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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之绝色赌妃-晚歌清雅_完-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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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这种变迁呢？学者认为：这“反映了明代不像唐那样面临着士族官贵子弟安流平进、直接做官的沉重压力等社会背景。”＇100＇其说甚是。进而我们推测，明太祖以降帝国统治者大大强化了君主专制和对臣僚的役使控制，相应地，王朝官僚的“服务取向”份量加重，“自利取向”的空间变得狭窄，“贵族化”倾向受到了更大抑制，对官员个人的优惠和保障也相对减少。明清散阶制发生变化，由“重人”转向“重事”，其因果关系似当于此求之。
下面就为此提供一些背景参考。朱元璋废宰相而隆君权，一改唐宋制度的君权、相权互为制衡之法，使君主专制上了一个新台阶＇101＇。或说宋帝无专擅、无暴虐，其制度的缺点是“散”和“弱”，而非“专”与“暴”，尽量优假士人＇102＇；明廷则一改故辙。宋廷忌武人而明廷忌士人，帝王不惜严刑酷法，“期使士人震慑于王室积威之下，使其只能为吾用而不足为吾患”＇103＇。明制，文官不得封公侯，违者主司及受封者斩，或即其由。法有“凌迟”，始于元明。朱元璋大兴“文字狱”＇104＇，甚至以“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科”入律。“时京官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105＇。薛允升的著作曾在明律“奸党”诸条之下，比较汉、唐、明有关律文：“明祖猜忌臣下，无弊不防，所定之律亦苛刻显著，与唐律迥不相同。汉有非所宜言、大不敬及执左道乱朝政法，唐律不载，明此律则更甚矣！”＇106＇唐代自簿尉以上就不加捶楚了，所以杜甫有诗云：“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107＇而明朝皇帝以“廷杖”待大臣，动辄“血溅玉阶，肉飞金陛”＇108＇，还通过厂卫特务机构的天罗地网监视百官＇109＇，这都上承明太祖“开国规模”之流泽。
一方面，学者看到了“明代皇帝权力之大，远远超过了前代”＇110＇；而与“明代君权与官权相比，君权大为增强”结伴而来的，便是“贵族、官僚法律特权地位的降低”＇111＇。与宋代“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有异，明代宗室俸禄丰厚，一般官员却以“薄俸”为主流，以至到了清初“正俸”依然微薄如故＇112＇。史家因有“明官俸最薄”之说＇113＇，顾炎武叹云“今之制禄不过唐人什二三”，“自古百官俸禄之薄，未有如此者！”＇114＇官僚们“月不过米二石、不足食数人”、“不足以资生”、“困于饥寒”的抱怨不绝于口＇115＇。明代致仕待遇也比唐宋简薄得多，国初的致仕者居然没有俸禄，赐半俸终身就算是优礼了。赵翼：“明初无加恩致仕官之例。《明史…杨鼎传》：成化十五年，鼎致仕，赐敕驰驿归，命有司月给米二石，岁给役四人。大臣致仕有给赐，自此始。自后多有月廪岁夫之制。此皆明代加恩致仕官故事，然视唐、宋则甚减矣！”＇116＇唐代的门荫之法，是依父祖之官而授子弟之阶，进而就可候选入仕了，宋代恩荫也是直接给予官阶或差遣的。而到明代，“国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荫一子以世其禄”，是为“荫叙”；但所叙的只是“禄”而非“官”，想做官仍要参加考试。而且“后乃渐为限制”，宪宗成化三年（1467年）规定“在京三品以上，满考著绩，方得请荫，谓之官生”；至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又规定，即使三品以上京官，也须三年考满、得诰命、无过犯，才能自请一子入国子监＇117＇。
历代成规，期亲亡故都是可以离职奔丧的＇118＇，但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为避免旷官废事，定制除父母、祖父母承重者丁忧外，期丧只能遣人致祭而已＇119＇。为了皇上，士大夫只好“以义断恩”了。明朝武官更无丁忧之制＇120＇。以官品抵罪的“官当”制度在唐宋臻于发达细密，在明律之中却被一笔勾销了。薛允升因云：“唐律于官员有犯除名官当，免官免所居官，委曲详备，其优待群僚之意溢于言外。明律一概删去，古谊亡矣！”＇121＇不仅“官当”被废，明清官吏的免刑也只限于笞杖轻罪，徒流以上便须实配，由此瞿同祖先生指出：“明、清律在这方面对于官吏的优待不如唐、宋远甚。”＇122＇薛允升也看到：“大抵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唐律均较明律为重；贼盗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明律则又较唐律为重，亦可以观世变矣。古人先礼教而后刑法，后世则重刑法而轻礼教。唐律犹近古，明律则颇尚严刻矣！”＇123＇用来管制官吏的法制在明代又大为完善了＇124＇。朱元璋决意以重典治吏＇125＇，所颁《大诰》的锋芒所向就是贪官污吏＇126＇。他定制地方守令贪赃达到六十两便剥皮囊草，枉法达到八十贯则论处绞刑＇127＇史称：明祖“重绳贪吏，置之严典”，“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128＇赵翼以为“几有两汉之遗风，且驾唐宋而上哉”＇129＇，显有明代吏治近于两汉而超迈唐宋之意。赵翼另有“明祖行事多仿汉高”之论＇130＇，不妨也参照考虑。
秦汉、唐宋和有明的吏治孰优孰劣、那个更高明些，一时说不清楚，因为立足点稍微变化，就会有不同的判断。就算明初真的一度“吏治澄清”，然而面对着专制帝王的剥皮刲舌、铲头刳肠、血肉横飞、尸虫满狱＇131＇，我依然觉得那大明天朝不是人呆的地方；宋朝“对士大夫的礼遇无与伦比”的做法后人不乏诟病，却可能也“大大激发了宋代士大夫践履儒家理想的道德自律精神以天下为己任”＇132＇。但眼下还是旁搁了价值判断问题，继续通过唐宋与有明政治之异，来探讨唐宋存在着发达的“阶职分立制”、而明代这一制度却发生变质和遭到破坏的缘由。
我们已经看到，散阶制度的变质不是孤立的事件，它与明清官僚的特权削减，是同时发生的事情。那么就可以做出推论：明初高度强化的专制皇权，对官僚的“自利取向”及“贵族化”倾向重新构成强力抑制，令其“服务取向”的份量再度加重，由此造成的政治动向，进而就波及到官阶品位之制了。相应地，唐宋的“阶职分立制”，与明清这个制度的变质和破坏，便可大致视为两个不同段落。至于为什么唐宋、明清间会发生这样的变动，据张帆先生的精彩见解，金、元二朝的制度简化和专制强化，应是最重要的转折动因＇133＇。
正是基于以上事实，历代官阶制的变迁，就可以归纳为一种“五段落”的分期：
第一阶段，亦即先秦的贵族政治时代，其时由爵级命数构成的官员等级制，以及作为“另类”的“府史胥徒”这个无爵等级的存在，呈现出最浓厚的“品位分等”色彩。
第二阶段，亦即秦汉阶段，因战国变法的剧烈政治转型依然保持着强劲惯性，由昔日“府史胥徒”扩张而来的新生官僚队伍依旧被视之如“吏”，新生的官僚便维持了浓厚的“服务取向”。相应地，以禄秩标示的官僚等级，便透射出了“附丽于职位”的鲜明特征，其“品位”因素则较为淡薄。后代那种士与庶、官与吏、文与武间森严的身份性界限，此期阙如。不过汉代封爵的较大重要性，列侯、关内侯的较大权益，对官僚都是一种补偿，并具有早期社会的意味。
第三阶段，亦即魏晋南北朝时代，早期专制官僚制的原始粗糙方面无法阻止士族门阀的崛起，官僚开始“贵族化”了，其“自利取向”得以充分扩张。与中正品相关的士庶、清浊、文武、流内流外等等选例，以及委积繁衍的散官、名号等等，在事实上构成了一种以“门品”为中心的“品位分等”秩序。与此同时，与分裂、战乱及行政的军事化相应，将军号迅速演化为军阶序列，并在北朝后期带动了文散官的阶官化，形成以“官品”为中心的、相对较具功绩制色彩的另一种“品位分等”秩序。
第四阶段，亦即唐宋时期，这也是个“阶职分立制”的发达阶段，以成熟的文武散阶制度为内容。唐代散阶“一切以门荫结品”，显示其时官僚仍残留了一定“贵族化”的性质；同时“劳考进叙”的制度，又表明总体上它已回归于官僚政治范畴之内了。宋代官阶，由于俸禄依散阶支付而职钱依差遣支付，因而增加了不少“职位分等”成分，但总体说这依然属于“阶职分立制”。优厚的品位待遇体现了宋朝皇权对士大夫的优宠宽容，为官僚扩展其特权、自主性以至“自利取向”留下了较大空间。
第五阶段，继承元朝余绪，明帝国初年君主专制高度强化，士大夫官僚的众多利益、特权惨遭削减，其自主性受到压制，官僚作为铁腕君权之行政工具的“服务取向”特征，又开始浓厚起来。与此相应，散阶制开始变质，由唐代的据阶而授官一变为据官而授阶，散官成了官品的一种补充，“阶职分立制”遂遭破坏了。这种情况延续到了清代。
以往只从级差和待遇角度被叙述的历代官阶制度，由此便呈现出了错落有致的不同阶段，这就是初步提示如上的五个大的段落。以形象语言描述其左右摇摆或上下动荡，可以说在中国历史前期有较高的波峰和较低的波谷，即如先秦爵命等级与秦汉禄秩等级间的较大反差，从禄秩等级到魏晋南北朝“门品秩序”的重大转折；至如后期，则依旧存在着动荡不定，但其波幅已趋减小，例如由唐宋的“阶职分立制”到明清这个制度“变质”的情况。大致说来，秦汉的禄秩等级表现为“职位分等”的一个波峰，两晋南北朝唐宋的“本阶”表现为“品位分等”的一个波峰；明清官阶表现了向“职位分等”一定程度的回归，但考虑到官僚阶级在十几个世纪中累积的众多等级特权，此期官阶的性质和倾向，应该视为前两个此起彼伏的波峰之综合。明清已值帝国时代的后期，官僚们作为统治阶级，早已在中国大地上根深叶茂、不可动摇了。围绕官品而滋生出的各种等级特权＇134＇，士大夫与胥吏、文臣与武将之间的身份性隔膜，都构成了“品位”因素。又比如说，“升衔留任”便是一种保障官僚品位的做法＇135＇。“兼衔”以加重官僚资望情况，也等于官位被用如“品位”了，例如总督例加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衔，巡抚例加兵部侍郎兼右副都御史衔＇136＇，翰林官迁吏部侍郎例兼翰林院学士，还有加宫衔的恩典等等＇137＇。甚至官品本身都可以作为待遇、用作“品位”，如同“加若干品衔”之类做法所反映的那样＇138＇。这些情况，都大大遮掩了“阶职合一”所带来的那些“职位分等”亮色。
在理解这些波峰和波谷的时候，还应对如下两点加以考虑，以用作“加权”的评估因素。首先，官僚的等级特权可能两个方面：对君主权力的分割和对社会权益的占夺。专制独裁需要和理性行政需要，不允许官僚自我膨胀到妨害专制和行政的程度，但在官僚占夺社会权益上帝国统治者有可能网开一面，令君主与官僚“双赢”而听任社会萎缩和偏枯。因而官僚的“服务取向”和“自利取向”，不仅涉及君主与官僚之间的权势分割，也包含着官僚对社会的利益分割。人称宋王朝“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相应的则是“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进而明清的官阶制度既体现了向“职位分等”的一定回归，从官僚那里回收的权势强化了皇帝专制；同时浩荡的皇恩依然保障品官以至缙绅地主的特权，这些特权大多是从社会方面分割而来的＇139＇。官僚的贪污侵渔，比起前朝来一点儿都不逊色。所以“有明一代，一方面官俸呈现下降趋势，以至低到历代所未有的水平，另方面大小官员的富有豪华却又达到了历代王朝未曾达到的高度”＇140＇；明代仕宦阶级的生活，“可以用骄奢淫佚四字尽之”＇141＇。有时皇帝强悍专断而官僚唯唯诺诺，有时皇帝和和气气而士大夫意气风发，可不管怎样，“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其次，正如艾森斯塔得所指出，在官僚呈现“服务取向”之时，中上层官僚经常较低阶层，并疏离了他们由之而来的社会阶层和传统身份。而这正是秦与西汉的情况，其时的文吏群体，并没有显示出与哪个社会阶层关系特别密切。这样一点，我想也有助于理解汉代禄秩等级“从属于职位”的性格。而东汉以来，帝国官吏与儒生群体、进而与士族阶层建立了越来越密切的关系。魏晋南北朝的“门品秩序”，就对应着一个盘根错节的门阀士族阶层的存在，他们拥有最浓厚的“自利取向”。由唐宋以至明清，“绅士”或“乡绅”构成了社会的结构性特征，而“官僚就是士大夫在官位时的称号，绅士是士大夫的社会身份”＇142＇。艾森斯塔得也认为，中华帝国的官僚呈“同时为统治者和主要阶层维持服务的取向”，这“主要阶层”就是绅士阶层；通过科举制度的联结，官僚成了士人或绅士阶层的一部分。我想，明清官阶制的倾向性体现为前两个波峰之综合，与这种社会政治变迁也是一致的。
在“品位…职位”和“自利…服务”分析概念的照耀之下，历代官阶制演化的阶段性便由晦暗而显明，呈现出了如上五个段落的鲜明轮廓。它协助我们探寻传统官僚政治的进化轨迹，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帝国官僚的“自利取向”和“服务取向”二者关系的动态变迁＇143＇。各王朝初年的官僚一般都比较精干、处于君主的强权制御之下，但在中后期则将积累出老化、腐化和贵族化因素，这是一种较小的周期；同时也存在着更长时段的变迁，也就是初步提示如上的五大阶段。总的看来，传统政治体制的连续性，并不应该夸大到“停滞”的程度，它并不是一潭死水；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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