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之门1619-第2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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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得到了复兴军开始向中原地区突飞猛进的消息之后，两个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有了相当的战争素质的闯军将领，立即和孙元化、卢象升的部队脱离了接触，然后不再顾忌高迎祥对他们的忌惮，仓皇北上，向北京地区收缩。

　　　　孙元化、卢象升两人先是对李自成和张献忠的行动表示了极大的不解。在对闯军的俘虏进行了审问和了解后，对复兴军也产生了忌惮的孙元化和卢象升两人，在得知了复兴军大部队已经先后攻破了开封府、大名府和广平府后，立即撤出了真定地区，向仍旧属于明军控制的河间府地区东撤。

　　　　按照孙元化的想法，他准备和卢象升一起，把有生力量撤往沧州地区防御，然后待大运河开化后沿大运河南下江南地区。

　　　　不能不说，如果排除复兴党的计划和布置的话，如果不考虑复兴军的战争能力的话，李自成、张献忠的做法也好，孙元化、卢象升的做法也好，都属于相对比较明智的做法。

　　　　对复兴军的战斗力有着一定了解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寄希望于和高迎祥的大军合流后，以二十万实打实的大军中近十万有着从复兴党手中购买的优质武器装备的精兵，对抗复兴军的进攻。

　　　　而孙元化和卢象升则准备以目前阶段仍旧非常稳定和平静的山东地区为后方，稳守河间府地区的大运河防线，旁观复兴军和闯军的战争。最终在双方战争的过程中恢复力量后，南下江南地区守卫江北地区，为以后明军方面可能的反攻做准备。

　　　　从策略的角度讲，这两方的想法都是相当的理智的。但是闯军的问题是李自成和张献忠对于复兴军的战斗力仍旧缺乏一个根本性的认识。而孙元化和卢象升则是完全没有想到，整个山东地区，都已经成了复兴党鲁东根据地的势力范围。

　　　　要知道，在1630年登莱巡抚张宏被升为山东巡抚之后，除兖州府地区以外，山东地区的登州、莱州、青州、济南和东昌五府，都已经能被复兴党全面的控制了起来。到1632年初，除兖州府全部地区、济南府北部地区和东昌府西部地区外，整个山东地区的土地国有化进程都已经基本完成了。

　　　　最重要的是，孙元化和卢象升不知道，他们刚刚到达的沧州地区南部的德州境内，就驻扎着复兴党鲁东根据地的一支五千人左右的部队。

　　　　这支部队原本的任务，是为了济南府北部地区的各土改工作队提供武装力量支援的。但是在孙元化和卢象升的部队进驻沧州的第一时间里，该部就接到了当地情报人员的报告。

　　　　在复兴军内部不是没有竞争的。目前来说，复兴军内排名比较靠前的部队都是王书辉曾经亲自坐镇过的部队。其中以辽南根据地的各军团为首，湖北根据地各部队次之。因为鲁东根据地的建立过程中缺乏大规模的战斗的经历，所以鲁东根据地的各部队在复兴军内的排名最低。

　　　　鲁东根据地下辖的鲁东军区的各大部队的主要领导干部，几乎都是王书辉的弟子出身。这倒没有什么别的原因，纯粹是因为鲁东根据的建设工作相对比较**，所以派遣到当地的主要干部都是工作经验相对比较丰富的人。

　　　　对于在北上计划中主要承担地方建设工作的鲁东军区各部队的大部分领导干部来说，他们原本是准备在北上计划里的军事任务方面好好表现一把，为在自己正名的。但是因为总参谋部的要求，他们不得不在北上计划里，承担接应东路军和为到达中原地区的主力部队提供后勤支持的任务。

　　　　在山东地区默默建设了三四年的鲁东军区，现在已经有正规近十万人，二线地方部队近三十万人，以及总人数超过五十万的工农生产建设兵。在初步完成土改后，五十万工农生产建设兵已经进入工厂和农场承担地方建设任务。而各地区的土匪山贼等反动武装被基本肃清后，近三十万二线地方部队马上就要转业承担起地方政府建设工作了。

　　　　近十万复兴军一线部队在承担了三四年的为地方建设保驾护航的工作后，都是有着一股子极大的参战热情的。

　　　　用鲁东军区副总指挥、军区司令李明德的话说，“四五万新部队没上过正式战场，四五万老部队只是演习经验丰富，这样的部队是不健康的。”

　　　　所以，鲁东军区总指挥部在接到消息后，立即向中央军委发电，以主力部队尚未到位为根据，请求中央军委将对孙元化和卢象升部队的作战任务交给鲁东军区承担。

　　　　王书辉在位于南阳地区的北上计划司令部里接到电报后，笑着对身边的唐亚峰和顾国樟说道：

　　　　“李明德这家伙不地道，想要老师打学生。那么我们就给鲁东军区一个机会吧。把对孙元化和卢象升的作战任务交给鲁东军区执行。让主力部队在山东东部地区完成补给和整备后，直接对北京方面展开进攻。”

　　　　命令传达到鲁东军区后，鲁东军区立即抽调部队，组成了一个三万人左右的军团。因为对于这场战斗的重视，鲁东军区总指挥、政委，鲁东军区副总指挥、司令，一起兼任了军团的政委和司令。

　　　　1632年二月，在一片茫茫的大雪中，复兴军鲁东军区临编第一军团出现在沧州城外。

　　　　沧州城内一片茫然的孙元化和卢象升，根本就没想到自己这边会遭遇军事进攻。

　　　　他们还在为五万多部队的后勤供给问题操心。因为派往山东地区的信使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任何的消息了。而没有了北京方面的后勤支持，没粮缺饷的孙元化和卢象升，快速耗光了河间府的库银和存粮，已经快要失去对部队的控制了。

　　　　就在沧州城内的数万部队暗流涌动的时候，城外出现的不知名部队，给了孙元化和卢象升一个非常巨大的打击。

　　　　。。。

第446章　“疯狂”的张永涛（）　
张永涛是个孤儿。他不知道自己是哪里的人，也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姓什么。他的“官名”和大部分复兴党人一样，是组织上给起的。

　　　　张永涛现在还能记得的就只有自己还没被被组织救援，还未接受王老师的抚养和教育的时候，自己的那个叫做“小狗子”的小名儿了。这个小名儿，还是当时的拐骗他的人贩子随口给他起的。

　　　　他被从人贩子手中救出来的时候只有六岁。现在已经十七岁的他已经记不住当初自己被救时候的大部分事情了。

　　　　只是有一个片段他记得非常的清楚到现在也难以遗忘。那就是穿着浅灰色已经洗的有些发白了的制服的王书辉老师，亲手把他从一个见不到一点光亮的土洞里抱出来。他现在还能清楚的记得，当时王老师脸上带着的温和而又压抑的笑容。

　　　　1620年时张永涛被王书辉从人贩子窝藏人口的地洞里救出来，是他的一个幸运。当时，刚开始对整个枝江县完成了全面接管的王书辉，正在亲自主持针对枝江县的严打行动。

　　　　在当时，针对各种违法犯罪的打击是非常严酷的。因为主持这次行动的王书辉本人是带着一定的情绪的。

　　　　要知道，在现代社会里，虽然各种各样的丑闻和恶行都被大众传媒揭露的非常的明确和清楚了。但是坐在电视机前，坐在电脑前看着相关的新闻报道的王书辉，还是很难对于那些可怕的泯灭人性的罪恶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认识的。

　　　　现代人可能会觉得现代社会里的恶行是非常的多非常的恶劣的。但是，现代中国毕竟是一个有着严密的社会管理体系，有着法律和规矩束缚的工业化社会。从宏观的角度讲，恶行在现代社会里其实要比在封建农业社会里少的多。

　　　　毕竟，已经全面工业化了的现代中国有着先进的生产力和巨大的社会财富，在这个基础上，不管现代中国的社会制度有哪些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总体上，基本的，被全社会所认同的共同价值观还是存在的。而掌握着先进生产力和巨大社会财富的政府，也会使用这些资源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恶行进行惩罚和抑制。

　　　　现代人看到年轻女性把私生子溺死就会感到极端的愤怒，对这样的事情口诛笔伐无法原谅。但是同样的事情，在封建农业社会里却是一种非常普遍，完全常见的事情。

　　　　因为生产力水平的落后，因为没有足够的物资和财富，因为和当时的生产力相配合的落后社会制度，处于封建农业时代的大部分普通中国家庭，其实都是很难承担过多的人口负担的。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没有有效的节育手段，把非计划出生的子女杀掉以减轻家庭的生存压力，就成了一种必然。

　　　　让王书辉非常毛骨悚然的就是，他穿越之初对大明社会进行社会调查时发现，大部分贫雇农家庭都会把无法抚养的初生婴儿直接溺死，然后埋到猪圈或者茅坑里沤成肥料。

　　　　如果说溺死自己的孩子把自己的孩子沤成肥料已经让王书辉受到极大的震撼的话，那么用一种非常平淡的情绪，习以为常的做着这样的事情的明代百姓的木然态度，则更让王书辉无法接受了。

　　　　这就是为什么王书辉领导的复兴党建成最早的大规模培训学校是医学类学校，而王书辉最早培养的教育人才是婴幼儿教育人才的原因。

　　　　作为穿越者和现代人的王书辉根本就不会允许复兴党的治下出现这种情况，他以极端强硬的，明末时空的土著们无法理解的严厉手段，强行买断复兴党治下所有民众子女的教育权和抚养权的原因正在于此。

　　　　王书辉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教育工作者虽然不是从事幼儿教育的，但是师者如父，教育工作者要承担起一部分父母的责任和义务，却深刻的刻在王书辉的思想中。

　　　　可能在现代社会里因为他面对的是已经成年的大学生，所以才表现的不明显的原因吧。因为王书辉在明朝末年的学生都是年纪较小的少年儿童，王书辉身上的那种教育工作者的父母心态表现的非常突出。

　　　　为了保证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王书辉甚至都不相信自己治下的普通民众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那么在这种的心态下，他怎么会允许在他的治下出现以牟利为目的的专门贩卖少年儿童的人口贩子存在呢。

　　　　所以在王书辉亲自主持的复兴党第一次严打行动中，枝江县境内凡是从事少年儿童贩卖，或者与少年儿童贩卖有关的一切人和组织，都受到了复兴党极端严厉的打击。

　　　　杀人抢劫这样的恶性犯罪在复兴党手下也不过是接受重体力高危劳改，“劳作至死”的惩罚。但是针对拐卖少年儿童的人口贩子的时候，王书辉采取的是针对阶级敌人的惩罚方式。

　　　　当时枝江境内所有从事人口拐卖的人贩子和为这些犯罪分子提供帮助和便利的所有饭馆酒店和衙门里的差役等相关人员，先是被戴上高帽子，在枝江县内进行游街示众，然后又在公共场所接受所有人的唾骂，最终不管是主犯从犯还是看起来似乎有点无辜的相关人员，都在公审大会后被复兴军战士吊死在绞刑架上。

　　　　甚至于复兴党对于这些犯罪分子的尸体的处理，都显示出一种比较暴戾的情绪。什么时候这些人的尸体风干了，什么时候这些人的尸体才会被一把火烧掉。

　　　　与这种暴戾情绪相对的是，王书辉对于在这次行动中被救援出来的少年儿童表现出了一种真诚的温情来。很多被人口贩子藏匿在恶劣环境中的孩子，都是王书辉亲手救出来的。这其中就有现年十七岁，刚刚从西山基地里毕业几年的张永涛。

　　　　幼年时的经历，给张永涛带来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他把王书辉对他的关怀和照顾产生的感恩情绪，变成了自己学习和训练的动力。

　　　　所以在十三岁那年就完成了初级中学水平教育的他，主动要求进入军事学校学习。在三年后顺利通过考核的张永涛终于穿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和王书辉老师一样的灰色军装。

　　　　按照复兴党的基层锻炼制度，在新兵训练基地里完成了基层士官培训的张永涛，在1630年的时候被分配到鲁东军区，在鲁东军区某营下属的一个班担任班长。

　　　　在鲁东军区担任班长的两年里，表现出色的张永涛先是升为教导员，之后又升职为排长。

　　　　1632年初，作为一名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张永涛所在的营非常幸运的被抽调组成鲁东军区临编第一军团，参加了沧州战役。

　　　　和所有西山基地教育出来的年轻人一样，在斯巴达式的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张永涛身具“木”和“狂”两种特质。

　　　　说他“木”，是因为他在为人处世方面表现的非常的死板。对于各种条例和纪律他掌握的非常好，真心实意的按照这些条例和纪律来规范自己的所有行动。说他“狂”，则是他在部队训练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奋不顾身，一丁点也不在乎个人安危的特点。

　　　　“木”还没有什么大不了。在复兴党的那种工厂化教育模式下，在复兴党的那种重规矩重制度的环境里，“木”是复兴党人的一种普遍性特征。机械和教条在复兴党内随处可见。

　　　　但是“狂”就属于只有西山基地出来的人才有的独特特征了。复兴党工厂化教育体系教育出来的常规人才，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求平求稳的特点。但是西山基地出来的人，因为西山基地的环境过于极端和单调，所以在各个方面的表现都是非常的极端和激进的。

　　　　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张永涛所在的排的日常训练工作本来是应该由排参谋来主持的。一般情况下，无论是军校毕业的基层指挥员还是正常升迁上来的排长，都不会自找麻烦去干涉日常训练的工作。但是身具“狂”气的张永涛则觉得，因为缺乏实战，他带的这些兵身上都缺乏杀气，没有狠劲儿，必须要加强训练。

　　　　在这种情况下，他经常会在排参谋主持的日常训练之外，对士兵进行加练。不是二十公里越野训练，就是班组对抗训练。甚至于在刺刀训练中，他还不允许士兵们给刺刀加装刺刀鞘，而是领着大家用亮光光的刺刀进行真刀真枪的拼刺训练。

　　　　因为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