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和平崛起-第2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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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支援的权利，而抗拒或妨碍调查者则属犯罪。

　　　　这四个独立性，使肃贪院从体制及运行上切断了与可能形成掣肘的各部门的联系，从而令反贪肃贪“一查到底”成为可能。当然更加重要的是，肃贪院是个非政治机构，也就是说任何加入党派或者担任宗教教职的人员都将不能继续在肃贪院工作，而宗教信仰也被限定在工作之外，如果因此影响工作则会被要求选择是放弃宗教信仰还是辞职。

　　　　这样一来。肃贪院成为一个专职的纠察机构，而且尽最大可能的不和政党宗教扯上关系，免得成为今后政党竞选的刀把子，而国际上的敌对势力想通过宗教来渗透也变得困难重重。独立性带来的公正，让肃贪院成为公务员和老百姓能相信的机关，最少不会怀疑他们炮制冤假错案，这样一来，很多妄图依靠搅浑水来逃脱的贪官污吏只要被肃贪院圈定就几乎是被周围的人立即加以杯葛，想逃都没有地方收留。

　　　　吴宸轩早就知道仅靠法治不能遏制贪腐蔓延。譬如香港早在1948年便仿效英国颁布了《防止贪污条例》，加重了对贪污**的处罚，但香港的贪污现象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本加厉。吴宸轩的观点是，反**的改革只有在高层领导人持之以恒的推动下，才能克服利益集团的抵*制与官僚习性，但是真正能够让反**斗争的成果长期化固定化的还是整个社会对**“零容忍”的氛围，这才是最至关重要的。

　　　　所以肃贪院的成功，除上述独立、公正这两个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它诞生于中国民族经济起飞的时期，知识分子、公务员、工人、甚至部分合作化经营的农场农民，这些新兴的中产阶层人数倍增、社会各方已对贪腐到了难以容忍的社会阶段。原来的官吏可以通过垄断信息来鱼肉乡里，但是现在知识普及、信息便利，什么政策法规都能从报纸和书籍上获得，最不济也可以通过新华党在当地党部的宣传室里咨询，而且还是免费的。自从肃贪院清理了大批县府的贪污分子之后，大家对于这些把持基层政权的官吏们更是警惕，稍有不对就有人向肃贪院提供线索，不仅能获得一笔小钱作为信息费，如果案子属实还有机会获得罚没对方家产的15％作为奖励。另外《反洗钱法》的颁布，老百姓和原来把银子放在地窖里的老官僚们没啥感觉，但是山西票号和外资银行就感觉到了莫大的威胁，肃贪院随时的账户调阅和封存，那些把票号和外资银行当成避难所的贪官们血本无归了，票号和外资银行的声誉自然也就一落千丈，很快就被四大银行和其他商会银行给兼并了。除了几家平遥票号和阎家的晋商银行早已经改为真正的商业银行运作，并且和其他商业银行交叉持股之外，几乎全军覆没，也算是给封建社会的金融业画上了一个不太圆满的句号。

　　　　或许很多人以为肃贪院的高效廉洁，可以归因于“高薪*养廉”，不过知情者的爆料却证明，这一说法并不属实。因为肃贪院职员的薪水只比同期毕业的青干院的公务员高10％…20％左右。不过考虑到他们是雇员身份而且上升渠道非常狭窄，这点工资上的优势似乎并不足以形容为高薪*养廉。

　　　　更重要的是，相关资料表明，在没有任何法律和纪律要求的情况下，肃贪院职员中没有人投资金融或者有什么兼职外快，这在出身青干院又经常接触到金融信息的人群里，多少有点不可思议。于大院长对此的回答是，肃贪院人员在工作中经常要接触到与股价变化有关的信息，如某公司财务状况等，如果他们参与股票投资，其所拥有的这些信息可能会发生作用，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是不公平的。

　　　　肃贪院这种近乎苛刻的“严于律己”和不知疲倦的高效工作，使其在最近一年的公众调查中，获得了超过99％的被调查者支持。

　　　　一开始就断言官员贪腐不可能靠一个衙门就制止的议员们不得不承认他们那得自千年官场经验的判断还是失准了。其实连徐菊人、熊秉三、孟洛川这三老也私下里找吴宸轩，劝他对于官吏还是要宽严相济，认为水至清则无鱼。连一向对贪腐非常厌恶的张南江、铁流、彼岸这新华党三巨头找也找老大商议，看看是否能把肃贪的责任让新华党党内的纪律机关分摊一下，不过都被吴宸轩给婉拒了。在后来的基地会议上，吴宸轩单独发言强调，反贪的关键不是“严惩重判”，而是做到“逢贪必抓”。在他看来“死刑并不能阻吓贪污犯罪的发生，因为只要有高利润在，杀头的生意总会有人做；而‘逢贪必抓’则属那种肯定赔本的买卖，不会有人做”，所以，反贪机构的关键是要做到，对**“零度容忍”。

　　　　肃贪当然不是孤立的行动，不过和教育部的义务教育计划，新华党的新中国新文化“双新”运动以及各地的议会体制、司法体制建设是同步推进的。承历朝历代对贪腐的立场总是非常分明，虽然不乏官吏皆贪得混乱时期，但是就算是王朝到了卖*官弻爵的末世，贪腐也不是一种能被拿到台面上显摆的行径。所以肃贪的大旗下，倒也没有多少人敢说这是反动的。

　　　　吴宸轩极为罕见的高调推动肃贪院和司法反腐，而且对于人民监督的作用也没有放下，信访通道不仅在司法有，而且在议会、政府、肃贪院都各自有各自的类似部门、加上青干院实习学生和情调局、统调局特工们的监督，在中国想要贪污不难，但是想要舒舒服服的贪污受贿还不被人举报查办，能收获巨万而不被肃贪院请去喝茶的，恐怕就是凤毛麟角了。

　　　　看着贪官纷纷落马这种喜大普奔的节目在各地频频上演，百姓们中间吴青天的名声可就是与日俱增，虽然有心人注意到吴宸轩虽然是新华党的党首，但却没有加入新华党，而且连新华党的书记也是张南江在担任，这可不是竞选下一任总统的样子。吴宸轩究竟要得到什么？这个不仅是日本、革命党、满清余孽这些敌对派系在冥思苦想，连同一阵营内的大佬们其实也在思考着。

　　　　虽然不知道老大的意图，但是对于吴宸轩的所作所为，就连人老成精的徐、熊、孟三老也往往是事到临头才有所理解，其他人更是只有不明觉厉的份了。

第三百六十六节　宗方推断寺内忧（）　
“复辟？您能肯定吗？”

　　　　“是的，这是我们综合各方面情报之后能得出的最符合逻辑的结论。↖頂↖点↖小↖说，x。首相大人。”那位穿着西装的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非常坦然的说道。

　　　　“唔，是这样啊”寺内正毅摸摸自己的光头，对于面前这位中年人他还是非常信任的，“宗方君，这样的话我们是否能为帝国的利益做点什么呢？”

　　　　宗方小太郎微微一笑，打开自己的公*文包，递给寺内正毅首相一份报告。“首相大人，我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帝国的选择将会非常重要，而这个决断只有您能做出。”

　　　　接过了报告的寺内并没有打开，他只是默默的把刚刚筛好的一杯清茶送到宗方面前，宗方一躬身，然后双手过顶接过茶盏，两人默默的品茗，再无话语。

　　　　宗方对中国的了解使他成为日本军方非常信任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寺内在日俄战争中就和他合作过，对于宗方的眼光和能力非常的信赖。宗方小太郎得到日本高层的赏识，并不仅仅因为其在敌后舍生忘死的谍报生涯，更在于其具备区别于一般间谍的战略远见。宗方是一个学者型的人物，长期在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使他对中国民情政风有深刻了解。应日本高层的要求，他修改完成的两份分析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对华迩言》，对中国进行了精辟入微的分析，为日本征华建言献策，至今读来，仍有相当的震撼力。

　　　　在《中国大势之倾向》一文中，他认为中国的**遍及全民，原有的信仰体系孔孟之道变成了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庸官俗吏献媚当道，“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宗方指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国家岂能独强？中国的“分子”们集体**，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他估计，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其实如果不是山东商会和国防军的逆势崛起，中国现在已经是陷入了军阀混战之中了，毕竟宗方再有眼光，也无法和掌控作弊基地、逆天改命的吴宸轩吴大官人相提并论。

　　　　在《对华迩言》中，宗方小太郎更为具体地指出，日本必须联合中国才能对抗西方，但中日之间“若无大战，则不能大和；大战而大胜之，中国始知日本之实力之不可敌，方可收协同之效”，因此，必须先“以势力压制、威服中国”，“煦煦之仁、孑孑之义，非所以驭中国人之道”。因此，他建议当时节节胜利的日本军方，“必须排除万难，攻陷敌人之都城北京”，再“进扼长江之咽喉，攻占江淮重地，断绝南北交通，使敌国陷于至困至穷、万无办法之地，使敌国政府和人民知晓真正之失败，而后达到我之目的。”为此，他提出了九项具体压制中国的措施，成为日后《马关条约》的蓝本之一。

　　　　宗方建言道，铁血政策之后就该实行怀柔，要在占领地以“公道至诚、待民如子”之心来施行大道，以扫除中国政治的“宿弊伏毒”，消除中国人对日本的“仇雠之念”，“使两国人心和合融释，有如一家。”他因此呼吁日本当局要重视这一“责任至重”的问题，选好用好占领地的民政官。

　　　　实际上后来的抗日战争就是按照宗方小太郎的思路展开的，日军首先期望攻陷首都南京来震慑中国求和，没有达到目的就扩大战争控制中国的华东、江南等经济发达地区和交通重镇，企图用经济绞杀来逼迫中国*政府慢慢萎缩，虽然抗战最终的结果是日本的崩溃，但是宗方的以战促和，以战养战的思想还是得以贯彻。

　　　　此刻他通过对川岛浪速的参谋本部中国情报局和黑龙会的支那分部提供的信息，经过他将近半年的细致分析和大胆推测，得出了一个令他自己都难以置信的结论。收复青岛、出兵欧战、剿灭革命党、光复西南、大军进藏，乃至最近的反腐肃贪，这一切看似是各自**的决策，但是一系列行动下来却都是在为那位吴大总长积攒人望。现在的中国说起来是南京政府为正朔，但是黎元隆的总统令离开长江路就成了废纸一张，而中国上至达官贵人，下到平头百姓，谁不知道那位新华党的党首、国防部总长吴宸轩才是这个国家的首脑。

　　　　想想现在很多支那百姓直接就认为总长才是大皇帝，而总统之类的不过是个大学士之类的清贵，这种笑料的背后其实说明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中国虽然看起来已经觉醒，但是他那奇葩的主弱臣强的政治体系却是拴在这头雄狮腿脚间的一根细锁链，即使不能羁绊他的步伐也会拖慢他的速度。有一天宗方小太郎正在整理他搜集到的中国情况简报，面对自己分析的情报，在本子上写下自己的疑问，然后试着分析解答，这是他一贯的情报分析方式，但是今天却越分析越糊涂。

　　　　“不对，不对，日暮，我已经当上了大将军了，我的声望和军队都能布武天下了，凭什么你还能敕令我？”自己小儿子的声音响起，看来他们正在玩“布武天下”的游戏棋，说起来还是从上海带回来的类似升官图的游戏，下个月或许大坂的市场上也会上市吧。

　　　　“我是天皇啊？”对门的日暮株式会社老板的儿子和自己的小儿子差不多大，两人也是好友，看来这次他已经提前升到天皇的位置了，这下自己小儿子可有苦头了。

　　　　“可我的声望和兵力都大过你，我可以不听从你的敕令。不然也太不公平了，凭什么你不如我还能给我下令？”自己的小儿子对于对方明明没有自己的数值高却可以命令自己去征讨这个攻打那个的小伙伴有些反感了。

　　　　“没办法，谁让我是天皇呢？你再厉害也是个将军，将军能换人，天皇可是万世一系的啊。”日暮的说辞很是符合游戏规则，当然也符合现实。宗方一咧嘴，是啊，看似职位最高的首相，不也是今天上台明天下野的，倒是天皇从来都是只有父死子继，哪里有什么更替呢？等等！难道是因为？

　　　　宗方突然一激灵，他一下子想明白了为什么一个手握全**权，坐拥最大财阀，身孚人望的家伙却甘心做一个仅仅管理军队的文职官吏，这也太不符合东方的政治传统了。像是吴宸轩这样的强者在日本的话别说当首相，就是自己创建幕府，当大将军也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他，哦，一个连幕府将军都不屑一顾的家伙，他的野望会是什么？当然是那个万世一系的位子了，也就是说，吴宸轩这个幕后掌控一切的家伙，他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恢复帝制，好走上那个人世间的巅峰。

　　　　“武昌革命后，中国数千年历史的帝制被废除，共和国也已建立，长期生活在皇帝**统治下的人们想着换了天地，总该过上好日子了。可事实上呢，共和国的南方却被一些官僚、政客、党人之流闹得乌烟瘴气，内忧外患不断，人民生活依旧苦不堪言。西北、东北的百姓生活也未必比起大清来的好，军阀混战让他们更加民不聊生。只有鲁江浙皖这些很早归属到吴宸轩治下区域的老百姓有些保障，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至少不用担心饿死。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社会从一个古老的封建制度向民主代议制度，从“帝制”向“民治”发生转型的启蒙期，占全中国人口95％的下层民众的政治觉悟远没有外人想象的那么高。他们是管不得什么共和制、君主制这些虚的东西，他们在乎的是自己能不能吃饱饭，过上好日子。凡是能放到碗里的，吃进嘴里的，对他们来说，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民主，而商会起家的吴宸轩对于解决国计民生的能力，确实是任何中国的政党和政治人物不能比拟的。此时的中国，帝制在表面上被废除了，但根深蒂固的**思想还在，在许多人的心里，依然是有着帝制情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