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 作者:高天流云-第2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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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说是在黄河、辽河任意一条河上坐船。
　　但是这场痛苦过后，苏轼突然间蜕变，成了一条遨游八表无所羁绊的苍龙，俯视人间无数诗人，独立一方天空。
　　那是在宋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正月二十日的夜晚，苏轼在梦中忽然回到了眉山老家，故院厅台，归来无恙，他突然看到了自己死去了整整10年的结发妻子。
　　——王弗。
　　心灵剧痛，醒来后泪流满面，一首没有任何雕饰的词自动浮上了水面——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之后，苏轼的各大代表作如泉涌般出现。同年，苏轼在密州写下了另一首《江城子·密州出猎》。
　　这首词的意义比上一首更加重大，是东坡一生奠定词性的作品。如果他一直沉浸于追悼亡妻的痛苦里，那么就算再真挚深邃，再“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也只是在婉约伤感的旧体词老路上走得更远而已。
　　而“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风尘。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袒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份，西北望，射天狼”一出，苏轼开创了自己的时代。
　　宋词豪放一宗，自苏轼始。从此，词这种起源于小调弹词的市井级出身的艺术，上升到了与唐诗并存的地位。
　　天才一旦爆发，就再也无法遏制。第二年，宋熙宁九年的中秋佳节，中国历史上最经典最成功的一首《水调歌头》出世了。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苏轼正式成为一代词宗大家，地位无法撼动。
　　以上是中华民族的幸事，她有这样一位超级天才的儿子，他的才情、激情、哀伤、苦郁，每一种心境转变感悟，都成为中国人永恒的心灵映射，甚至会影响民族的性格。比如他为什么会变成了“坡仙”。
　　但是才情归才情，苏轼的正当职业还是国家的公务员，有了这个身份，一般来说衣食无忧，社会地位很高。可是相应地就要有些约束。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乱讲话。语言文字是思想的具化，代表了一个人的政治观点，搞不好就会犯错误的。
　　苏轼不在乎这些，他有句名言，是对弟弟苏辙说的。说他有话不说出来，就像是吃饭时看见碗里有苍蝇，必须得吐出来。
　　那就可劲地吐。
　　他一边儿“十年生死两茫茫”，一边儿“左牵黄，右擎苍”，还不忘“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一边儿也随手写了些小诗。比如他看见田里庄稼长得不好，嗯，这是青苗法害的，可以写诗咏叹一下；看到辖区里百姓饭桌上的菜太淡，嗯，这是市易法太过分，必须写诗谴责一下。
　　总而言之，他一以贯之地反对新法，并且不遗余力地坚持着。
　　其实这也没什么，宋朝言论自由，他身为大臣说什么都可以，何况绝大多数时候皇帝还鼓励大臣议论朝政。但是千不该万不该，他交错了一个朋友，写错了一首长篇叙事诗。
　　这首诗记叙了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堪称宋朝版的《妈妈再爱我一次》。
　　话说当时有位官员名叫朱寿昌，职位和苏轼这时差不多，稳定在知州一级上。这种级别的官在宋朝多如牛毛，根本没法引人注意。可是，他在历史上却极其有名，著名的“二十四孝”故事里就有他一份，之后的明清两朝还把他立为典型，由政府号召歌颂。
　　这都由于他命苦的妈妈。
　　他是庶出的，生母是妾。在万恶的旧社会里，这是个注定苦到底，就算儿子考上状元都没法翻身的角色。因为一切的权力和荣耀都在正妻那儿。妾唯一的幸福机会只有一条，即老爷的宠爱。
　　很不幸，朱寿昌的爸爸很快就厌倦了这个女人，在朱寿昌很小的时候就把她休了。基本上说，朱寿昌从记事时起就没见过妈妈，他想她，下定决心有生之年一定要找回妈妈！
　　这个念头一直伴随着朱寿昌的人生，他少年时在找，青年时接了父亲的班当上官在找，过中年了一直没有找到。他一狠心告诉妻子儿女，我不当官了，当官没法随意走动，我要辞官走遍天下，不找回妈妈，我也不回来了（不见母，吾不返也）。
　　精诚所至，在朱寿昌年过50的时候，他终于在陕西找到了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已经70多岁了，50多年的颠沛流离，让她衰老不堪，更有了几个另嫁的子女。朱寿昌把她接回家去，连同那些子女，他都当作亲兄弟姐妹来对待。从此，他幸福了。
　　这件事被广为传唱，就算在今天也一样很感人。苏轼也被感动了，他写了一首长诗倍加称颂，可以想象以他的才华，这首诗的质量、传播都会非常惊人。
　　苏轼的麻烦就是这样开始的，这首诗的传播越广，就会越让一个人狼狈不堪。
　　李定。
　　前面说过，李定作为新法集团的一员，被反对派找出来的污点就是不为生母服丧。当然他有自己的理由，第一他生母被休出家门，根据孔夫子遗训，不为出母服丧；第二，他生母到底是谁，由于她本人已死，李定的父亲也死了，根本没法确定。所以没法服丧。
　　这些都说得过去，可是与朱寿昌一比，他的品位就太低下了。两相比较，同样是被休出门的生母，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呢？这就体现在各自不同的儿子身上。
　　你李定为什么就不能像朱寿昌那样尽孝？不说寻访奉养，连服丧都不做，简直没有人性！
　　这样的评论大面积滋生，让李定每天灰头土脸地进出，丧失了做人的起码资格，实在憋屈死了。这里面就有苏轼的大功劳，他的诗流传速度比现在的微博信息都要快，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本来只属于开封城街头巷尾的消息，很快就传遍大江南北了。
　　有道是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李定没法找朱寿昌的毛病，只好拿苏轼出气。而苏轼也非常的配合，一篇篇针对变法的诗词不断涌现，简直是在配合李定的报复行动。
　　李定把这些诗汇总成集，送交神宗。非常凑巧，当时神宗正在看一份从杭州寄来的公文，两相对照，神宗立即就火大了。
　　这份公文就是苏轼错交的那位朋友寄来的。这位朋友我们很熟悉，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沈括。以沈括之才，说实话，除了诗文一道之外，苏轼还真是全方位地比不上他，尤其是两者当时的社会地位。苏轼是杭州通判，相当于副市长，沈括早就是方面大员，是皇帝钦点的两浙察访使。
　　尽管如此，两人相比较还是苏轼比较牛。没办法，他已经是宋朝当时文娱界的第一大利器了，魅力压倒一切，就连沈括也没法抵御。沈括是带着几分崇拜之心去接近苏轼的。
　　两人本可以做好朋友，可惜坏事就坏在神宗的一句话上。
　　在沈括离京前，神宗特意交代了他一句话：“到了杭州，你要好好对待苏轼。”好，怎样才算是好？领会上级领导的指示是门大学问，沈括带着这个问号出京，想了一路，做出了一个在他想来万无一失的决定。
　　首先，一定要对苏轼友善，不能摆上级的架子。有必要的话，宁可把苏轼当上级对待；其次，把苏轼所有的情况都上报给神宗，证明自己用心对待了苏轼。
　　本着这种精神，事情就变味了。苏轼面对如此风雅和善的领导，忍不住意气风发口若悬河，对沈括无话不讲，包括他对新法的看法。同时把自己所作的诗逐一向新朋友介绍。沈括则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欣赏之余向苏轼提出了一个终极粉丝的要求。
　　偶像，你能把这些诗词亲笔抄一份，留给我作为纪念吗？
　　行！
　　苏轼一口答应。如此一来，沈括给神宗寄回的报告里就附带了苏轼亲笔所写的资料，与李定的一比，说服力急剧攀升，同时沈括发挥了李定所没有的能力，他以极强的文字功夫，给苏轼的诗文加上了自己的注解。
　　苏轼攻击新法，诽谤朝廷，甚至影射皇帝的罪名终于成立了。
　　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七月，湖州。难得的艳阳天，苏轼正想晒一下自己珍藏的书画，一匹快马狂奔而来，给他捎来个信儿。这是开封城里的好朋友、驸马都尉王晋卿的小道消息，告诉他抓他的人就快到了，能跑就快跑。
　　苏轼愣了一会儿，苦笑一声。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真要是皇帝抓人，能跑到哪儿去？何况自己跑了，这一家老小怎么办？
　　他索性穿好官服，静等官差上门。之后的事就是御史台抓人流水线操作，苏轼被押解进京，等待他的是御史台的审问。更确切地讲，是李定的怒火。忘了说，李定这时就是御史台的长官。
　　面临大险，苏轼的心灵是与众不同的。临走前，他看着自己的第二任妻子，也是王弗的妹妹王润之笑了，一边为妻子抹去眼泪，一边说：“夫人，前朝真宗年间有位隐士名叫杨朴，应召入宫。真宗问他能否作诗，他说不能，可临行时夫人给他作了一首。你想听吗？”
　　王润之点了点头。
　　苏轼笑道：“呵呵，听好。‘且休落魄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吟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夫人，今日我也进京，你不能像杨夫人那样写首诗为我送行吗？”
　　苏轼越潇洒李定越喜欢，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不然折磨起来还没意思呢。苏轼一路车马颠簸进了京城，住进了乌台大院。
　　乌台，就是御史台。这名字有来历，从汉朝起就这么叫了。一来是说当时的御史台里有很多的柏树，上面住着很多乌鸦；另一说嘛，就跟御史们的职业有关。这帮人到处挑错，谁见谁烦，还惹不起，于是统称他们为乌鸦嘴。
　　办公的地方，也就随之变成了乌台。
　　乌台大院里关的全都是官儿，像苏轼这样的地方领导还算不上高规格。只是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他被特殊照顾了，审讯由御史台最高长官李定偕同舒亶、何正臣等新法集团同僚共同进行。


第九章　昼夜不停
　　先说白天，李定等人轮番轰炸，要他把写过的所有诗词逐字逐句地解释，哪一个敏感词如果绕不过去都有抄家的危险。这种场面其实很常见，我们民族每个时代都在做这样的事，20世纪里也有。当时多少大人物竞折腰，弯下去就再也没挺起来过。
　　苏轼不一样。宋朝对文人超级宽松优厚，只要天上还有太阳，在大庭广众之下，审讯的尺度就都能保持住。最起码能让他说话，于是李定等人就都郁闷了。
　　苏轼居然能把自己的文字狱扣到新法教祖王安石的头上。
　　他的诗里有一句是“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蛰，指潜藏、隐秘、冬眠等意，特指僵硬中还没复苏。李定等人抓住了这个毛病，问苏轼说现在圣明天子在位，只有飞龙在天，你居然写了龙潜藏在九泉之下。你说，这个蛰龙是什么龙？老实交代。
　　苏轼一笑，王安石有句诗：“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我诗中的蛰龙，就是这个龙李定等人的脸一下子就黑了。蟠，指弯曲缠绕，很憋屈的状态，用在龙身上同样不是啥好词。
　　还审什么？散会！
　　当天苏轼得意扬扬地晃回单间牢房里，一干御史大老爷凝固在审讯室里集体大喘气。这场景的确是很牛，很不常见，不过只是一会儿后，御史们的脸色就都缓过来了，一丝丝阴险恶毒的微笑浮上了水面。
　　白天你狠，晚上看谁狠。
　　到了晚上，夜深人静时，乌台大院里的在押犯们突然间集体惊醒，个个吓得发抖。他们听见一阵阵鬼哭狼嚎的呼疼声此起彼伏，仔细听，还能辨别出那个喊疼的人有很浓重的四川口音。
　　没错，苏轼被人黑了，上演了宋朝版的监狱风云，被人在黑夜里轮番痛打。估计旁边少不了李定的低声怒吼：写啊，你倒是再写啊，让你蛰龙、蟠龙，现在你给我先蛰着蟠着吧这件事被当时同样押在御史台的另一位官员记录了下来。
　　这基本上是真的，最大的根据是苏轼的身体状况。在入狱之前他很健康，出狱之后苏轼腿疮痔疮、流行传染病、咳嗽、臂仲、赤眼等病几乎得全了。而他仅仅入狱两个多月而已，如果真有宋朝传统上善待士大夫的规格，他无论如何也到不了这步田地。
　　事实上他能活下来，都是方方面面，除了皇帝本人之外几乎所有顶级权贵集体努力的结果。
　　先是各界名流，苏辙、王亚卿、王巩、章惇等人，这些人官职不高，可都是影响很大的名士。他们为苏轼请命，愿用官职、身家担保；再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如司马光、张方平、李清臣、范镇、陈襄、刘攽、李常、孙觉等人。他们影响巨大，往往可以左右皇帝的意志。可惜都没说到点子上，以张方平为例，他差点把苏轼给帮死。
　　张方平给神宗写了封信，由于早就退休了，得由当地的官府转交，可是这事太敏感，官场上没人敢接。他就派自己的儿子张恕亲自带进京去敲登闻鼓交给皇上。
　　可惜张恕胆子太小，在鼓旁边转悠了半夜，还是悄悄地走了。苏轼出狱后很久，看到了这封信的副本，当时吓得舌头伸出来半天缩不回去。旁边人不懂，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解释。直到有人把信让苏辙看了，才知道答案。
　　张方平在信里说苏轼是天下奇才，绝不可杀。这完全是帮倒忙，苏轼有什么罪，不过是名气太大，影响到朝廷的声誉罢了。这时再说他是奇才，完全是火上浇油，逼着神宗动刀子。
　　真正能一语道破天机、洞悉神宗心理的，还是那个誉满天下，同时也谤满天下的人。他远在江南金陵的隐居荒山里，给神宗寄来了一句话，决定了苏轼的生死。
　　王安石。
　　他不当首相很多年了，在金陵人们时常会看见一个衣着简单、沉默寡言的老人骑着一头驴，从来不去管驴往哪边走，到哪里都一样，随遇而安。
　　王安石像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