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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宋史 作者:高天流云-第1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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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顺序如下——
一、年底十二月,赵祯按惯例出宫到南郊举行郊祀大典;
二、长宁宫里的郭皇后突然生病;
三、阎文应带御药院的医官去看病;
四、几天之后郭皇后暴亡;
五、御药院的头儿叫阎士良,就是前面说过把陈妹妹赶出皇宫的人,也是阎文应的儿子(亲的、干的不详)。
六、赵祯回宫后才知道人死了,很悲痛,但没办法,只能再次搞出生死两皇后的把戏,追认前妻的皇后身份,以最高等级出殡发丧。
以上就是全部的事发始末,很明显,只要稍微知道一点内幕的人,就都会闪出一个念头——郭皇后是阎文应害死的,手段是趁机下毒。说不定就连最初时的得病,都是他派人做的手脚。谁让他儿子是御药院的,还就在现场。
但问题的关键是没法指证,不仅没证人,就连物证都找不到。比如说,最起码的一点,中毒啊,尸体还在,可以解剖求证嘛。可那是皇后,不管是不是前妻,都是陛下的私人产业,以为死了就可以随便谁去乱动?信不信就算宋慈早生150多年,在北宋就当上了提刑官,敢动这个念头,都得被打得满地找牙?
于是就只有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死太监逍遥法外,快乐人生那还要那么多的言官干什么?!
回头说言官,这时候御史台和知谏院都元气大伤了,孔道辅他们被赶出京城,台、谏内部大批换人,换上去的都是吕大宰相的亲信。效果非常好,基本上在上次的废皇后风波之后,直到吕夷简倒台为止,御史台、知谏院就再没找过皇帝和宰相的麻烦。
可这次是例外,这样的事都可以沉默,那么大宋的天下到底是姓赵,还是姓吕?!知谏院系统有人站了出来,是谏官姚仲孙、高若讷,他们联名弹劾阎文应,罪名是毒死前皇后,证据嘛就比较新颖,居然是一些声音。
赵祯去南郊举行郊祀大典时,有人听到阎文应在行宫里大声骂人,被骂的是御药院的。也就是说,必须得动用相当吨位的联想,才能联系到后来郭皇后的死。
——御药院的人本来没想下毒的,是被阎文应威胁的。
这就比较恶搞。试想阎文应真的要威胁,还喊到了那种分贝,是不是满行宫的人都应该听到诸如“去把这包药给郭皇后吃了,你得保证她一吃就死,不然你就去死。”之类的吼声?
那还是威胁吗?那是在向大宋朝的皇宫人员的基本智商挑战。退一万步讲,阎文应当时真的这么吼了,也有N多的人听到了,可你有留声机吗?大宋律例里声像制品可以是呈堂证据吗?这些事真是越想越烂,相信赵祯听了之后都会苦笑摇头。
恨可以,有点技术行不行?答案是不行。言官们变得声色俱厉,我们知道没证据,正因为这样,才更要不讲理。一句话,不管怎样,阎文应必须得死!但在宋朝,你想杀死一个官员,那可实在太难了。求其上而仅得其中,经过反复较量,阎文应和他的儿子阎士良都被贬职,赶出京城,到老少边穷地区去改造。
皇后死了,可凶手却不死言官们气得集体挠墙,却不料更抓狂的事情在后面。处罚下来了,可阎文应居然拒不执行,我就是赖在京城里不走,你奈我何?这可真是大太监八面威风,言官算什么,皇权又算什么?圣旨不如草纸。
谁让我上面有人?
人人都知道,那个人就坐在宫中,中书省、政事堂的头把交椅里,乃是当朝首相吕夷简。这时有个问题,吕夷简为什么要与言官为敌,甚至与皇帝作对,这样保着阎文应?这就要往回翻书,回到15年前左右,那时也有一对宫里宫外相互勾结的最佳拍档,名字叫丁谓、雷允恭。
自古权臣奸相,都少不了这个结构,尤其是和平时期。宋朝,甚至以后的明朝,不论是忠的,还是奸的,不论是这时的吕夷简、稍后的文彦博,还是几百年之后的张居正,都跑不出这个宿命——除非你不想独领朝纲,说一不二,不然都得这样过日子。
于是有一个推论在一个人的心里形成:吕夷简要保住阎文应、吕夷简还要内外勾结、吕夷简是个权臣、奸相、吕夷简必须得铲除!
这个人就是范仲淹。他很清楚,要达到上面推论的结果,就必须得回到最初的原点——搞定阎文应,先把吕夷简在皇宫里的黑手砍掉。
这实在有难度,阎文应的罪证本就模棱两可啊,也正是因为这个,阎文应才敢、吕夷简也才敢强留在京城里。但不要脸的,永远都比不了不要命的。范仲淹的本质,就是在做任何事时,都要做到一个极致。他现在要不顾一切地参倒阎文应,所使用的招数就比那些台、谏官员强悍上百倍。
可以说是大宋三百余年里文官系统里所仅见。他绝食了。从上书弹劾阎文应那天开始,他就把自己的长子叫到了身边,告诉他家里的一切都交给你了,这次“吾不胜,必死之。”与奸相、阉党势不两立!然后绝食开始。就是要让皇帝明白。
不管有没有罪证,阎文应必须处罚,不是他死,就是我死。你看着办吧。
在这种压力下,知谏院方面的姚仲孙也同时再次上奏,才把阎文应赶出了京都。结局很奇妙,出了京城的阎大太监没走多远,就死在了路上。这似乎有点耐人寻味,说死就死,正常死亡?如果一定要再找出点发问的理由,可以参照一下阎太监的发配地点——岭南。
北宋时期的岭南可不是现在的旅游胜地,其恶劣的程度可以直接发放死亡证明。从这时起,直到北宋亡国,官员的处罚除了直接砍头之外,发配岭南就是最严重的了。
事情截止到这里,言官与范仲淹已经胜利,他们既定的所有目标都已经达到。阎文应死了,吕夷简的宫中黑手也被斩断,那么是不是应该休息一下,恢复正常工作了?就算要继续斗下去,也得讲究一下节奏,至少也要让年轻的皇帝有个喘息适应的机会吧。
赵祯也正是这样想的,他去举行郊祀大典之后,照例加恩百官,但这次有额外。他加封宰相吕夷简为申国公、参知政事王曾为沂国公。潜台词很明显,杀了阎文应朕有点抱歉,但朕还是很信任你的,吕夷简,你好好干,我很喜欢你。
这同时也是给朝臣们的一个信号,首相大人并没有失宠,这事儿结束了,再别揪着不放。别来烦我!可是这对范仲淹无效,再次重复一下前面说过的话,范仲淹不论做什么,都会达到一个极致。他已经认定了吕夷简是个奸邪,那就一定要把他扳倒,这其间绝对没什么斡旋、折扣可打,不是我死,就是他死!
但他绝不鲁莽,大宋三百余年间第一人做事是超级严谨、细致、入微、有理有据的。他要花巨大的精力来做一件事,这件事完成后,任何一个稍有理智的人都会赞同他,那时就是吕夷简势力崩溃,身败名裂之时。
《百官图》,这是范仲淹精心绘制的,详细记载着近年以来,吕夷简当政之后,文武百官的升、迁、降、谪之路的列表。其中一一指出,哪些官员的升迁是正常的,哪些是吕大宰相一手遮天,强升暗降的。真是以事实为依据,以大宋律法为准绳,清楚明白地挑明了一切。
陛下,只要您认字,只要您稍有一点点的公道之心,就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再不采取措施,就得“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了!”到底是姓赵,还是姓吕?这个没有谋策定国之功如赵普、也没有挽危局扭乾坤重立江山之功如寇准的小小太平宰相,居然嚣张到了这步田地,陛下您不废了他,还等什么?
如上所说,完全成立,范仲淹百分之百地深信,只要这张图递上去,让皇帝看上十分钟,吕夷简的死期就到了。
但事实永远都出人意料,这样的重量级作品呈交了上去,只换回来了吕大宰相的八个字:“仲淹迂阔,务名无实。”范仲淹这个小同志,是个只讲大话,不通世务,不切实际,只想搏出位争名利的人。之后这个《百官图》就不了了之了。
不、了、了、之!范仲淹气得都快爆炸了,我们设身处地地为他想一下,这个《百官图》是容易做出来的吗?先说一下得有怎样的心胸和抱负才会想做这件事,这几乎把现有的官场完全涵盖,把每一个同僚都扯了进来,揭老底、报出身,从根子上分出来三六九等,这得得罪多少人?!而且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得罪,还有办法再挽回吗?
这是决心,再说具体工作量,想一下范仲淹才刚刚回京,他就算已经到开封府上班了,可以充分利用手边的资源来了解官场,解剖官员,把每一个人的履历都弄到手,但那又得需要多少个工作时?最后还得咬紧牙关,拼着一身剐,才敢于把它交上去。
试想这一步步,是多么的不易、艰辛、勇敢、华丽,而且还那么的影视啊。联想一下现代,我们每个人都看过了太多的反腐败、反黑恶的电影电视剧,那么多的黑帮、赃官不都是这样覆没的吗?比如,某个涉黑犯恶的大集团,多年横行霸道,没人敢管,终于有一位铁肩担道义的英模人物费尽心机收集证据,上交中央,然后黑恶势力曝光,就此完蛋。于是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各级领导泪花盈盈走上前来,对英模说,好样的,继续做,我们永远支持你不都是这样的吗?为什么轮到范仲淹就不行了呢?!
为什么呢?范仲淹百思不得其解,越想越愤怒,越想越悲哀,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世界太黑暗,吕夷简太厚黑!而皇帝陛下还没有清醒,那么他就得再去做。
有进无退,就事论事。不是说我迂阔、无实吗?好,我就要让你们都看到我到底怎样。范仲淹连夜赶写了一篇奏疏,里面具体论事,集中在四点上。一、论帝王好尚;二、论选贤任能;三、论近名;四、论推诿。完全与现实朝政挂钩,与当时人物联系,直言无讳,让天下人都看到,我范仲淹不仅有胆,更有见识,一点都不迂阔。
而且在最末尾,他还加上了这样一句:“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终有王莽之乱。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
这是个典故,发生在西汉。张禹是成帝的宰相,非常得宠,可以在家里办公,得病了皇帝都要登门慰问。成帝的妈妈叫王政君(注意,与王昭君无关),汉朝的外戚权柄极大,从刘邦的吕皇后开始直到东汉末期的何太后,哪个都让自己的儿子、孙子发抖。其中这位王政君的抖动量超大,因为她的娘家侄儿就叫王莽。
王莽在几十年后崛起,篡夺汉朝江山,就是张禹做的好事。此人力保王家忠诚,在汉成帝期间,封王太后的哥哥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位列三公以上,并且把他的兄弟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五人同日封侯,史称“五侯”。王家就这样坐大,再也没法控制。
范仲淹举出这个例子来,用意非常明显。吕夷简就是宋朝的张禹,他现在不讲原则,胡乱任命,说不定哪里就藏着王莽,早晚有一天会血洗赵氏,毁掉宋朝天下!
这就没办法了,他已经不留后路,把吕夷简往死路里推,同时把自己也扔上了悬崖。你死我活,看来只有这个结果了。但是这次的结果更加出人意料,上次是《百官图》,这次是四项原则,哪一个都条条是道,有理有据,要想驳倒看来得花上八项原则,十六项原则那样的规模。
但郁闷的是吕夷简只回了12个字——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你说的那些我统统抹杀,拒不回答,因为你这样说话本身就错了。“越职言事”,你现在是开封府尹,不是知谏院的右司谏,朝廷有规矩,乱讲遭雷劈,先认清你自己的错误!
范仲淹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自己有什么错,相反吕夷简在他心里面变得加倍恶劣。他看清了,这就是个政治流氓。对自己所提出的真材实料的证据完全避而不答,前后只用了20个字的官腔,就想把这些罪恶都遮过去。想得美,门都没有!
他再次拿起了笔,保持自己严肃认真的好素质,就事论事,根据吕夷简这次的12个字继续上书答辩。我是对的,道理、甚至真理都在我这边,我就是一个一个的澄清,就算有人不懂,我也要把他们教育懂了。
这就是范仲淹的行为和他的想法。多么的坚贞、倔强、可爱,但又幼稚啊。其实一句话就足以看到他的结局——你不是在课堂上,你是在官场上。这是谁说得对,谁就会胜利的地方吗?就是争一块豆腐,也是斗争,而要斗争就要有势力。
不过要说明的是,这时的范仲淹已经有他的势力了。那就是他的力量之源——道德人心。这个事必须得仔细地说明一下,范仲淹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引领了一个潮流。更准确地说,他是让一些问题尖锐化、表面化的导火索。那就是宋朝文官们的平静中的分流。
宋朝的文官太幸福,从宋太宗开始就泡在蜜水里长大,而且水里的甜分还不断地增加,幸福啊,过了度就产生了副作用。文官们、士子们中分成了两派。一派是追求更大的甜分,皇帝说怎样就怎样,宰相说怎样就怎样,一点出格过分的事和话都不说不做,一切只为了得到更大的好处;另一派就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向往着精神方面的崇高伟大,一切的言行思维,都向远古时代的无比清高的绝种人类靠拢,即“君子”们。
严格地说来,这些君子的向往者、跟随者们也要钱,至少是不拒绝钱,但他们把一些东西看得更高。比如,国家的兴旺要比个人的幸福优先,民众的思想教育要比个人的声色娱乐优先,甚至皇帝的品德操守、工作态度,要比自己的性命、全家全族的性命优先!
也就是为国为民,不惜任何代价。按理说,这的确是好的,没有异议的好。但有一点,怎样才能界定国家的兴旺、民众的思想、还有皇帝的品德是否优秀呢?“君子”们的标准就真的是绝对正确的吗?
这是个尖锐、实际的问题。简单点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世上真有个不变的、永恒的尺度吗?你真的相信自己永远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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