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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的试验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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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一招生，赶着制造一大批校徽，还为共青团制作了数以万计的团徽。个体户们真会赶浪潮。
我还听说了一桩真的笑话：不久前，当公安部部长发表了关于在全国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的讲话，温州一位个体户立即闻风而动，试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样品，亲自送往北京。他想，十亿人口要做数以亿计的居民身份证，这可是一笔大生意。不料，他来到公安部，却被当场拘捕——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怎可私人制造？他的样品，成了他的罪证！幸亏温州农村有关领导闻讯赶去，向公安部证明这位个体户试制居民身份证只有经济动机，没有政治目的，公安部这才把他释放。虽然他闹了一场笑话，却也充分表明了他对新信息的无限关注。
……
温州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形象？有人曾称温州人为“温州鬼”，这“鬼”其实是“诡”的意思。然而，我却要说，这许许多多“小石子”，汇聚成温州人的真实形象——一个聪明灵活的商业脑袋瓜！
眼下，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方针指导下的温州，真个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温州人在充分发挥自己聪明灵活的商业脑袋瓜，进行“全方位、立体型致富”。
其实，温州人善于经商，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宋朝程俱的著作中，便称温州人“其人善贾”，贾，也就是商，可见温州人自古的形象就是“善贾”。
在鸦片战争之后，温州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温州人曾大批出洋经商。迄今，荷兰的华侨、华裔约5。5万人，其中温州人占1。3万人！在法国的温州籍华侨有2万，而在意大利有4000。此外，在英国、波兰、比利时、联邦德国、奥地利、瑞士、西班牙、葡萄牙、丹麦，都有许多温州籍华侨，在那里开饭店，经营百货，做皮鞋，做服装。温州人“善贾”，已名扬海外。
也正因为这样，“温州模式”在中国改革浪潮中先声夺人，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的。
使我惊讶的是，在温州我走亲访友，送点小礼品给孩子们，他们居然问：“在上海卖多少钱？”看来，商业意识已经深深地渗进下一代的心灵，将会造就未来的“善贾”的一代温州。
温州的另一面
“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这是不足取的。
“温州模式”蜚声国内外。海外关注温州信息，就连《欧洲日报））1986年10月4日刊登中文报刊征订广告时，也把《温州日报》排在所有中文报刊之首。巴黎凤凰书店成了《温州日报》在欧洲的发行所。在国内，报道“温州模式”的文章更是连篇累续。不过，我在温州采访，大抵由干我会讲温州话，我可以跟许许多多人随意聊天，何况我也是温州人中的一员，不想“自卖自夸”。
月球总是把自己的另一面背着地球。直到人造卫星上天，人们才第一次知道月球背面是什么样的。温州则不。温州的另一面是敞开的。只要你并不存心把“温州模式”捧到至高无上、完美无缺的地方，你在温州随时都可以见到那一面……
说实在的，各种各样关于温州万元户的报道仿佛给人造成温州人富得流油的错觉。温州固然有许许多多万元户，龙港镇的新居民可以说百分之百是万元户，有的还是十万元户、百万元户，但是温州并非万元户世界。我的亲友之中，绝大多数是国家干部、知识分子，没有一个成了万元户。
到菜场走走，人们告诉我，“买菜时拿起来就走的是个体户，挑挑拣拣、犹犹豫豫的是干部”。一点不错，菜场里真的是那样的景象。
温州的夜市很出名。半夜时分，漫步街头，我见到灯光如昼，夜市兴隆，人们告诉我，“大吃大喝，吃蝤蚌、喝甲鱼汤的是个体户，在旁边吃碗小馄饨、米面的是干部”。一点也不错，夜市确实是那么一番景象。我还了解到，夜市饮食摊的摊主，好多是国营工厂的工人，他们白天上班，夜里干“第二职业”。
在温州，党政干部、国营职工的收入是不高的。据统计，1985年度温州市国营企业职工月平均收入，包括奖金在内，只有105元。也就是说，年收入只有1260元—
—连万元户的零头都不如！何况温州的物价比上海还高。
即使在温州农村，也并非家家豪富。就在离“万元户城”龙港不远的平阳县，还有30多个乡，人均年收入只200多元，连温饱都尚未解决。只有像永嘉桥头镇那样找到了生产钮扣的致富门路的地方，才先富了起来。温州农村贫富不均，有人雇工甚至雇了数百人，有人则只能充当别人的雇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取每月数十元的工资。
人心思商，知识贬值！我的一位老师，是温州市教育界的领导干部之一。据他说：“温州全市十二岁至四十岁的少、青、壮年中，文盲、半文盲共达60万人以上，占该年龄总人口的22。75％！就浙江省10个（地）市而言，温州学龄儿童入学率为第十位，小学入学率为第十位，小学升初中升学率为第七位，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也是第十位！”第十位，也就是倒数第一位！我本人在50年代得益于温州良好的中学教育，才考取北京大学。如今，听老师说，温州考上北大、清华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已寥若星辰了。一个正儿八经的大学毕业生回到温州工作，收入远远不如小学文化程度的个体户！我想，这大抵就是温州教育事业大倒退的原因所在。
号称“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在温州成为最穷的阶层。温州农村小学教师的年收入仅有八九百元，生活最为清苦，难怪温州小学教师的合格率居浙江全省末位！稍有能耐的人，不愿做“孩子王”了。我不由得忧心如焚：长此以往，“永嘉学派”的发源地，号称“人才辈出、文风鼎盛”的温州岂不走上文化衰落的歧途。
今日的温州人总是以历数苏步青、夏鼎、黄宗英等文化名人为自豪，可是下一代的温州人能出多少文化名人就不得而知了。
文化的落后必然导致迷信盛行。一天，我骑自行车路过温州九山湖畔，在那条并不热闹的马路上竟遇见三个算命小摊。在永嘉桥头镇，我拍下一张照片：一位“算命先生”正在滔滔不绝地讲着，一个青年妇女在虔诚地洗耳恭听，而小摊上赫然竖着“科学看相”的招牌！在今日温州农村，那雨后春笋般崛起的新屋固然令人瞩目，可是山上那像巨大的沙发椅似的考究的新坟也随处可见。已经出现许多靠修筑坟墓发财的专业户。新坟越造越大，越来越阔气，花几千元造一个坟墓。未死的人们在攀比着未来的阴间“住宅”究竟谁的壮观——许多坟墓是空穴，是替健在的人预备着的！在向阳的山坡上，新坟成群成片，已是温州“胜景”之一了。
温州的百好炼乳、西山瓷砖等不愧为名牌产品，质量优良，饮誉中外。可是，眼下有些个体户的产品，质量令人担心。我在永嘉桥头镇买的手枪式试电笔，虽说样子可爱，可是回家后插在电插销上，那指示灯还不亮！原来，那是个滑头货。这当然只是一桩小事。在乐清柳市镇埠头，我曾见到一艘装满锈迹斑斑的变压器的船，感到疑惑不解。问了熟人，才知道有人专在上海一些工厂掏电器旧货，廉价买进，进行拆修、擦洗、喷漆之后，以略低于正品的价格抛出，从中牟利。一位技术人员对我说，永嘉桥头的钮扣质量是不错了，而柳市的电器质量存在不少问题，因为有些电器毕竟不是个体生产能保证质量的。
我在上海上船时，见到几位温州青年把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拆掉，你拿三角架，我拿前后轮，化整为零，分散着上了船。启航后，他们在船上装配成整车。下船时，大摇大摆推下船。据告，花170多元在上海买一辆名牌自行车，到温州便可翻一个“跟斗”，以380元高价售出。“牡丹”香烟到了温州，可以翻几个“跟斗”哩。这种几倍于原价的高价紧俏货，在温州市场上常可见到。
我还遇见一位卖商标的小贩。那些织着日文、英文的服装商标，是他们自己生产的。我试着问了一下，花十几元可以买几百个。这种商标，也成了“小商品”，用来缝在自产的服装上，一下子便变成了“进口货”，可以蒙骗一些不知内情的外地顾客。
……
我有幸在大改革的浪潮中回到温州，既是探亲，又作采访。我见到温州明媚的一面，也见到灰暗的另一面。我愿用我的笔，写下真实的温州的面目。
我以为，眼下给“温州模式”下定论，还为时尚早。温州市有关部门对于个体经济采取“六自”方针——“自愿结合，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定分配，自生自灭。”一场大改革，正在进行之中。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对于“温州模式”褒贬不一，毁誉皆有。我呢？在我看来，“温州模式”的最恰当的评价是中国改革的试验区：温州人正在以自己“善贾”的特长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大显身手，而温州所进行的经济改革是一场尚无定论的试验。既然是试验，允许成功，也允许失败。但是，不论成功还是失败，这场在温州地区进行的试验，都会给当代中国的改革提供借鉴。
亲爱的读者，我写下我在温州的所见所闻，与其说给你献上了一篇报告文学，倒不如说给你出了一道思考题。
你说对不？
（原载《中国的要害》，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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