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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宋史 作者:高天流云-第2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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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要保卫国家安全,赢得战争呢?那样慢悠悠的一条一条的节省,和士大夫、大商人商量着办事,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积攒到庞大无比的军费?何况战争只要开打,钱就会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地流走,是座金山都撑不起几场大战。
  那时后续的资金要怎样向各位士大夫要呢?只有抄家才能来得及!更何况,只要提到战争,各位君子们就会搬出孔夫子的圣诫,那是凶器,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用,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先用!
  要仁义、要道德、要教化!
  见他的鬼去吧,宋史写到这里,如果还有人相信李元昊、李谅祚之徒能教化、能感动再次请出门之后上街随便左右转,找到和路面平高的铁盖子,揭开,跳进去。
  醒醒神。
  王安石们的准备已经做好,历史上各种观点的对错,我们也都讨论过了,下面应该进行的就是王韶的“熙河开边”。
  可是别忙,在做这样的大事之前,王安石们还得再稍微停顿一下。他们的各位政敌在此时都在做什么,是有必要全面介绍的。
  让我们从身份、官职的高低为序列,从苏轼开始。这个初入行的士大夫这时只能算是小字辈,由于他不懈地努力,终于抢在熙河开边之前,被贬出了京城。
  说他的努力,可真是一浪接一浪,直到死在沙滩上。从职务上说,他这时只能算是京城无数官员里的中下等,但是文笔好一切都好。他可以哪里都去,和谁都能见上面说上话。什么?你不理他?你该死了,这样风雅绝伦,高迈古人的大才子肯赏面子到你家里坐坐,你不理,还是儒林中人吗?
  就算你是宰相,在本质上也是读书人,蔑视苏轼,等于忘本!
  于是苏轼可以出现在任何场合,就算已经死了大名士范仲淹,他都不放过。特地跑到文正公的故居去临风洒泪,高歌凭吊。
  公平地讲,这没什么。范仲淹抛开军事上、政治上的成就,光以文笔来说,也绝不在苏轼之下。这时苏轼的《水调歌头》等名作还没有出现,其实就算写出来了,也没法掩盖范仲淹的《苏幕遮》。尤其是范仲淹的声誉没有半点瑕疵,苏轼与他无论怎样联系,也没有错处。
  其他的就两说了。
  比如宰相曾公亮被贬,他跑去了,指责前首相大人胆小懦弱,不去管教王安石。曾公亮好脾气,叹了口气,说出了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那句话——“上与安石为一人。”
  皇帝和王安石好得跟一个人似的,我有什么办法?
  这次对话之后,苏轼的名声在士大夫群落里直线上升。好青年,说出了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非常勇敢嘛!
  但是请问,你是国家公务员好吧,你以什么身份,奉了谁的命令,去质问前首相大人的工作业绩?如果再深究一下,苏轼的用心会更恶劣些。
  真有胆子,有责任心,你怎么不在曾公亮还是首相时跑去问呢?那时曾首相有权,才能按你说的办嘛!
  曾公亮之后是范镇。范先生一生都在与国家的顶级大佬作对,文彦博时期因为立太子的事,韩琦时期是著名的濮议,到了王安石时期,他怒火升腾,和新法不共戴天。
  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很多人,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一生之中都在无时无刻地反对,不知他真正认同的是什么。更不知道,按照他的办法去做了,国家能成个什么样子。
  这个问题太大了,而且没有实际操作性,只好列出现象来,大家有兴趣,可以偶然思索下,或许会有所心得。
  回到主题上,话说在他辞职回乡前,苏轼出现了。苏轼就像代表着什么神圣的团体一样,对范镇珍而重之地宣布——你真是一位壮士。
  范镇深沉地叹息,自己做得很不够。
  说到这里,或许大家会认为我比较刻薄。苏轼这是有良知有义愤嘛,不管是不是官,天下事天下人管得,发些感慨说些话,有什么大不了的,犯得着这样冷嘲热讽吗?
  如果没有前面关于新法的各种分析,单就他说的话来说,的确没什么错,甚至年青人很有激情,值得赞赏。但是有了前面的分析之后,就会知道苏轼的立场越滑越远,彻底抛离了自己原来的出身,变成了喝民血、食民膏、奴役百姓为乐的士大夫。
  我们是平民,我们厌恶他!
  抛开这种一千年以后的立场关系,回到宋朝当时的官场。王安石忍无可忍了,小苏同学就算文章好、声誉高,你不好对政府的决策这样明目张胆的抵触吧?
  你终究还是国家公务员吧。
  没别的好说,就算查不出他有什么实际错误,思想意识上造成的不良影响,就足以让他贬职反省。苏轼被下放到江南的杭州,人间天堂一样美丽的城市里去做官。
  是惩罚,但不残酷。
  在宋人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苏轼杭州之缘正式开始。
  接下来的人是吕诲。这位前言官领袖突然间病死了。回忆一下,他在王安石的新政还没有实际公开时,也就是连最初的均输法还没有面世时,就和王安石势不两立了。
  那次著名的弹劾之后,他主动要求外放,绝不和奸邪共处一堂。
  神宗满足了他,让他到邓州(今河南邓县)当知州。按说这地方、这职位都相当的不错。既在长江以北,又没到西北狼窝,非常优待了。可是吕诲感到的不是这些,他越来越愤怒,尤其是看到王安石的新法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地铺开之后,他的愤怒真正做到了不共戴天。
  生生地气病了。
  神宗知道他病了之后,特意下旨接他回京城调养,什么都不用干了,一心养病吧。但这不是问题的中心点,心病还需心药治,王安石的新法如火如荼,遍及天下,这种局面一天没有改变,吕诲的心情就一天没法好转。
  这就没办法了,难道为了吕诲一个人,去改变国策吗?
  宋熙宁四年年底左右,吕诲在京城病死。他的死,也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司马光。司马光当时在永兴军,知道吕诲病危后,火速赶往京城,去见最后一面。
  当他赶到吕诲病床前时,吕诲已经闭上了眼睛,呼吸都停止了。司马光放声大哭,恨自己就迟了这么一步。可是突然间吕诲强争开眼睛,挣扎着要坐起来,他望着司马光的方向,不管看没看清,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
  可以想见当时司马光的心情,他之所以来,是因为吕诲一直是他的战友。往事历历在目,从立仁宗太子到英宗濮议再到神宗时王安石新政,两人的政见惊人地一致。可以说一直为着同一个目标奋斗。
  现在的局面,可以说他和吕诲都是失败者,王安石胜利着。
  可直到死前,吕诲还这样重托他。这是信任,更是责任,他得怎样做,才对得起一个垂死者的最后愿望呢?
  在这样的局面下,我没法进行什么评判。因为感情和对错,有时真是太冷酷了。但为了说明问题,可以试一下。
  比如抛开感情谈对错。那样很容易就能得出结论。第一,吕诲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第二,他的这种死法,到底是可笑,还是可恨,还是可敬,抑或可怜?
  答案一,一个人的对错,基本上是没法做出总结的。精确地说,只能是他在这个时期这件事上,是对的。在那个时期那件事上,是错的。
  只能是这样。而且那种把一生各时期的对错计算一下,来个所谓的盖棺定论的做法更是无厘头。请问你得用什么公式,才能计算出各个时期的正确值、错误值,最后相加减,得出正负数?
  可能吗?
  根据这个原则,吕诲在立太子、濮议时,代表了当时的正直道德观,不阿谀当权者,不向当朝皇帝低头。他是对的,而且相当有种,是个有原则的男人;而他在神宗朝时,面对王安石变法,他的表现,经过我们前面关于新法的一系列分析,可以得出结论。
  他站在士大夫一边,坚持既得利益,阻碍宋朝为了新生进行的大换血。在这个前提下,他是错的。
  这种分析,不仅是针对吕诲一个人,那样根本就不值得在宋史这样全景历史写作中单独论述。之所以细聊,是因为它适用于神宗朝年间的所有人。
  包括王安石一派,包括司马光一派,更包括宋神宗本人。
  现在回到司马光的身上。他离开吕诲的尸体之后,表现得非常反常。按说吕诲用自己斗争到死,绝不妥协的活生生的例子告诉了他,一定要和王安石斗到底。
  天下的事还没有绝望,君实,你要努力啊!
  吕诲临死的呼喊言犹在耳,司马光的反应却是向皇帝写辞职信。他请求政府允许他从永兴军离开,到更远的洛阳去完成一生的夙愿。
  写书。
  去完成那套名垂千古,与汉代不世出的史学大师司马迁的《史记》同样辉映后代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神宗允许了,从这时起,司马光就彻底退出了官场。他远远地停留在西京洛阳,冷冷地盯着王安石等新法集团的一举一动。
  静静地等待着翻身复辟的时机。
  这是个可怕的对手,他绝不是放弃,而是审时度势,明白这时的王安石已经不可撼动,那么就绝不再恋战。有时的后退,是一种策略,有时的忍耐,比当场斗出个死活更有力量。
  司马光的事就此告一段落,王安石的敌人们在熙河开边前的处境也介绍到这里。最后还要再啰唆一点。前面我曾经提过的,从神宗朝开始,到北宋灭亡,一共三个主导国运,改变整个汉民族命运的政界大佬之三。
  那个人,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
  宋熙宁三年,一个兴化仙游(今属福建)的年青人考中了进士。他的名字叫蔡京,字元长,当时23岁。
  熙河之役,是在《宋史纪事本末》里独占一章的重要史事,它很独特,要说明白它,得先知道它包含着什么。
  从狭义上说,熙河开边是指宋神宗熙宁五年五月开始的,由王韶主领征服河湟部吐蕃的战斗。它历时三年,到熙宁八年时,王韶升任枢密副使时告一段落;
  从广义上讲,熙河开边时断时续,要纠缠到北宋灭亡前,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十二月,由王厚主领、童贯监军,再次征服河湟。
  至神宗拓土时,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
  当大祸临头时,之前的每一个举动,都被认为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之前,无数根稻草中的一根。河湟之战更是这样,它功罪难言,在史书里它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评价。到底怎样,让我们用自己的眼睛来回顾审视它。
  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先知道战争都发生在哪里,各个地点,各处势力的分布。
  查资料,很容易就会有些答案。比如说,河,是河州,现在的甘肃省临夏市的东北部;湟,指湟州,现在的青海省乐都,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中间,还有些别的名字,如洮州,指今甘肃临潭;兰州,就是现在的兰州市;鄯,现在的青海西宁市。
  等等等等,貌似清楚,但不够,它们的精确位置,关系到王韶怎样制定征服的先后顺序,得先清楚这一点,才能理解熙河之役是怎么打的,以及这件事的难易。
  翻开古地图,我们向西北方向前进,在宋朝最西北的地方,是秦、凤四州,以它为中心点,再向西,依次是成州、阶州、洮州。再以洮州为中心点,它的右方,也就是西方,是河湟吐蕃之外的藏地吐蕃。向下,也就是南方,是宋朝的四川。
  洮州的上方,即北方,依次是河州、湟州。
  那么在我们的心里,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答案——河湟吐蕃不过如此,宋朝的大片土地隔断着它,无论如何它也威胁不到宋朝的腹地。
  对不起,这不对。
  明白了地图位置,更要清楚河湟吐蕃的势力范围。其中河州是他们的大本营,由唃斯罗的二儿子瞎毡的儿子木征占据。湟州是唃斯罗嫡系传人的根据地,由董毡继承。在这两块区域之外,他们的触角伸得非常远,最远的地方达到了岷州。
  岷州,在成州、阶州的上方,再向右一点就是宋朝的秦州,已经和宋朝的腹地接壤了。而在河、湟与岷州之间的大片土地里,汉人的势力微乎其微,连生存都成问题,根本提不到什么管理。区域内除了吐蕃人,还布满了像墙头草一样随时四面倒的羌人。
  事后证明,这些羌人比吐蕃人还要难缠,他们几乎一点原则都没有,随时反叛。
  这样的形势,才能养出来当年唃斯罗的脾气。我们都知道,当年宋将曹玮在三都谷痛扁了他的宰相李立遵,给他造成了日后独立的条件,所以他每次提起曹玮的名字,都双手加额,向东南方伏首。
  但他怎样面对宋朝的皇帝呢?
  每年宋朝的使者过来,他一不拜旨,二不施礼,最多只是作一个揖,然后微笑着问——“南朝阿舅天子近来还好吗?”
  这就是王韶所面临的局面。于是我们就清楚了一件事,他所要做的,根本就不是把河湟两州收回本土的问题,而是要到达河湟之前,先把吐蕃人伸到面前的那些触角一个个斩断,把前进的道路先清扫干净。
  在熙宁五年五月,真正的战斗开打之前,他已经用了两三年的时光来做这件事。
  熙宁五年五月之前的王韶很善良,在全体吐蕃人的眼里另具一番魅力。简单地说,真是人见人爱,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珍稀动物。
  一年前,熙宁四年时,王韶来到了秦州边境,在这里往西北方向望,满眼的都是异族人。当时他的手下们摩拳擦掌,很有士气,当然这里面有被王韶的市易法喂得很肥的原因。
  请您指出方向,我们向哪儿砍。
  王韶摇头,他要在真正开战之前,先树立起一个形象。宋朝的军人是吐蕃人、羌人最好的朋友,虽然我们骑着马,举着刀,一路杀人,可我们非常可爱——
  以这个理念,他选中了第一个目标。青唐(今青海西宁市)势力最大的吐蕃人俞龙珂。这个人的势力有多大,有一个数字可以参考,他的部众有近二十万人,以最保守的计算,每十人中有一个骑兵为基数,知道他的兵力有多少了吧。
  何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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