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 作者:高天流云-第4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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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金收项为例。那一次，内至宰执、侍从，外至监司、帅守都争送寿礼。为节约篇幅，临安城外的就不赘述了，只说说城内官员们的。
　　吏部尚书献上十张红牙果桌，很精致，也很节制，算是自重身份；工部尚书钱象祖是韩国戚的亲信，寿礼唯恐不重，献上的是十副珍珠搭档，光彩夺目，富丽难言，是北宋时一位长公主出嫁时的妆奁故物；知临安府，也就是杭州市长想讨好韩国戚，他的寿礼最出人意料。
　　他没备礼单，只捧着一只小木盒——“穷书生没什么好献，有小果聊佐一觞。”他打开了盒子，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冷气。
　　里面是由赤粟金铸成的一座葡萄架，上面果实累累，计有上百颗，全都是上好的东珠！
　　的确是“小果”啊。
　　如此生活，不知人间还有没有更上等的档次。说到享受，他甚至比正版的皇帝还要再舒适些。毕竟他有皇帝的权力，却不必受帝位的约束限制。
　　日复一日，韩侂胄在幸福的海洋里荡漾，终于撞上了“幸福墙”。这是注定的，因为这个世界里的一切感知都在于“对比”二字。
　　幸不幸福、快不快乐，忧伤与否，都要有个参照物才能分辨清楚。韩侂胄亦不能例外，他天天吃着蜂蜜，时间长了，觉得日子很无聊。
　　这是人之常情。
　　又想起了那首诗：“终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却嫌房屋低。盖了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忽虑出门没马骑。买了高头金鞍马，马前马后少跟随。招了家丁数十个，有钱没权被人欺。时来运转当知县，抱怨官小职位卑。做过尚书升阁老，朝思暮想要登基。”
　　截止到这里，韩国戚的人生都经历过了，再没什么兴趣。
　　“一朝南面做天子，东征西讨打蛮夷”
　　这一句才正中要害。
　　他不是天子胜似天子，这么多年以来唯我独尊，早已养成了睥睨天下的气势。当各种舒适的享受不再中意之后，自然要追求刺激。
　　男人的刺激，更有哪种可以高过征服？
　　韩侂胄在金楼玉宇间、脂粉腻堆间忽发雄心壮志，决定重新开启北伐，既报国仇又愉悦自己。这个决定传到外界，整个江南一片惊诧。这实在是太突然了，难道帝国的安危、人民的福祉都只在某个人的心念一转之间就决定了吗？
　　此举在后世也引起了长久的惊诧。因为关于北伐这个念头升起，历史给出的答案并不是韩国戚某天吃饱了撑的随手拍了一下脑袋的产物，而是某个人的怂恿。这个人是谁，出于什么目的，都是谜，没有确切的正解。按官方的史书说，是“或劝侂胄立盖世功名以自固者，于是恢复之议兴”。
　　只是“或劝”，没有具体指出是谁。
　　宋史的官方、私人资料是非常详细的，基本上每句话都会注明由何人在何时因为何事而说，细致处堪比圣人·孔吃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一点点小事都考证得清楚明白。
　　那么为何灭国级大政的初倡者是谁却讳莫如深呢？
　　不是韩侂胄自己，史书说了是“或劝”；不是韩党内部人，不然道学家们绝不会放过他，必将其铭刻于耻辱柱上万年不朽。那么会是谁呢？
　　呼之欲出，你懂的。
　　终于再次北伐。时光漫步到公元1205年左右，汉民族的群体思维早已有了新的共性，曾经拥有的奋锐之气，如神宗改革、绍兴北伐等一一失败，造成了严重的思维后果。人们再不信努力可以得到成功了，而是总结出越是努力，越是悲惨，一动不如一静，务外不如守中。
　　惰性、悲观接近定型。
　　尤其是太宗时代的雍熙北伐，历时不过几十天就输赢易位，更为上述的理论找到了佐证。这时韩侂胄提出北伐，赞成的人全国海选也没有几个，反对的人倒是不停地跳出来，公开议论，私下谩骂，写信给韩国戚本人挑衅的，都大有人在。
　　不一一细数了。韩侂胄操起专治大棒，劈头抡过去，很快世界变得安宁，鸦雀无声了。
　　可以办正事了，举国伐谋，第一要素是民心士气。史书上说韩侂胄不学无术，心粗寡谋，那都是偏见、诋毁。这个人很有见识，并且务实。针对看似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国民气氛，他没去唱高调搞演说，只是办了几件大快人心的事。
　　在镇江府为韩世忠立庙。
　　镇江临近黄天荡，在那里南宋第一次击溃了不可一世的女真人，只差一点点就让金兀术全军覆灭。那里是南宋军威振奋的起始点，在此地为英雄立庙，其意不言而喻。
　　一个月后，南宋追封岳飞为鄂王。
　　在岳飞的追封制里，南宋官方以霍去病、祖逖相比于岳飞，盛赞其精忠报国的一生：“人主无私，予夺一归万世之公，天下有公，是非岂待百年而定。”
　　岳飞终于封王，尽管时间错过得太久了，尽管岳飞生前就不在乎这些头衔，可毕竟公道自在人心，南宋官方、民间稍有良知的人都因这份追封而振奋。它是对忠诚、勇武、不屈、自尊等信念的肯定，让久违的英雄气概闪回了片刻。
　　不久之后，更加大快人心的消息传出。南宋官方追夺秦桧的王爵，撤回封王时的告词，降为衡国公。追夺其原谥号“忠献”，改为“谬丑”。降封制中产生了一条堪称经典的话：“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
　　这让心怀忠义的人迅速与韩侂胄产生了共鸣，辛弃疾、陆游等知名人士和他走在了一起，甚至在党禁中与韩侂胄势不两立的著名道学人物叶适也重新出山，为北伐谋划。
　　北伐进入实质准备阶段。北宋自太宗时期开始进入战争状态后，有一个总管钱粮的部门，叫国用司。韩侂胄自任其职，为北伐后勤把关。想了想，这样仍然无法总领全局，他感觉到有必要动用那项前人无人敢于长时间把持的极特殊权柄。
　　平章军国事。
　　有宋以来，这是总领全国军政要务于一身的最高权位。它打破了东府执政、西府领军的分配，加上宋朝的君权很多时候都不能做到独裁，可以想象，它是多么特殊甚至畸形。
　　在此之前，只有四个人得此殊荣，他们分别是真宗朝王旦、仁宗朝吕夷简，以及两位元祐重臣文彦博、吕公著。
　　其中王旦、吕夷简只任衔不到半年就主动辞职，文、吕二人谨小慎微，不敢分毫动用重权。韩侂胄与他们不一样，在战前攥取之，摆明了是要大肆动用。尤其是他的平章军国事，与前面的有区别。王旦、吕夷简是无可争议的领袖，平章军国事得的是全权。
　　吕公著最低，是同军国平章事；文彦博也被限制，领的是平章军国重事。然则什么是重，何者为轻，这里面大有区别，文彦博想动用什么，要用概念解释。
　　韩侂胄的平章军国事名实相符，全须全尾。至此，韩国戚爵至封王，军已建节，在平章军国事的光环笼罩下，三省印玺都纳送韩府，他真正站在了南宋的权力之巅。
　　战争迫在眉睫，韩侂胄立足江南，四面环顾，精心调配着自己，也关注着江北金国。要说一下女真人了，当代金国皇帝完颜璟，女真名麻达葛，他与赵惇同一年登基，现在十六年过去了，在他治理下的金国，与南宋截然相反。
　　南宋权臣一手遮天，金国的皇权空前巩固。
　　完颜璟是金国诸帝中的一个异数，他才华横溢，不能说超过了完颜亮，但是他文能出口成章，使用汉语出神入化。另一方面，他封王时入谢，能用女真语和他的爷爷金世宗问答，这让毕生强调女真传统的金世宗非常感动，觉得找到了真正的继承人。
　　历史证明，金世宗错了。
　　完颜璟保持着女真人的辫子，骨子里却是个再地道不过的汉人。他所受的汉化教育之深，连隔江而治的南宋皇帝都不见得能比得过。在他治理的这十六年里，全体女真人都被他带进了汉族文化的氛围里。他尊孔子，即位次年，山东曲阜的孔庙就装修一新，碧瓦廊庑，雕龙石柱，极其壮观。金国全境州县开始为孔子立庙，避孔子名讳。
　　圣人·孔的地位终于又恢复到了东亚第一的程度，在江南江北同样至高无上了。
　　孔子门徒的地位也水涨船高，完颜璟完善科举制度，下至童科，上至特设制举宏词科，来区别对待不爱考试自命不凡的文化人。这样没过几年，金国皇廷上的宰执队伍里就有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通过科考上位者能前后相望。
　　汉化加深，女真人本色消退。完颜璟废除了奴隶制度，限制女真人特权，保护封建农业，允许蕃汉通婚，并且严厉昭告天下，谁敢称女真人为“蕃”，小心翻脸。
　　这一系列高难动作搞下来，十六年间金国的经济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鼎盛期，人口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值：七百六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八户、四千五百八十一万六千零七十九口，税收同样是金史上的最高值。史称：“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乃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
　　貌似非常了不起。
　　江北越是鼎盛，有人越是对韩国戚的北伐说三道四。认为在宏观的对比下，同时期的南宋比金国差远了，以弱伐强，主动找抽。
　　这是韩国戚的一大罪证。
　　可惜的是，某些人隐匿了自己的良心，或者一叶障目学识不到，看不到公元1205年左右开始的变化。首先金国的人是多了，钱也多了，可那又怎么样，会多过北宋时代吗？它的人民——国家主体的女真人，已经脱离了原轨道，视自己民族的立身之本为耻。
　　他们热衷于舞文弄墨，以考取进士穿长衫立朝堂为最高荣誉，以世袭猛安谋克等武夫官职为莫大耻辱。曾经的铁血精神彻底远去了，他们在北部边疆上居然不再以骏马刀枪为国家屏障了，而是去修筑像长城一样的防御工事。
　　他们在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至泰州（今吉林洮南市东北）一线，开凿了绵延九百里，深三四米，宽十余米，内侧筑有墙堡的界濠。
　　以此来抵御来自更北方的威胁。
　　这些严格地来说，是人祸。是主政者脑力不足的外部表现，是不清楚本民族内核是什么，弃本逐末，丢西瓜捡芝麻的愚蠢行为。这很严重，但还不致命。因为女真人哪怕再汉化，也没有长江南边那边原汁原味发酵腐烂来得彻底。
　　所以女真还是女真。
　　而且天灾也光顾着女真。这段时间前后，中原区域水、旱灾情频发，黄河也跟着凑热闹，连续三次大决堤，河道南移夺淮入海，搞得金国手忙脚乱。
　　得治水吧，得救灾吧，没赋税了吧，死人破财了吧这些让金国的实力一落千丈。而完颜璟本人还是个享受派，单说他重新装修自己的宫殿，想加点针织品什么的，规模就让人头大。他每天动用一千两百名绣工，两年过后，才搞完了这批窗帘、被褥、坐垫之类的花边儿。
　　韩国戚选择这时候给他来点雪上加霜的事，难道不合时宜吗？
　　为期必胜，韩侂胄在战前认真回顾了宋室南渡之后历次北伐的得失细节，注意到了那个非常让人抑郁不解的症结所在。
　　每逢北伐，蜀川总出状况，没法配合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主力作战。
　　比如吴玠病死，比如吴璘在决战前突然被史浩暗算等等。怎样解决呢，韩侂胄早有准备。
　　在他手里有众多的人才储备，包括吴家第四代的领军人物吴曦。吴曦的身世前面交代过，实在是太阴暗了些，亲生的老爹都把他一脚踢到火堆里，导致毁容。这要求他必须很早就学会怎样生存，具体到细节，就是眼光与钱。
　　吴家有无数的良田美地，有数不清的金银财帛，可以说整个蜀川，或许军队有些时刻不是吴家的，可财权永远随意调用。
　　吴曦有不限额不透支的支票本。
　　至于他的眼光，也非常独到。很早以前，他就接触到了韩侂胄。那时的韩国戚低微潦倒，手里总是缺钱，吴曦慷慨从容地签支票、送支票，却从不问啥时候还。时间长了，谁都会被这样的朋友所感动。这时举国伐谋，韩侂胄需要蜀川，需要一个掌握在自己亲信手里的蜀川。舍吴曦，还有何人呢？
　　吴曦入川，先只是兴州都统制兼知州、利州西路安抚使。这官职一般，仅仅拥有蜀川一部分的权力，可是他迅速壮大，等到战前临安派西线主帅——原枢密副使程松入蜀担任四川宣抚使时，他已经目空一切了。他根本不去参拜主帅，而是派人过去，把程松的一千八百名卫兵收编了。
　　这实在是强势得过分，但并没有谁为之紧张光火。吴家四代主政蜀川，从来都是军、政、财三权归于一身，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奋力抗金，力保长江上游不失。这时吴曦的跋扈，很容易被人解读成了英武果敢，从而对他信心大增。
　　蜀川能适时出战，解决了北伐的最后一点隐忧。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五月中旬，韩侂胄下令北伐开始。此次出兵分为三路，东路战场在两淮，由御史中丞邓友龙任宣抚使，郭倪以副殿帅兼山东、京东路招抚使，为东路主将。中路在湖北，兵部尚书薛叔似为湖北、京西宣抚使担任主将，鄂州都统赵淳兼京西北路招抚使，皇甫斌兼京西北路招抚副使为铺佐。西路的主将是程松，副将是吴曦。
　　战斗率先在东路打响，东路的两淮区域地势平坦，利于长驱直入，尤其是淮东，是原财迷大将张俊的辖区。战前临安还派三衙禁军火线支援，可见对它的重视。五月十四日，东线左翼宋军进围寿州，金军反应非常迅速，亳的守将率军驰援，宋军稍微试探了一下很快撤退。
　　开局看似不利，不只是胜负的问题，而是金军为什么会有防备。要知道韩国戚不是韩将军、岳将军，他的斗争史里从来不看过程，结果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他的开禧北伐事先没有任何的官方声明，更没有惯例中的拜将誓师等活动。
　　偷袭才是王道！
　　可是战况表明，东线需要强力战将才能打开局面。由此，开禧名将毕再遇开始了他极其短暂却绚烂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