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风筝的人-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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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

“我刚才跟你说过吗？你正在努力争取的事情很了不起。”他招招手，把车驶离。我站在宾馆房间门外，也朝他挥手。我希望索拉雅在身边陪着我。我回到房间的时候，索拉博已经关掉电视了。我坐在自己的床沿，让他挨着我坐下。“费萨

尔先生说有个办法可以让我把你带去美国。”我说。

“真的吗？”他好几天来第一次露出微弱的笑容，“我们什么时候能走？”

“嗯，事情是这样的。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他说可以做到，而且他会帮助我们。”我把手放在他脖子后面。外面，召唤人们祷告的钟声。响彻大街小巷。

“多久？”索拉博问。　

“我不知道，一阵吧。”

索拉博耸耸肩，微笑着，这次笑得更灿烂了：“我不在乎，我能等。那就像酸苹果。”

“酸苹果？”

“有一次，我很小的时候，我爬上一棵树，吃那些青青的酸苹果。我的小腹变得又肿又硬，像鼓那样，痛得厉害。妈妈说只要我等到苹果熟透，就不会生病了。所以现在，无论我真正想要什么，我都会想起她说过的关于苹果的话。”　

“酸苹果，”我说，“安拉保佑，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孩子，亲爱的索拉博。”他的耳朵红了起来。　

“绝对是。”我说，　“绝对是。”

“我们会开车到那些街上去吗？那些你只能看见车顶和天空的街道？”　

“我们每一条都去。”我说，眼泪涌上来，我眨眼强行忍住。

“英语难学吗？”

“我敢说，不用一年，你就可以说得跟法尔西语一样流利。”

“真的吗？”　

“是的，”我伸了一根手指在他下巴，把他的脸转过来，“还有一件事，索拉博。”

“什么事？”

“嗯，费萨尔先生那会很有帮助，如果我们如果我们能让你在一间为孩子准备的房子待上一阵。”

“为孩子准备的房间？”他的笑容消失了，“你是说孤儿院吗？”　

“只是待上一阵。”　

“不，”他说，　“别这样，求求你。”

“索拉博，那只是很短的时间，我保证。”

“你向我保证过永远不让我去那些地方，阿米尔老爷。”他说。他声音颤抖，泪如泉涌。我一阵心痛。

“那不同的。就在这儿，在伊斯兰堡，不是在喀布尔。我会每天去探望你，直到我们能够离开，把你带去美国。”

“求求你！求求你！别这样！”他哽咽着，“我很怕那些地方。他们伤害我！我不想去。”

“没有人会伤害你。再也不会了。”

“他们会的！他们总是说他们不会，但他们说谎！他们说谎！求求你，真主啊！　”

我用拇指抹去他脸上的泪痕。“酸苹果，记得吗？这就像一个酸苹果。”我轻声说。

“不，它不是。不要那些地方。天，天啦！求求你，别这样！”他浑身颤抖，涕泗俱下。　

“嘘。”我把他拉近，抱着他颤抖的身体。“嘘。会没事的。我们会一起回家。你会看到的，没事的。”

他的声音被我的胸膛闷住，但我能听到话里的痛苦。“求求你答应我你不会这么做！天啊，阿米尔老爷！求求你答应我你不会！”

我如何能答应呢？我抱着他，紧紧抱着，前后摇晃。他的泪水滴进我的衣裳，直到泪流干了，直到不再颤抖了，直到惊恐的哀求变成听不清的喃喃自语。我等着，摇着他，直到他呼吸缓下来，身体松弛。我想起曾经从某个地方看来的一句话：孩子们就是这样对付恐惧：他们睡觉。

我抱他上床，把他放下。然后我躺在自己床上，望着窗外伊斯兰堡上方紫色的天空。电话将我惊醒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我揉揉眼睛，旋开床头灯。刚过晚上　

10点半，我睡了将近三个小时。我拿起话筒。“喂？”　

“美国打来的电话。”费亚兹先生的声音。　

“谢谢。”我说。浴室的灯光亮着，索拉博又在洗澡了。电话传来两声按键声，然后是索拉雅的声音。　

“你好！”她声音振奋。　

“嗨。”

“你跟那个律师谈得怎样？”我把费萨尔的建议告诉她。“好了，你可以忘了它，”她说，“我们不用那么做。”

我坐起来。“什么？为什么？怎么回事？”

“我接到沙利夫舅舅的回电了。他说关键是把索拉博送进这个国家。只要他进来，就有很多把他留下的办法。所以他给几个在移民局的朋友打了电话。他今晚给我回电，说他很有把握能替索拉博争取到人道主义签证。”

“不是开玩笑吧？”我说，“啊，谢谢真主！亲爱的沙利夫太好了！”

“我知道。不管怎样，我们可以当保证人。一切会很快的。他说那种签证有效期一年，足够我们申请收养请求了。”

“这样最好了，索拉雅。对吧？”　

“看起来是的。”她说。她的声音很快乐。我说我爱她，她说她也爱我。我们挂上电话。　

“索拉博！”我喊道，从床上起来，“我有个好消息。”我敲着浴室的门，“索拉博！亲爱的索拉雅刚才从加利福尼亚打电话来。我们不用把你放到恤孤院了，索拉博。我们就要去美国了，你和我。你听到吗？我们就要去美国了！”

我推开门，走进浴室。刹那间我跪倒在地，放声大叫。我牙齿打颤，不断大叫。叫得我的喉咙快要裂开，叫得我的胸膛快要炸开。后来，他们说救护车来了之后我还不停叫着。

第二十五章

他们不让我进去。

我看见他们推着他，穿过一些双层门，我跟在后面，冲进一扇又一扇的门，闻到碘酒和消毒水的味道，但我所来得及看到的，是两个戴着手术帽的男人和一个穿着绿色衣服的女人围在轮床之上。我看见白色床单从轮床侧面垂落，拂着污秽的花格地砖。一双鲜血淋漓的小脚从床单下面伸出来，我看见左脚大脚趾的指甲被削掉了。接着有个穿蓝色衣服的高壮汉子用手掌压住我的胸口，将我从门口往后推，我的皮肤能感觉到他那冰凉的结婚戒指。我向前挣扎，咒骂他，但他用英语说你不能留在这儿，声音礼貌而坚决。　

“你必须等。”他说，领着我回到等候。现在双层门在他身后砰地关上，透过门上狭窄的长方形窗口，我只见到那男人的手术帽。

他把我留在一条宽大的走廊上，没有窗，墙边的金属折叠椅上坐满了人，还有人坐在薄薄的破地毯上。我又想尖叫。我想起上次有这种感觉，是跟爸爸在油罐车的油罐里面，埋在黑暗和其他难民之间。我想把自己撕成碎片，离开这个地方，离开现实世界，像云朵那样升起，飘荡而去，融进湿热的夏夜，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在山丘上方飘散。但我就在这儿，双脚沉重如水泥块，肺里空气一泻而空，喉咙发热。无法随风而去。今晚没有别的世界。我合上双眼，鼻子里塞满走廊的种种味道：汗水和氨水的气味、药用酒精和咖喱的气味。整条走廊的天花板上布满昏暗的灯管，飞蛾围绕，我听见它们拍打翅膀的声音。我听见谈话声、默默的啜泣声、擤鼻声；有人在呻吟，有人在哀叹，电梯门砰地一声打开，操作员用乌尔都语呼喊某人。

我再次睁开眼，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我四周环顾，心脏怦怦地在胸口跳动，耳朵听得见血液流动的声音。我左边有间又暗又小的储藏室，我在里面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用它就好了。我从一堆折叠好的白色尼龙床单中抽出一条，带回走廊。我看见护士在休息室附近和一名警察交谈。我拉拉那名护士的手肘，问她哪个方位是西边。她没听懂，眉头一皱，脸色的皱纹更深了。我喉咙发痛，汗水刺痛了双眼，每次呼吸都像在喷火，我想我在哭泣。我又问一声，苦苦哀求，警察把方向指给我。我在地面铺开那张滥竽充数的祷告毯，双膝跪倒，头磕在地上，泪水湿透了床单。我朝西弯下腰，那时我才想起自己已经不止十五年没祷告过了，早巳把祷词忘得一干二净。但这没有关系，我会说出依然记得的片言只语：惟安拉是真主，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现在我明白爸爸错了，真主真的存在，一直存在。我看到他在这里，从这条绝望的走廊的人群眼里见到。这里才是真主真正的住所，正是在这里，而非在那些发出钻石般明亮光芒的尖塔耸立的清真寺，只有那些失去真主的人们才能找到真主。真主真的存在，他必须存在，而如今我将祷告，我会祈祷他原谅我这些年来对他的漠然不觉，原谅我曾经背叛、说谎、作恶而未

受惩罚，只有在我的危难时刻才想起他。我祈祷他如经书记载的那样慈悲、仁爱、宽宏。我朝西方磕头，亲吻地面，承诺我将会施天课，将会每天祷告，承诺我在斋月期间将会素食，而当斋月结束，我会继续素食，我将会熟背他的圣书中每个字，我将会到沙漠中那座湿热难当的城市去朝圣，也会在天房之前磕头。我将会践行所有这些，从今日后，将会每天想起他，只要他实现我的这个愿望：我的手已经沾上哈桑的血，我祈求真主，别让它们也沾上这个小男孩的血。

我听到呜咽声，意识到正是自己发出来的，泪水从脸上汩汩而下，流过嘴唇，让我尝到咸味。我感到走廊上每个人都在看着我，而我依然朝西方磕头。我祈祷。我祈祷别以这种我向来害怕的方式惩罚我的罪行。

星光黯淡的黑夜降临在伊斯兰堡。过了数个钟头，我坐在走廊外面一间通往急诊室的小房间的地板上。在我身前是一张暗棕色的咖啡桌，上面摆着报纸和卷边的杂志——有本　1996年　4月的《时代》，一份巴基斯坦报纸，上面印着某个上星期被火车撞死的男孩的脸孔；一份娱乐杂志，平滑的封面印着微笑的罗丽坞男星。在我对面，有位老太太身穿碧绿的棉袍，戴着针织头巾，坐在轮椅上打瞌睡。每隔一会她就会惊醒，用阿拉伯语低声祷告。我疲惫地想，不知道今晚真主会听到谁的祈祷，她的还是我的？我想起索拉博的面容，那肉乎乎的尖下巴，海贝似的小耳朵，像极了他父亲的竹叶般眯斜的眼睛。一阵悲哀如同窗外的黑夜，漫过我全身，我觉得喉咙被掐住。

我需要空气。我站起来，打开窗门。湿热的风带着发霉的味道从窗纱吹进来——闻起来像腐烂的椰枣和动物粪便。我大口将它吸进肺里，可是它没有消除胸口的窒闷。我颓然坐倒在地面，捡起那本《时代》杂志，随手翻阅。可是我看不进去，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在任何东西上。所以我把它扔回桌子，怔怔望着水泥地面上弯弯曲曲的裂缝，还有窗台上散落的死苍蝇。更多的时候，我盯着墙上的时钟。刚过四点，我被关在双层门之外已经超过五个小时，仍没得到任何消息。

我开始觉得身下的地板变成身体的一部分，呼吸越来越沉重，越来越缓慢。我想睡觉，阖上双眼，把头放低在这满是尘灰的冰冷地面，昏然欲睡。也许当我醒来，会发现我在旅馆浴室看到的一切无非是一场梦：水从水龙头滴答落进血红的洗澡水里，他的左臂悬挂在浴缸外面，沾满鲜血的剃刀——就是那把我前一天用来刮胡子的剃刀——落在马桶的冲水槽上，而他的眼虽仍睁开一半，但眼神黯淡。

很快，睡意袭来，我任它将我占据。我梦到一些后来想不起来的事情。有人在拍我的肩膀。我睁开眼，看到有个男人跪在我身边。他头上戴着帽子，很像双层门后面那个男人，脸上戴着手术口罩——看见口罩上有一滴血，我的心一沉。他的传呼机上贴着一张小姑娘的照片，眼神纯洁无瑕。他解下口罩，我很高兴自己再也不用看着索拉博的血了。他皮肤黝黑，像哈桑和我经常去沙里诺区市场买的那种从瑞士进口的巧克力；他头发稀疏，浅褐色的眼睛上面是弯弯的睫毛。他用带英国口音的英语告诉我，他叫纳瓦兹大夫。刹那间，我想远离这个男人，因为我认为我无法忍受他所要告诉我的事情。

他说那男孩将自己割得很深，失血很多，我的嘴巴又开始念出祷词来：惟安拉是真主，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他们不得不输入几个单位的红细胞我该怎么告诉索拉雅？两次，他们不得不让他复苏过来我会做祷告，我会做天课。如果他的心脏不是那么年轻而强壮，他们就救不活他了我会茹素他活着。

纳瓦兹大夫微笑。我花了好一会才弄明白刚才他所说的。然后他又说了几句，我没听到，因为我抓起他的双手，放在自己脸上。我用这个陌生人汗津津的手去抹自己的眼泪，而他没有说什么。他等着。

重症病区呈　L形，很阴暗，充塞着很多哔哔叫的监视仪和呼呼响的器械。纳瓦兹大夫领着我走过两排用白色塑料帘幕隔开的病床。索拉博的病床是屋角最后那张，最接近护士站。

两名身穿绿色手术袍的护士在夹纸板上记东西，低声交谈。我默默和纳瓦兹大夫从电梯上来，我以为我再次看到索拉博会哭。可是当我坐在他床脚的椅子上，透过悬挂着的泛着微光的塑料试管和输液管，我没流泪水。看着他的胸膛随着呼吸机的嘶嘶声有节奏地一起一伏，身上漫过一阵奇怪的麻木感觉，好像自己刚突然掉转车头，在干钧一发之际避过一场惨烈的车祸。

我打起瞌睡，醒来后发现阳光正从乳白色的天空照射进紧邻护士站的窗户。光线倾泻进来，将我的影子投射在索拉博身上。他一动不动。　

“你最好睡一会。”有个护士对我说。我不认识她——我打盹时她们一定换班了。她把我带到另一间房，就在急救中心外面。里面没有人。她给我一个枕头，还有一床印有医院标记的毛毯。我谢过她，在屋角的塑胶皮沙发上躺下，几乎立刻就睡着了。

我梦见自己回到楼下的休息室，纳瓦兹大夫走进来，我起身迎向他。他脱掉纸口罩，双手突然比我记得的要白，指甲修剪整洁，头发一丝不苟，而我发现他原来不是纳瓦兹大夫，而是雷蒙德？安德鲁，大使馆那个抚摸着番茄藤的小个子。

安德鲁抬起头，眯着眼睛。

白天，医院是一座纵横交错的走廊组成的迷宫，荧光灯在人们头顶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弄得人迷迷糊糊。我弄清楚了它的结构，知道东楼电梯那颗四楼的按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