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红颜-第19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汪虹好奇，心里还琢磨几代培养这么一个雅士的事，便问院长：“您祖上一定是书香门第诗礼传家了。”
　　　　“骂我？”院长喝口啤酒，笑呵呵地说，“祖上没一个认字儿的，一水的放牛娃。咱是当兵出身，1973年应征入伍，就是奔部队的大白馒头去的。在新兵连那几个月才叫苦哇——不是干活儿苦，再苦也苦不过在农村修渠；是眼瞅着热气腾腾的白馒头不叫吃，叫你列队没完没了地唱歌。跑调儿就重唱，跑调儿就重唱。你们想想看，眼盯着大白馒头唱歌，能不跑调儿吗？后来咱当了卫生员，部队又送咱上了医学院，馒头是不馋了，可也没吃过什么正经东西。要说见世面，还是当院长这几年。开头儿也没少出洋相，头一回吃基围虾，是一个医药代表请客，咱硬不懂桌上那盆儿泡着菊花漂着柠檬的水是洗手的，端起来就喝，还让服务员再来一碗，说挺好喝。凡事儿都有一个过程，慢慢儿来。”
　　　　“您这考察费用单位都实报实销？”汪虹担心这顿饭让院长自己掏腰包儿。
　　　　“单位一分钱都不出。我是院长，我不能这样做。影响不好，群众会有意见。我所有的费用都是制药厂出，他们抢着出。何晓洁的收费标准是三万元人民币，有十个药厂要出，我也不能收了这家不收那家，这样容易造成不团结，我就都收了——你们就放心花吧！”
　　　　汪虹和吴力面面相觑。
　　　　当晚，院长和吴力把汪虹送到旅馆门口。院长说：“汪小姐也累一天了，早点休息吧，我和吴先生再出去瞎转转。”
　　　　汪虹狐疑地看看吴力。
　　　　吴力对她眨眨眼。
　　　　深夜12点，吴力回来了，见汪虹窗口还亮着灯，便来摁门铃。汪虹正看N国际新闻呢，打开门让他进来，问：“去哪儿了？”
　　　　“还能去哪儿？火车站后面的红灯区呗。”吴力笑着说。
　　　　“光看了？”
　　　　“我是光看了，院长哪儿能光看呢？到底是当兵出身，生猛，真他妈生猛！”吴力赞道。过了一会儿，又感慨地说：“这院长也太滋润了，唉，还是祖国好啊！”
　　　　第二天，汪虹和吴力陪院长游览了海牙和鹿特丹，当晚就住在了鹿特丹市。
　　　　第三天，从鹿特丹市乘旅游巴士抵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同率领着一群中国企业家的何晓洁会合。
　　　　吴力介绍汪虹给何晓洁，何晓洁很礼貌地和汪虹握手，说感谢你的帮助。院长也在一旁夸，说汪虹翻译得如何如何好，闹得汪虹都不好意思了。何晓洁个子不高，挺漂亮，“关键是干练。”汪虹后来回忆这一段时对我说，“看见国内主持‘开心辞典’那个王小丫了吗？就那样，干练得厉害——要不怎么能左一拨儿右一拨儿地往出带团儿呢？”
　　　　院长不愿意和企业家们住在一起，嫌他们俗。何晓洁便把他和汪虹吴力一起安排在她家的一所空着的公寓里，是一套四室一厅的单元，有一个从安特卫普来的比利时人租了其中一间，还剩下三间正好汪虹他们三个人住。吃饭则安排在何晓洁家自己开的中餐馆里，味道也还不错。
　　　　何晓洁果然神通广大，汪虹和吴力陪院长在布鲁塞尔玩儿了两天，她已经办好了去德国的签证，然后要汪虹和吴力陪院长去巴黎。汪虹说没有法国签证呀？她说你就不用管了，一早坐汽车走。
　　　　原来是租何家房子的那位比利时人开自己的车带他们去。倒不算远，一个小时便到了边境。汪虹正担心三个东方面孔被法国海关截住呢，汽车已经驶入了法兰西。
　　　　两个小时以后，汽车进入巴黎市区。
　　　　没有三个月时间不够看巴黎，而院长一行仅有一白天的时间。好在有车，这位比利时人也路熟。马不停蹄地看过了凯旋门、艾菲尔铁塔、卢浮宫、圣心教堂、巴黎圣母院，又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兜了几个来回，就到了回布鲁塞尔的时间。
　　　　第二天，汪虹和吴力陪同院长乘火车去了卢森堡。游览了这个40万人口的奇妙袖珍国后，于当天晚上乘上了开往汉堡的火车。30分钟便进入了德国，天亮时到了汉堡。
　　　　在德国，院长于声色犬马中花光了钱，依依不舍地在法兰克福机场与汪虹和吴力惜别，登上了直飞北京的汉莎航班。
　　　　
　　　　　
　　　
第十七章　浪漫是奢侈的


　　　　汪虹回到了布拉格小屋，等待着她的是李昌盛的账单——他已经去了德国——和瓦哈洛娃的奚落。过了几天，小房子也没有了，她仓皇地来到我们这里，谁料到竟从此生死相依。
　　　　1994年的新年之夜，瓦哈洛娃邀请我和汪虹去她家吃年夜饭——据说她从不请大陆中国人去她家里。不是歧视，是胆儿小：此时大陆黑社会已经在布拉格闹得鸡犬不宁，杀人、绑票、勒索事件层出不穷，而瓦哈洛娃刚刚从中国人身上赚了些钱，当然心存忐忑了。
　　　　我准时前往。瓦哈洛娃已经包好了饺子，做好了凉盘，斟好了红酒。这是我第一次见瓦哈洛娃的丈夫吴和以及他们美丽的女儿丽丽。吴和很亲切，一身的书卷气。他一年多以前作为捷克政府代表团的翻译去过北京和上海，他拿出在中国得到的名片，问我其中哪些人会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起重要的作用？我说依我个人的观点是这位——我抽出上海市长朱镕基的名片，补充说：“这位先生已经是中国的副总理，不久前还兼任了中国的央行行长。这是一个有着铁腕的经济学家，他就任央行行长的消息一出，大陆的美元黑市价格应声而落。”
　　　　吴和笑着说：“我愿意相信你的话，因为我也很喜欢他。”
　　　　他又和我谈起在大陆的见闻，说有的大商店服务态度还是不好，“店大欺客——我知道中国有这样一句成语。现在的捷克驻中国大使是我的同学，他说我的汉语江泽民能听懂，李鹏能听懂，可友谊商店的售货员听不懂。”
　　　　我们都笑了。
　　　　吃过饭，他请我到他的书房坐下，告诉我他正在翻译《诗经》。他打开余冠英先生注的《诗经》，指着两行诗给我看：
　　　　日之夕矣，
　　　　羊牛下来。
　　　　他说：“我不明白这样的诗有什么好？怎么能流传两千年？”
　　　　我想了想，说：“如果单从字面上看，确实未见得有多好，但因写了黄昏，便别有意境。黄昏思远人，悲之至也。这是写黄昏心境的第一首诗，从此以后，中国历朝历代文人墨客描写黄昏的诗词佳句不胜枚举，但都以此为滥觞。像白居易的《闺妇》，‘斜凭绣床愁不动，红绡带暖绿鬓低。辽阳春尽无消息，夜合花开日又西。’像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日昏黄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像韩偓的《夕阳》，‘花前洒泪临寒食，醉里回头问夕阳：不管相思人老尽，朝朝容易下西墙！’赵德麟的《清平乐》说得更好——‘断送一生憔悴，只消几个黄昏！’真让人感慨不已。”
　　　　他愣了半晌，缓缓地说：“我也没几个黄昏了。”
　　　　我说：“怎么会，你健康得很，而且也不算老。”
　　　　他笑了，反问我：“你为什么不去做学问，而偏偏要当商人呢？”
　　　　“没干过的就想试试，”我说，“做商人会有许多不同体味的，你们的米兰·昆德拉不是说‘生活在别处’吗？”
　　　　我们的集装箱陆续到了。
　　　　所有中国人的集装箱都陆续到了。
　　　　1993年底——1994年底，几十万个集装箱从中国的上海、天津、宁波、厦门、广州各个港口启运，里面装满了拖鞋、凉鞋、旅游鞋、球鞋、连裤袜、丝袜、线袜、牛仔裤、健美裤、沙滩裤、内裤、丝绸衬衣、法兰绒衬衣、镂花水洗丝女衬衣、水洗布男衬衣、彩色文化衫、印有图案的文化衫、120克重以下薄如轻纱的白色文化衫、廉价的童装、手帕、胸罩、领带、款式很好但一用就坏的旅行箱、手提包、长毛绒玩具、掏耳勺、打火机、清凉油、过期的方便面、据说可以壮阳的蜂王浆经汉堡、不来梅、鹿特丹，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小小的欧洲内陆国捷克。
　　　　捷克人经营的纺织品商店纷纷关门，捷克最大的纺织厂也宣布倒闭。在廉价的中国鞋进入捷克之前，捷克是欧洲重要的鞋类出口国。如今，鞋厂接二连三地破产。
　　　　“攻陷捷克。”一位愚蠢的中国驻捷克大使馆官员曾经喜不自禁地对我说。
　　　　意大利皮件工人曾经上街游行，抗议不知疲倦的中国浙江农民日以继夜大地工作使他们的工厂倒闭；俄罗斯远东堪察加半岛上的俄国小贩们曾因16名中国倒爷儿在当地兜售便宜的纺织品而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华示威，高呼“中国佬滚回去！”
　　　　以冷静、理性、善良著称的波希米亚人没有这样做。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微笑着接受了这些来自遥远东方的礼物——短暂的欢迎之后便是长久的冷淡。
　　　　道理非常简单：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再加上老百姓对伪劣商品深恶痛绝。
　　　　我的一个福建朋友——他即因大量商品积压而破产——对我举例说：“一个家庭一般说来买两套茶具就够了，你的茶具又好又便宜，那么好，再买两套。这已经是极限了，不管你以后再怎么便宜，不会再买了。对吧？可我们是按一个家庭消费一万套茶具这样一个标准来发货的！”
　　　　当年有一位聪明的上海朋友，他在1993年底的生意高潮中决定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在卖完最后的存货准备回国时对我说：“我负责任地讲，从现在开始一个集装箱也不要发，捷克的中国货十年也卖不完。老兄，《红楼梦》里怎么说？要退步须得抽身早呀！”
　　　　然而，十年了，中国货还在天天发。
　　　　一百年也卖不完了。
　　　　我们的货卖不动了。
　　　　汪虹的捷克客户不再上门，打电话过去也只是答应抽时间来看货，但似乎总也抽不出时间来。万般无奈，汪虹便把吴霞和侯玉花都找了来，让她俩帮忙销货。
　　　　她俩干得还都不错，吴霞买了一辆大货车，自己不发货，带着小玉从中国人的公司拿货跑外地批发市场，什么德国边境、奥地利边境、波兰、匈牙利哪儿都跑，拼缝儿，还真赚了不少钱。侯玉花还是一个人，干不了吴霞那样的活儿，就在一家超市门口练了个小摊儿，也是从中国人的公司拿货去卖，生意也过得去。
　　　　因为是汪虹的朋友，我给她们的价儿都极低，她们都挺高兴，尤其是侯玉花，积极性空前高涨。我们没少给她送货，她也勤来结账。
　　　　有一天下午，她坐吴霞的车一块儿来了。那时我们住着一大HOUSE，两层，有十一间房子，还有一个能停三辆车的院子和一个一千多平米的花园。我和余阳正在楼上说话，听见她们三个在下面客厅里嘻嘻哈哈地笑，也不知乐什么呢。等我和余阳下楼，这姐儿仨已经在厨房做起了饭。
　　　　吃罢饭告辞，汪虹送她们出去，还听见吴霞一边发动车子一边嘱咐：“别忘了啊！”
　　　　汪虹回答：“忘不了，你们放心吧。”
　　　　我问汪虹：“干嘛呢找你？”
　　　　汪虹说：“没啥事儿，侯玉花让我帮她找个男人。”
　　　　对这样的事情我们已经毫不惊奇，不管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在布拉格都很难单独生存。不要说开大车跑外地这样的大活儿，就是练个小摊儿一个人也很困难——不说需要勤去批发市场找货，厕所总要上的吧？一个人就没办法。当然，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一块儿干也行，但几乎没有这样的情况——在难以言喻的寂寞和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异性的抚慰就更显得重要。
　　　　在布拉格的中国人都是成双成对，但几乎没有一对是真正的夫妻。这种因为生存需要而临时结成的伴侣，华人社会称之为“傍肩儿”。这个名字起绝了，它极其形像地说明了两个人的关系：在路上肩并肩行走。“傍”当然有“依靠”的意思，但它绝不是国内盛行的那种“傍大款”的“傍”，这种“依靠”是互相的。
　　　　我有一位姓史的朋友，他到布拉格不久便有了一位小鸟倚人的傍肩儿，很漂亮的，在国内是一所中学的英语教师，姓潘。小潘已经结婚了，遇上出国大潮，不免心动。先是想让老公出来试试，但老公不肯，说按道理你先出来才对，你有英语呀。她想也对，便来到了布拉格。到了才知道千难万难，就跟史先生傍了肩儿。小潘后来跟我很要好，什么话都对我说。她说每天夜里就怕被电话铃惊醒——因为时差的关系，国内电话一般都在深夜或凌晨打来。遇到这种情况，她和史先生谁都不敢去接，她怕是史先生的太太，史先生怕是她的老公。俩人经常在黑暗中相拥着，任那铃声不屈不挠地响。
　　　　后来，史先生的太太来了，她们依然住在一起。当然，史先生的床上已经不是她了，她住在另一个房间里。由于习惯的原因，有时她仍然为史先生的饮食起居操心，史太太便有不悦表现出来。有一次史先生开车从外地回来，一进家便钻进了浴室，她忘了史太太已经来了，又去替他找干净的内衣裤，拿着就要往浴室走。史太太拦住她说：“潘老师，他和你过去的事我都知道，说真的，我要谢谢你对他的照顾。但以后，”她从小潘手中拿过史先生的内衣裤，“这样的事由我来做。”
　　　　以后小潘的丈夫也来了，四个人租了一套大房子，仍然在一块儿住——生意都在一起，分不开了。两对夫妇和和睦睦，过得也不错。
　　　　我还认识一对儿北京傍肩儿，男的叫王明，女的叫席倩倩，是汪虹的朋友。汪虹说这俩人以前可有钱了，席倩倩的衣服都是去巴黎买。
　　　　一个晚上，俩人正吃饭呢，有人摁门铃。一问，是熟人，便开了门。
　　　　王明被绑票。
　　　　绑匪开出五万美金的价码，并限定了日期——过期即撕票。
　　　　这可不是唬人，已经死了好几个了。
　　　　席倩倩急得要死，他们不是没钱，有五万美金在银行存着，可那是以王明的名义存的，席倩倩取不出来。绑匪又不敢押着王明去银行，怕王明一喊让警察逮住。没辙儿了，席倩倩飞回中国，磕头祷告地找亲戚朋友借钱，一百一千地凑起来，再换成美金。硬凑了五万美金，在绑匪规定的时限内飞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