为避免以半壁江山与正走上坡路的辽国争雄，因而改变了周世宗的用兵方针，制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用了１３年的时间，统一了除北汉之外的所有地区，基本上恢复了完整的版图。结束了五代时期的动乱与分裂，统一大半中国，是赵匡胤一生最大的功绩。国家的再一次统一（虽然不是完全统一），彻底解决了自唐来以来藩镇乱政的混乱局面，重新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这是他对于历史的重大贡献。北宋的政治稳定，促进了自唐中期以来土地占有方式和剥削方式的变革，使封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五代短短５３年，政变频繁，中原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共５个姓１３位君主。除五代更迭，周边还存在吴、南唐、吴越、前蜀、南汉、楚、闽、南平、北汉等１０个国家，各称霸一方。连年战争，使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在这种形势下，赵匡胤统一全国顺应民心，符合历史潮流。随战乱结束，社会生产恢复，经济向前发展，统一显示了进步的历史意义。　　　　
　　　　赵匡胤结束了五代以来的军阀割据，重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成为一代开国圣君而载入史册。　　　　
　　　　但他始料不及的是，他的一系列集权的军政措施，加强皇权，削弱了军队；政府官僚化，导致了北宋积贫积弱；兵权过于集中，将不知兵，兵不认将，削弱了战斗力；官僚机构重叠，互相牵制，办事效率极低。北宋长期处于挨打状态，最终国破家亡，徽、钦二帝被掳做亡国奴。　　　　
　　　　南宋朱熹指出：“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一针见血指出宋太祖高度集权带来的弊病。


第二部分　武周皇帝武则天第39节　少年多难，奋勇图强

　　　　南宋绍兴三十二年（１１６２年），铁木真出身于贵族之家。家族属于蒙古部中的乞颜部，其父也速该为该部领袖。史载：铁木真“初出母胎”，“头角峥嵘，双目炯炯有光”。而且“手握凝血如赤石”。此极言贵人自有“吉祥预兆”。恰在这天，其父生擒两名塔塔儿部人，其中一将领名铁木真，遂以名子，借以纪念这一胜利。不久，其父死于塔塔儿人投毒的仇杀。由于本氏族的众叛亲离，连牲畜也被叛离者带走，寡母诃额伦氏不得不放弃游牧生活，带着铁木真等４个儿子靠渔猎和挖野菜根艰难度日。期间铁木真还一度被叛部泰赤乌的奴隶主捕获负枷示众，后趁夜机智地潜逃回家，全家即远迁不儿罕山（今肯特山），时年仅１３岁。　　　　
　　　　长大后铁木真为了重振家业，认识到必须寻求更强大势力的庇护。他与弟弟哈撒儿和别勒古台一道来到土兀剌黑林（今蒙古乌兰巴托南），找到他父亲的至交克烈部首领王罕，向他奉献了礼物，并尊王罕为父，表示依附。王罕答应全力相助。　　　　
　　　　在王罕的荫护下，铁木真开始积聚力量。铁木真先后收下了折里麦，后又有很多自由的骑士、勇敢善战的勇士接踵而来，铁木真周围群英汇集。他暗暗地收集部众，积蓄着复仇的力量。　　　　
　　　　一两年后，铁木真从斡难河中游的札木合营地迁到怯绿连河上游的桑沽儿小河，独立建营。铁木真不问出身，善于容众，吸引了很多弱小的氏族，被大家拥戴为领袖，表示愿为他去“砍断逞气力者的颈项，劈开逞雄勇者的胸膛”。早期的这些人，后来都成为铁木真的亲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