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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宋史 作者:高天流云-第2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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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说:“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其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
换成普通话,他说,皇帝你是超级天才,年龄处在最好的阶段。臣希望你放弃高傲遵循道理,在什么都没有去做之前,先静静地观察事情的发展、臣子们的心性。要观察三年,等你看得清楚,心里有底,然后再找个好机会开展工作。这样,你做了之后,天下苍生才不会产生怨恨,你自己也不会后悔。
看似合情合理,哲宗的反应却是厌恶。为什么呢?我们切换视角,以哲宗的眼光来看就会明白。
关于吕陶,他提出的两点让哲宗蔑视。自从亲政以来,哲宗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做,为什么他会怀疑到新党重新登台?开口闭口是国家利益,似乎只有旧党才能代表国家利益,反之如果引用新党,就是败坏国家利益了?
谁给你的唯一确定权,你是皇上还是我是皇上?
第二点让人更加忍无可忍,以高滔滔九年来的作为,哲宗身受其害,不追究也就算了,吕陶居然要求哲宗出面,去压制要求清算的声音。士可忍孰不可忍,尤其过分的是,为了达到目的还搬出了仁宗对刘娥的例子。这简直是荒谬。
试问刘娥改变过真宗的国策吗?她唯一废掉的是真宗时代的拜神风波。透过这两点可以清楚地梳理出吕陶的小心思,不用新党、尊崇高滔滔,这两点达到,旧党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分析出这两点,哲宗能保持沉默已经相当有涵养了。
关于范祖禹,他提出的太监问题看着很正义、很光明,里面却有内幕。首先注意是复官而不是升官,这个区别很重要,意味着这几个太监以前是被贬职的。被谁贬的呢,之前的时代高滔滔一手遮天,只能是她。事情清楚了,这些太监得罪了她,而哲宗急于奖励他们,证明当初发生的事是因为哲宗而得罪了高滔滔。
忠于皇帝的,难道不是忠臣?为什么不可以表彰?
答案是不可以,以旧党所坚持的真理标准,内侍一律都是小人,不可以亲近,不可以封赏,实在要赏,也要排到正人君子之后。这个理论看似不错,至少汉朝唐朝的历史证明了太监真是妖孽一般的生物,他们强大了之后,大臣、皇帝、将军、国家都会死得难看。
所以必须压制,不能给好脸。
但是哲宗最生气的也正是这一点。
太监不好,可太监忠于我;你们大臣好,可都做了什么?众所周知,哲宗极为尊重自己的父亲,他的一生都沿着父亲走过的脚印前进。
他也爱自己的母亲,他像天下每一个儿子一样,希望母亲健康、快乐、尊荣。可是,这些他都做不到,在奶奶高滔滔、旧党大臣们的压制下,他既没法延续父亲的事业,连母亲应有的权益也不能维护。
哲宗的母亲姓朱,开封人,生在一个普通人家里;她的父亲叫崔杰,很早就去世了,她的母亲带着她改嫁朱士安,因之姓朱。这些她都不知道,甚至对朱家的印象都很模糊。她还在童年时,就被寄养在一个叫任廷和的人家里。
一个失去生父、继父也不愿养在身边的女孩儿,生得还很美丽,她的命运会怎样呢?很简单,几乎没有例外——及早嫁出去。幸运的是,朱氏“嫁”进了皇宫。说嫁其实是不标准的,她最初只是一个御侍,一个没有身份的下人。不过根据皇宫法律第一条,皇帝对所有女性都有合法侵犯权,说嫁也能贴一点点的边儿吧。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她被神宗侵犯了,命运随之改变,她居然怀孕了,这孩子就是哲宗。从这时起,母以子贵,她一步步在杂乱森严的后宫里有了地位,再之后,她又生下了蔡王赵似,以及几位公主,成了一位身份稳定的贵妇人。
身份巨变,她的想法却不多。神宗的儿子很多,哲宗只是第六子,以这样的排名顺位,加上她本人低微的出身,根本不能去想什么。奢望会害死人的,只要她的儿子都健康,两位亲王封号稳稳到手,她也就知足了。可是人生只在潮流里浮沉,谁能主持自己的命运?到神宗去世前,哲宗的五位哥哥全都病死了,他变成了皇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哲宗登基,当上了皇帝。朱氏身为皇帝的生母,地位反而走低了。高滔滔从前是跋扈型的儿媳妇,现在是凶狠型的婆婆,她从当年自己的经验里得到了真理,想独霸后宫,必须压制每一个敌人,哪怕是潜在的。朱氏首当其冲,首先是不给名分。
朱氏本应是皇太后,只给了皇太妃。皇太后是神宗的正室向氏。向氏出身名门,是从前名相向敏中的后代。在高滔滔的眼里,她是没威胁的,第一早就服了;第二向氏没儿子,注定了是只有现在没有未来的人,拿她去打压朱氏,真是绝配。
下面是具体的打压手段。
经大臣们提议,高滔滔批准,在神宗去世的三年内,皇太妃要服丧,衣服褥裍等用品的颜色要浅淡;每年的生日、例行年节日,所得物品及冠服的等级颜色,比皇太后减损五分之一;出行时只可用青色伞,乘车用肩舆,俗称檐子,不许用皇太后标准配置六龙舆;每月费用与其他嫔妃混在一起,不单独别立;不立宫殿名;不许单独走皇宫正门宣德门。
三年过后,可以使用红色伞,不许用黄色;用五龙舆;不许单独走宣德门。
这些不公平,哲宗只能远远地看着,不仅没法改变,连安慰一下生母都做不到。每天他除了上学听课、上朝静坐之外,回到后宫就和高滔滔住在一起,连和生母见一面都很难。
这些,范祖禹你们这些大臣怎么不管,甚至都是你们一手造成的,居然还有脸到我面前谈忠诚和奖赏。
对比前两个人,苏轼的表现是最让哲宗吃惊的,他想不到父皇生前赏识的人会说出这样的话。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传说中有种很罕见的人,他们说什么都让人第一时间觉得有道理,非常的有道理,可是转念一想,就会被气得满脸青筋。
苏轼的这篇奏章就是这样。
做事前要三思而行,看准了摸清了才能下手,这是准则一样的共识,难道有什么错吗?有,非常错,在宋哲宗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荒谬!
如果他是第一天当皇帝,从来没接触过政务、大臣,这样的要求不过分。可是整整九年了,他冷眼旁观看清了太多的事,看到了一个个大臣都是怎样的嘴脸。请问,人还是这些人,不许换,继续看,三年后能看出来什么,他们会改变吗?如果改变了,就证明他们和从前不一样?一个前后不一致的人,适合当国家领导人吗?如果不变,这三年是不是纯粹的浪费呢?!
而三年,这个时间量的长度更是非常恶毒的。三年的时间足以改变太多的事,尤其是处在青春适应期的少年人,连续三年无所事事,他们会习惯懒散的日子,想重新振作起来,相当于换个思想习惯。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或许一个没有棱角没有斗志失去追求的人,才是所谓的成熟的人吧。
苏轼的奏章没有回复,哲宗不予置评。这在历史上留下了非常不良的记录,绝大多数的史学家都根据这一点证明他急躁轻佻,是个不懂事的毛孩子,辜负了苏东坡的一片好心。
苏轼走了,他是元祐大臣里第一个主动逃离京城的人。在他想来,这会带给他安全,他在向所有人表示,他不再玩了。可惜,这九年里他做过什么,他忘了,有些人可不会忘。并且,历史一次次地证明,面对争斗选择退场的人,死得比斗到底的人还惨。
他刚走,问题就出现了。
转过年来的三月份有件大事,新皇登基,国家照例举行恩科考试,各省的考生云集京城,在殿试这一关上,他们遇到了一道改变历史进程的考题。
这道题之所以能出现,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苏轼走了。他不走,以他的资历、官职、文坛地位,考题必出他手。就算有政治内幕在里边,有大人物指示必须要怎样操作,他也可以引起争执,把水搅混。
可惜,谁让他走了。
出题的这个人很有来头,他叫李清臣,抛开民间的认可,只以官方记录来看,他绝不在苏轼之下,甚至有些地方还要超过。这个人是神童,别人是7岁时可以作诗,他7岁时则可以写出几千字的文章。与苏轼比较,三苏当年进京赶考,轰动一时,欧阳修说苏轼一定会取代自己,成为下一代文坛领袖。
欧阳修还说过,李清臣的才华和苏轼同一级别。同样是进入馆阁,苏轼参加的是特试,李清臣和大家一起考,拿了第一名。这样的才华让他平步青云,在官员队伍里鹤立鸡群,于是另一件别人梦想不到的好事主动找上了门。
北宋著名的大阀高门韩氏家族看上了他,韩琦的哥哥把女儿嫁给了他。
他是当时远比苏轼还要闪亮的官场新星。这样的本事、这样的婚姻,一般来说,只要他平稳地运营下去,不必求什么突出表现,都注定了是一位顶级高官。可惜,没多久他就倒了,因为他的性格。
新党当政,他不往里掺和。在别人眼里,这很正常,他是韩琦的亲戚,是旧党。但是到了元祐时期高滔滔废除新法时,他把整个官场都吓了一跳。他站出来和司马光他们辩论,一条条逐字逐句地反驳,新法哪里不好,先皇哪里失政,我们来讲清楚。
这时人们才看清楚,他居然是王安石的信徒。那么他为什么不在新法实行的十五年里积极参与呢?这时候树倒猢狲散了,他一个人出来逞能,不是找死吗?
不,这是一位大才子的特殊心理。
当别人一窝蜂地拥上去争名夺利时,他远远地站着,这叫清高;当别人争先恐后地躲开,怕惹事时,他站出来独自面对,这叫操守。
爱惜自己的羽毛,珍惜自己的信念,蔑视凡人所看重的功名利禄,这是中国名士几千年来传承的核心意识。
这样是很高很雅很九霄漫步的,只是结局不大好,李清臣被下放了,同时被旧党踢出阵容,连韩氏家族都看他不顺眼。这些他都不在意,被压制九年后回到京城,主持这次考试,出了下面这道题。
题目超长。
——“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夫可则因,否则或,惟当之为贵,圣人亦何有必焉!”
有点绕,尽量用普通话翻译一下。
——这些年恢复了诗词歌赋等考试内容,选出来的人才只会唱歌不懂业务;废除了青苗法,常平仓等惠民设施也没完善,搞得农民很穷;争论差役法好还是募役法好,一直没结果,实际实行的役法效果一团糟;黄河改道了,是向东导回还是北顺他去,争来争去定不下来,水灾越来越大;割让土地去讨好外族,希望边境安宁,没想到适得其反,异族人气焰嚣张,胃口更大了;放弃税收利润给老百姓方便,商业活动反而滞殆衰弱。世界上的事,行得通的可以沿袭下去,结果一定是哪里出了错,必须改,只有眼下最实用的才是正确的,圣人做事又哪有一定之规呢!
大家觉得怎样,冷汗下来没?这几句话把元祐年间的政府行为批得体无完肤,从农业到科考、从役法到救灾、从商业到外交,统统地失败。
很震撼,一般来说,这样全方位的否定,是改朝换代之后对上一个亡国之君才能提出的指责。不这样说,就没有推翻的理由。
可这是顺延时期的宋朝,至于这么血淋淋地批判吗?答案是肯定的,这是哲宗亲政之后的政治精神,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谁在这九年里干了什么,都要连本带利地还回来!
首先从施政纲领上做起。
这种全面的否定在九年前出现过,高滔滔、司马光把熙宁新法全废了,如果不是抱着全面的否定,怎会做出以后的事?既然做了,就不要怪受害人反击。
这道考题发下去后,新、旧两党的新一轮战斗展开了,各自的先头部队在考场里就地厮杀。第一轮由考生们出场。
面对考题,考生们知道这已经是新一届政府的政治大方向。有的人很清醒,记得自己是为什么来的,顺着潮流走,才有眼前的功名,他们选择了批判;有的人勃然大怒,恨不得在考场里喊口号找同志,立即反批判。
这种人是主流,九年的老式教育,他们本身就是“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这伙儿的,头一句就被骂了,拿什么不生气?
愤怒中他们有不同的发泄方式。
有一个叫尹焞的人出了最大的风头。他看过考题之后二话没说站起来交了白卷,就出去了。走出考院之后他对着外面的人群说了一句话。
——难道可以这样去博取功名吗?
说完直接离开了京城。他身后是一大片旧党人激动欣赏的目光。这真是个卓尔不群的好苗子,他是谁,谁教出来的这个君子仔?答案很快出现,尹焞,洛阳人,圣人程颢的亲传弟子。堪称根红苗正,旧党里的旧党,从这一刻起,他成名了。
其他的人选择了更实惠的方式,他们精心构思写了一篇篇的反批判论文,反驳李清臣在考题里对元祐政绩的指责。
这种行为在明清两代够杀头的了,没事都能搞出来文字狱,何况这样明目张胆拉帮结伙地搞事。可是在宋朝很平常,指责政府,甚至指责皇帝,都是气节学识的表现。想当年二苏兄弟考馆阁就这么做过,为了成功率他们定下了一正一反的策略,由苏轼演红脸,赞美仁宗抬高时政;苏辙反其道而行之,把仁宗骂了个狗血淋头,连带着韩琦等大臣也没跑了。
事后怎样,苏辙啥事也没有,这时都做到次相了。
第二轮战斗在考官中进行。卷纸收上来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论调,选谁?贬谁?出乎意料,反驳派居然赢了,主考官站在了旧党的一边。
问题严重了,这个结果相当于哲宗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的施政方向刚出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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