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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宋史 作者:高天流云-第2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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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曙是个贱人不假，可人之将死，其情也哀，站在他的角度上，才会理解到他的心里充满着留恋和哀伤。他平静地生存了三十年，突然间登上了人间至高点，这是福，还是祸？抛开国家、道义等外事，于他个人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人生，多像是场光怪陆离的梦啊！没想到这样快就醒，醒来后己将是百年身史书只记载着冷冰冰的事迹，它没能记录下当天宰执们结伴离去后的福宁宫，那时空旷的大殿里，孤卧病榻的赵曙，他脸上的表情、他的心声，才是他真正想留给世人的东西。
是满足，还是后悔，都无法猜测。能肯定的只有一点，无论如何，他死得都太早了。这不是说让他继续颠而倒之的折腾宋朝很有必要，而是他没有给赵顼，未来的宋神宗足够的成长时间。赵顼只有20岁，是此前除了赵匡胤以外，宋朝唯此一例的非正统皇位继承人。
赵顼没在皇宫里受过皇子必备的传统教育，他不懂、不清楚眼前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宋朝的寿命超过了100年，它已经成了一个有自己独特性格的生命体，你不了解它，就没法适合它，更没法驾驭它。
非常可惜，赵顼直到人生的后期才渐渐地懂得了这一点，可那时早已太晚了他会遗憾，整个汉民族都会遗憾，为什么赵曙会死得那么早。他真的应该再多活几年！
宋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初八，赵曙死于福宁宫，终年三十六岁。
第八章 流云方寸间
终于写到了神宗朝，我有一个愿望，要把这段历史，这段在中国古代最乱、最无法辨别真伪的历史说个清楚明白。
涉及到神宗、王安石、司马光、蔡京这些影响历史进程，转变整个中华民族国运的人，我再不想重复之前所有史书和近现代著作里的含糊其辞。说什么“变法的初衷是好的，王安石的学术是高超的，只是用人有误而已；神宗皇帝是有理想的，勃然振作的，只是做得太急，所以效果不好；司马光是大历史学家，尤其心术之正无可置疑”
这些都是废话，是废物才能说得出口的。历史是门学问，它决不是什么任人妆扮的小女孩儿，谁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成。
因为史实就是那些，如果得出的结论有问题，只有两个可能——1，资料掌握得不够；2，揣着明白说糊涂，是另有目的，才刻意写成了歪史。
比如近代民国时号称圣人的梁启超，他写的《名人传记》里有一篇是《王荆公传》，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是力挺王安石的，其结果也是把王安石提到了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最高明最纯洁最无私最超能的政治家的地位。
我有两点质疑。第一，这篇文章里错误很多，神宗朝的现在没写，先不论，在刚刚写完的英宗朝里，韩琦、欧阳修是怎样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梁启超在文章里对两人的评价是“濮议之役，韩欧所为，无丝毫悖于义理，而言者犹指为乱伦灭理”
韩琦、欧阳修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地方是不对的。这话雷人不？更何况开篇时就把赵匡胤贬得一无是处，“以区区一殿前都点检，自始未尝有赫赫之功也，变非敢蓄异志觊非常也日未旰而事已毕。”我在太祖篇里已经详细地记叙过赵匡胤称帝前南征北战之功，在梁启超那儿都归零了。
之所以这样，归咎于第二点，即写作的目的。
梁启超是当时的新政改变派，在呼唤着变法，来改造满清，他处处为王安石唱高调，是为了给自己的事业找依据树形象，是有自己的目的。再比如与梁同时代的文学大师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也犯了同样的毛病。
他爱苏轼，视苏轼为偶像，他自身的生活色彩和追求也和苏轼暗合，所以在歌颂。
我不一样，我只是个草根，生活在和平年代，写宋史除了满足聊天的欲望和买自行车的钱之外，别无所求。所以不想去歌颂什么，或者贬低什么。
我只想写出每个改变了中华民族国运的历史人的真面目。虽然这很难，在理论上根本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就是历代研究宋史的人的噩梦了。《宋史》是中国历代史书里最杂乱、最不可信的一部，很多人从情感上把它归罪于第一次使汉民族全面亡国的蒙古人。因为蒙古人野蛮粗俗，不尊重战败国的文化，随便乱写，反正他们能打，写错了能把他们怎么着？
这样说，就冤枉了他们。其实都是汉人自造孽自身受。就跟北宋亡于金国时，金兵只在撤退前才冲进了皇宫一样，此前所有的抢掠，都是在外城开价，由宋朝的汉奸们自己搜刮一样。
《宋史》的错乱也根源于此。
研究宋朝，最好的资料是各位皇帝的《实录》，这是官方最权威的资料，记载着帝国每一件重大的事情，乃至于皇帝、大臣的每天言行。其他的如《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个成于元朝，一个在宋室南渡之后，从根本上就没有足够的准确性，所以宋人的各种私人笔记，也成了官方信史的一部分。
那么提问，各位皇帝的《实录》都完好无损，是不是宋史就一清二楚了呢？不，仍然是不。从第一本《太祖实录》起，就被一改再改，面目全非了。其中改得最可怕的，就是从神宗朝起。
《神宗实录》前后一共被改过三次。
第一次在元祐初年，由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同修，写的过程中就吵成了一片。黄庭坚说：“如公言，盖佞史也。”
陆佃反驳：“如君言，岂非谤书？”
这里有个参照点，陆佃此人曾经是王安石的学生，但不赞同新法，连他都看不过眼黄庭坚等人对王安石事迹的篡改，这本《实录》的可信程度可想而知。
第二次修改在绍圣改元时，当时神宗的儿子哲宗在祖母死后亲政，怀念父亲的事迹，要为神宗正名。他命令国史院把范、黄、赵彦等人找回来，问内容的依据都在哪里。这几个人的回答超级雷人，“各称别无按据得之传闻”，都只是些传闻！
哲宗大怒：“文字己尽见，史臣敢如此诞慢不恭！”
于是命蔡卞等重修，蔡卞版的《实录》取材于王安石的私人日记《日录》，他把元祐版本涂改很多，以朱笔抹之，号“朱墨本”。成稿后，是第二次的《神宗实录》。
徽宗时想第三次改，可惜金兵入侵给耽误了。直到南宋时绍圣四年，才由范冲再改。范冲是谁呢，他是范祖禹的儿子这30多年来元祐党人被折腾死了近三代人，怒火积怨已经上升到了不共戴天的程度，还能期望谁能公平公正地说话吗？
现在流传下来的《宋史》就是根据范冲版的实录而成，前两版的和王安石的《日录》都已经散落人间，再也没法搜寻了。所以说，从绝对的意义上来讲，没有任何人能把当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来说个清楚明白。我所能做的，就是把现有的资料层层剖析，分出真假。
然后扔开所有的套话废话，把我想到的都告诉大家。
神宗赵顼是宋朝的第六位皇帝，客观地说，与前面的五位相比，他是最不起眼的一个，我是指他即位之前。在他前20年的生命里，没有任何一件拿得出手的显赫事件。除了他出生时的祥瑞。
比较恶搞，他出生时祥和的光芒照耀产房，大群的老鼠出现，吐出了大片大片的五颜六色的气体，多得就像厚厚的云层（祥光照室，群鼠吐五色气成云）。
我无限的崇敬神宗他妈，未来神勇无敌的高太后，她当时没被呛死；更对宋朝的史官膜拜N次，谁都知道这是瞎话，他居然能想到用这个，真不是一般的人物。
接下来的事就是说赵顼是个好学生的各种例子，比如理解力强，能举一反三，尊师重道，上课前给老师行礼，再或者注重仪表，酷暑时节仍然穿戴整齐。等等等等，实在让人很烦。这些要是宣传他是沈阳市铁西区轻工街某小学的尖子学生倒是蛮够。
历代的史学家们应该钻研得更深些，才会挖掘出这人的很多的与众不同处。要知道一个人之所以会有自己的人生，看着每件事都有偶然的成分，可背后都隐藏着必然，每个人都如此，在中国历史中留下了深刻印迹的宋神宗陛下更是这样。
他即位时的年龄和赵匡胤当年离家出走时是一样的，都在20—21岁之间，这注定了他初期时超强的信心，我命由我不由天，想做什么都必胜！
至于他的性格，与前五位皇帝比较一下就会知道为什么会那样的强硬不屈。赵匡胤抛开不算，他天纵其材，无法估算。赵光义之所以会创造出自己的一片天空，是因为在成长期间他哥哥外出游荡，家里他是老大，没说没管的养成了独立精神。
赵恒挺惨，强硬的父亲总会有乖宝宝型的儿子，他的温和宽厚一方面是天性，另一方面也是从小养成的家教。
赵祯更惨，他妈妈刘娥纯粹就是个暴力型的，赵光义怎么说都是父亲，管外不管内，刘娥可好，每天恨不得28小时监视，各种调教终于成就了一代仁宗
英宗陛下就不用说了，30年里战战兢兢患得患失，心理早就失常了。这样的人对自己用心太多，身外的事，包括儿子都会放得宽些。
神宗的成长就是这样，一方面环境宽松，一方面教育更平民化。这是个最重要的区别，培养一个皇帝，和培养一个贵族子弟，用的不是同一本教材。尤其是他生长在开封城区里，比赵恒、赵祯都更接近民间。
他知道好在哪里，坏在哪里。至于怎么改那是另一回事。
前因先说这些，看他当上皇帝后最先做了些什么。第一件事，怎样给他老爸送葬。不管赵曙同志这一生活得怎样，他至少是位皇帝，是历史上最富裕的宋朝皇帝，总不能随便埋了了事吧？那样影响不好，您不孝顺的。对此神宗先把三司长官叫来。
来，查查账，看看我们有多少钱。只见三司搬过来像山一样高的账本，陛下您瞧，这里一笔笔都是进账，都是钱。神宗很高兴，下面的一幕就足以让他吐血。账本里都是钱，库房里却连根毛都没有！
以刚刚过去的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为例，年总收入是116138400两，非常好，要知道后来明朝一年的总收入只有几百万两而已，但是支出却是123043100两，已经入不敷出有赤字了。这还不算完，还有零星的支出，术语叫“非常出”的115021200两，几乎是全年的国民收入总值！
这也就是说，一年的支出是当年收入的两倍。
这是人过的日子吗？至于怎么搞成的这样，以后细聊，现在是年轻的神宗捧着脑袋在龙书案上卧倒，绞尽脑汁想办法。
办法只能是节约。英宗的治丧费和神宗自己登基的恩赏钱都大幅度缩水，只有以前仁宗的三分之一。勉强咬牙把这些钱花出去，剩下的神宗紧紧捂住，他发布了两条命令。第一，从现在起请大家把裤带勒紧了，国家没那么多钱乱赏乱花；第二，大家做些你们最爱做，最擅长做的事——进言。
每当宋朝有些风吹草动时，进言就会发生。有由皇帝提出的，有臣子们自动发言的，内容很广泛，从对外战争、民间暴动、皇帝休老婆、天上闪流星等等等等，有事就可以争论。这一次神宗要求的是，“论仁宗、英宗两朝积弊。”
这是篇大论文，其实也是老生常谈，这种课题太常见了。只是谁也没有想到，他提出这个议题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目的。
在这时，没人知道他会是“宋神宗”。
这次进言的焦点聚集在几个人的身上，张方平、韩维、吴奎、韩琦、司马光。这不是偶然的，他们每个人都有被关注的实力、根源。
张方平是实力派，他主管过三司，治理过地方，说财政，他是从仁宗朝开始就稳居前三名的人物。他的奏章里开篇词就石破天惊，提出了钱是国家最重要的东西，没有钱就没有一切。这和儒家的传统思想彻底对立，接着他又提出怎样省钱。
就是他设计了英宗的葬礼花费，给神宗大大地省了一笔钱。这让神宗很欣赏，只是接下来就熄火了。张方平对国家以后的整体理财思路没有大方针。归根结底，他是个执行者，有各种各样具体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却没有宏观设计能力。
吴奎，是原枢密副使、礼部侍郎，因为欧阳修在濮议之后被罢免了副宰相职位，他升入东府接替了位置。勉强算他是实力派吧，可是从奏章来看，除了文笔差了点，就是欧阳修本人写的。
吴奎一味地强调君子小人，什么帝王只要判断正邪之分，让小人滚远点，君子得高官，那么天下自然就太平富裕了神宗对此打了个哈欠，爱卿说得有理，下去洗洗睡吧。
韩维是根源派，他是神宗还是王子时的亲信，亲信说的话永远是神秘的，他的奏章可以忽略不记，基本上就是张方平和吴奎的读后文摘，真正的内容是他和神宗背后的交谈，那才是决定性的。
接下来的是韩琦。首相大人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他的奏章是一封辞职信。他说，按照惯例，前朝首相负责大行皇帝的山陵事（安葬），事毕之后必须辞职。何况现在年岁大了，身体也不好，请允许我到地方上养老。
韩琦今年整60岁，花甲之年了，转眼间庆历名臣变白头。很显然，他辞职的背后有很深的潜台词。这几年里他树敌太多了，再不激流勇退，小心没了下场。
韩琦在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九月间，以使相身份出判相州（今河南安阳）。他的故事还没有完，不久的将来他会再次活跃起来。
又剩下了司马光，这永远是个独特的人。事后来看，他在这件事上和上面的人都不同，他留了个心眼。他写的第一封奏章简明扼要，只说了三点。
1，官人；2，信赏；3，必罚。
他郑重地说，历经仁、英、神三朝，每个时代，他都用这六个字报效国家。字数虽少，却是他平生所学的全部。
神宗有点发呆，建于司马光的鼎鼎大名，和以往种种的神奇表现，无论如何也不能小看了这六个字，但要从这个六个字里找出来生钱救国的办法，好像还需要个向导。实在挠头，皇帝私下里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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