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变革的动力与空间--雷颐-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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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变革的动力与空间——雷颐

　　　　第93期

　　　　主持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圣凯诺·世纪大讲堂。　

　　　　有一位研究中国史的外国专家曾经问我，他说，在你们漫长的国史当中，你们中国人对哪段历史知道的特别多，但是呢，知道的错误也特别特别多。后来我就想，我们知道的最多的历史，那肯定是清朝，因为它离我们最近。但是我们是对清朝有很多错误的认识吗？抱着这个疑问呢，今天主持人阿忆就给大家请来了中国近代史所的雷颐教授，让他给我们讲一讲〃晚清变革的动力与空间〃。　

　　　　主持人：雷教授，您好。　

　　　　雷颐：您好。　

　　　　主持人：听说您的父亲是曾经在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供过职？我知道就在我们国家组织水利部的时候，由傅作义将军做部长，很多人都是原来这个资源委员会的。　

　　　　雷颐：包括煤矿。　

　　　　主持人：那您父亲是做什么的？　

　　　　雷颐：他是做一般的工程技术工作。　

　　　　主持人：走遍天下都不怕。　

　　　　雷颐：只要学好数理化，当时尤其那一代知识分子，好像从来就有一个惯性思维，觉得中国要富强，就要科学救国。所以我算了一下，我的爷爷那一辈的朋友、亲戚都是从前传统的旧式的封建文人，画国画、写诗，但是我的父辈那一级，都是学的理工。　

　　　　主持人：那么你呢？　

　　　　雷颐：对啊，所以我的情况，我从小也是觉得应该学理工。在我小时候的观点中觉得考上文科的人，都是学习不好的人才考文科，觉得学习好的人都是学理工。但是家里人并不限制我，第一读书很多。第二呢，到文化革命中就没学可上。所以我就几乎等于没有上过中学，我的中学的知识，主要就是正负数的知识。所以我考大学，只能考文科，因为我喜欢读书。　

　　　　主持人：还有一件事我得问，您现在是历史学家了，当时一下就考中了，您的历史得了多少分啊？　

　　　　雷颐：我历史大概是80多分，当时我最高的分是我的政治98分。毕竟我还没有怎么复习，因为我爱读书。那时候我在文革期间或者说后来，就把列宁选集四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包括能找到的一些黑格尔的书啊，我自己都读了。所以那种政治考试对我来说特别的容易，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搞文科比较合适。　

　　　　主持人：咱们就不说闲话了，现在呢，就开始由雷教授给我们带来他的演讲，演讲的名字是“晚清变革的动力与空间”。鼓掌欢迎。　

　　　　雷颐：因为我们现在讲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开始清政府也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现代化的挑战的意义，只是觉得又是另外一种传统的那种敌意，那种蛮族、那种入侵啊、那种挑衅，也只是这样等闲视之的看待它。而没有想到这次入侵是带来中国社会的一个变化，不仅仅是一种政权，不会是仅仅带来一种政权的更替，一种王朝的更替，而是带来社会结构，社会发展的一种变化。　

　　　　这个说起来，还要从更早一点的时候说起，就是在乾隆58年，就是1793年，就是在十八世纪中后期的时候，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完成。资本主义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商品要打通全世界的市场，它商品要扩张，它就想打开中国的市场。打开中国市场呢，它想和中国通商，因为当时中国实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所以它当时以乾隆祝八十大寿的名义，派了一个使臣叫做马格尔尼到中国来，提出要跟乾隆（见面），要和中国通商。那么中国的反应，就是说我们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就不需要互通有无。尤其中国觉得，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当时对世界的理解或者中国人长期的世界观，就是中国是华夏中心论。觉得中国是世界之中，中国的文化是最优秀的、最发达的。那么中国周围的非华夏文明，都是一些蛮夷。当时称呼把南方叫蛮，北方叫狄，东边叫夷，西边叫戎。这都是带有一种歧视性的称呼，就是觉得他们应该被中国文明所教化。　

　　　　但英国人还是不死心，因为中国的市场它觉得人口又多，地方又大，市场又大，还是想打通、打开这个市场。所以在嘉庆过了一些年以后，在嘉庆二十一年，就是1816年，又派了一个使臣叫阿美士得来中国，还是要求和中国通商，派驻使节。那么中国（的反应）也是不同意。　

　　　　后来英国用鸦片，很不道德的用鸦片来打开中国的市场。大家知道，后来又发动了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实际上是把中国被迫地拉入到一个现代化的竞争中。所以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尤其在开始的时候，在清朝，在近代，是一种被迫的现代化，是在一种充满屈辱的条件下来开始的历程。大家都知道林则徐，林则徐是鸦片战争中国一个很有名的将领。大家都知道，不要多说了。但是我们从他的奏折里，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一种观念，这个观念是什么呢？比如说他的奏折中有一句，他说他准备和英国人打仗，说他“我准备了很多长的竹竿”。大家如果看过英军当时的图，他们的绑腿绑得很紧，他认为是他的绑腿绑得太紧了使他们的膝盖不好打弯。他说“我们准备了很多长竹竿，到时候一捅把他捅倒，他摔倒之后，他膝盖不能打弯就不好爬起来，这样我们就很容易打败他”。但是稍有交锋，林则徐就马上感到事情不是这么回事。碰到的这个敌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敌人。他也觉得很奇怪，我们必须了解它。所以他就让他的一个好朋友，他的幕僚叫做魏源，通过一些华侨，通过搜集了种种的报纸，外国的报纸或者是一些书籍，编了一本书叫做《海国图志》。　

　　　　在当时来说可以说最详细的介绍了外国，尤其是西方这些国家的情况的书。包括它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武器，包括世界分多少洲，这一类都介绍了。但是这本书在中国，它的命运很悲惨。因为林则徐让魏源编这本书是为了了解敌人，是为了启发中国民众。但是这本书他编出来之后，却受到了从上到下的强烈的攻击。因为当时中国观念认为中国，刚才说了，是天下的中心。很多人就攻击他说中国的文化这么优秀，你们还去了解、介绍这些蛮夷的书，这本身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不敬。所以为什么我们后来人，我们把林则徐称为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这是很了不起的。今天我们看这本书觉得很平常，但当年他们是顶着巨大的压力，所以这本书当时在中国阅读的人并不多。但是这本书马上传到日本，而日本呢，大家知道一直是以中国为师的，一直是学中国的。这本书传到日本之后，在几年之内就翻版了25版。相反很多日本人，那些读书人是通过《海国图志》来了解到世界大势现在已经是什么样了。所以这本书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一种思想的启蒙。所以这也是中国历史的悲剧。一本中国人写的旨在启发中国人的书，结果却对日本起到了一种启蒙的作用。大家知道，日本恰恰是通过后来的明治维新国家变强了，从而走上了侵略，主要是侵略中国的道路。这不能不说这是一场历史的悲剧。　

　　　　大家就可以知道，像这种状况，这就是当时的氛围。所以它不可能对这个变革有一个主观的认识，有一个很自觉的认识。但是随着太平天国的爆发，清朝的军队，大家知道都被太平天国打败了，或者说它的政府军队没有什么用处。什么“八旗”、“绿营”啊。恰恰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是靠一批汉族地主，或者说是汉族官僚。汉族地主他们的地方武装，他们自己组织起来的什么湘军、淮军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它的一个重要的后果，是使汉族地主开始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就是清朝的权力往下移，从它的满族贵族手中开始转移到汉族的官僚手中。降到了这批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汉族官员的手中。他们这一些人恰恰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感到了现代化武器的厉害。他们接触到了西方的现在的船坚炮利，他们觉得中国也应该走上这一条道路，也应该造船、造炮，于是就开始了“洋务运动”。　

　　　　那么这个“洋务运动”，大家现在认为也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造船、造炮、修铁路，这是哪个政府都应该做的事。但是在当时，这也是个被很多人视为大逆不道的一个事情，也是冒了很大的阻力。所以洋务派每做一件事，都是冲破了重重阻力。比如说要建轮船，要大机器生产，那么中国当时很多顽固派就反对，很有势力的。认为立国之道在人心，在孔孟之道不在于机器。认为那些机器只是一些奇技淫巧，反而对人心是有害的。尤其这种东西是从外国传过来的，你学这些东西是以洋人为师，是以洋人为父，就是乱我中华，就是用夷变夏，因为我们称之为华夏。　

　　　　所以修铁路经过了好多次的争论，经过了非常多次的争论。大概是从我刚才说的，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提出来的，最后是到1889年慈禧下懿旨批准修铁路，这时候关于是否能修铁路才有一个说法，才批准正式的作为一种国家政策允许修铁路。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耽误了二十年，当然这个时候清王朝中央政府的权力已经非常的弱了，已经在逐渐的弱化了。而像李鸿章这一类的地方大员，他们权力越来越大。他们的权力大了呢，他们实际上没有等到中央政府对这个事情有个决断，是能修还是不能修。他利用他自己的权力，实际上他们已经悄悄地在全国各地，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之已修了一些铁路。最明显比如说李鸿章首先在唐山修了一段唐山到胥各庄的一段铁路，大概有七十多公里。开始的时候，他修这个是为了运煤，当时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尤其（火车）跑蒸气要嗡嗡的叫，使当地的很多人感到很可怕。尤其是一些士绅，有势力的人也坚决反对。所以开始修这些铁路，他不敢跑蒸气机车，他要拉煤是用骡在铁轨上拉着车跑。　

　　　　到一八八几年边疆的侵略，就是帝国主义俄国侵略。就是说修铁路运兵是最好的。你必须要运兵快，是以这个理由，（朝廷）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才同意修铁路的。　

　　　　后来办洋务的人就觉得，需要有洋务的人才搞工程技术、数、理、化，就觉得你不能老请外国的顾问，要培养自己的人才。培养自己的人才从哪儿招，根本没有人愿意学。因为中国传统的观念，还是认为只有学孔孟之道，那是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严复是很有名的一个人，他曾经也是一直想走传统的功名之路。他父亲是一个很有名的医生，一个中医，但他14岁的时候，他父亲突然病故了，一下家里就很穷了。这时候，他才进了福建在福州的洋务派开的船政学堂，去学船，学驾驶船这一类的。当时学这些被人很瞧不起的。当时还是觉得要考科举，考功名这是正途。所以当时有人提出，他叫容闳，容闳一个远大的理想，他说最重要的是要派留学生。所以他说服了曾国藩，后来曾国藩说服朝廷，决定中国在1872年派了第一批留学生。那么这个过程也是很曲折、很复杂的。当时没有人愿意去觉得很可怕，觉得到一个蛮夷之邦，远离父母之邦是很可怕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中国建铁路很有名的詹天佑，他是第一批留美的。但是他怎么去的呢？他家里比较穷，他是广东人，他有个邻居姓谭，这位姓谭的邻居很喜欢詹天佑。他在香港做事，他就对外面比较了解，他一看到有这个事呢，他就跟詹天佑的父亲说：“你们家里比较穷，你送他出去多好啊”。并且他说“你要送他出去了，我就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詹天佑”。在这种情况下才去的。所以他反映出一个人们的思想观念，对外国完全是采取一种排斥、抵制、恐惧的这种观念。　

　　　　还有一点，比如说这个时候从中国传统来说，从它的政府的设置来说，它没有外交这种观念。它没有外交，它只有理藩。因为周围都是藩属国，只有理藩。你都是来给我进贡是我的藩属国，没有外交。那么在近代不可能，尤其鸦片战争之后了，外交越来越多，你不可能不和外国人打交道。按照清朝的祖制，按照中国的祖制，这也是不可能设外交部的。因为它没有这个观念，它就临时的设了一个叫做“五口通商”大臣，是一种兼差。但是你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社会，交往越来越多，你没有办法了。这时候在一八六几年，就成立了总理衙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本来还加了一个字，叫做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就想把它限定在我和外国人打交道，我只限定是通商。只是和你通商，我和你没有政治上的往来。就是还要表示我是一个天朝上国，尽管它已经被打成那样，还要表示我是通商。它选择设立总理衙门，当时给它定的是比六部要低，给它选的房子也都是非常，就是它办公的地点，也是比六部都要破烂的地方。但是实际上它不知道到总理衙门以后，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归总理衙门管，实际上总理衙门后来它的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因为在近代中国和外国人打交道越来越多，就是说它的权力实际上是越来越大。　

　　　　开始的时候，（朝廷）它想外国人你不就是办各种各样的事情嘛，各种事情打交道，我在地方上设立两个职务。在南京设立叫做南洋大臣。在天津设立一个北洋大臣。就是外交上很多外国人的事务，我都让你在地方上，你跟他们打交道别到中央来，我中央不跟外国人打交道的。实际上它不知道，它设立了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之后，实际上恰恰使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的权力越来越重，尤其是北洋。北洋离政府又近，离中央又近，所以我们后来说北洋军阀。慢慢在不知不觉中，北洋变成了另外一个权力的中心，（朝廷）它就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也就是说对时势它认识的不是很清楚。所以这也是反映出了整个对外是一种抵制，尤其（朝廷）它把很多观念性的东西比实际的东西看得更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