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红颜-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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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其实我们这里是不需要人的，不过田大哥说话了，一定是关系很近的人。那就来吧，包吃包住，一个月四百美金，小费归自己，你看行吗？”
　　　　我再三感谢。
　　　　回到家里，我把这事儿一说，唐静姝欢呼雀跃，西门大官人却拉着脸儿不说话。我心想这倒怪了。到了晚上，西门大官人跑到我屋里，掩上门，低声说：
　　　　“那事儿不行。”
　　　　“为什么？”我不解地问。
　　　　“饭店是什么地儿？来的人干什么的都有，我怕没几天小唐就让人给勾了去。除非我也去。”他说。
　　　　我说你他妈没出息大发了，我再也不管你们的破事儿。但咱们说清楚，我这儿也不是你们一辈子的食堂，你们两个看着办吧！
　　　　后来，唐静姝告诉我，在希腊的时候，有一个希腊小伙子对她特别好，是个海员。西门大官人警告她不许来往，说：“小心我弄死你！”
　　　　她害怕了。
　　　　我也明白，西门大官人有国不能回，有家不能投，工作早没了，哪儿还有人要五十多的老头儿打工？
　　　　没有唐静姝，他只剩一条死路。
　　　　我要回国一段时间，我告诉西门大官人和唐静姝，他们必须找地方住了，也就是说免费的旅馆和免费的餐馆要结束了。
　　　　“你走好了，我们就在这儿等你回来。”西门大官人挺高兴。
　　　　“不可能，因为我要退掉这套房子。你愿意住也可以，从下个月开始你交房租。”我说。
　　　　实际我并不会退掉房子，但实在烦了。
　　　　“不不不。”西门大官人连忙摆手。
　　　　他嫌这套房子租金太贵，要去找人拼住。
　　　　回国的日子临近了，有一天我晚上回来，只见家里一片狼藉，像进来了贼似的。再一看，我新买的毛毯，新买的被褥以及一部份厨具都没有了。桌上放着个纸条儿，是西门大官人写的，说他们找到住的地方了，今天就搬过去，拿了你点东西，实在没办法，请你原谅。
　　　　半年以后从国内回来，再没见过他们的面，倒是听到过有关他们的消息：有朋友说西门大官人曾在一个小市场练过几天摊儿，大伙送他一个绰号叫“老革命”。生意很差，不练了，不知到哪里去了。也有朋友告诉我说他曾受雇于一个华人小老板，帮他在市场里看摊儿。按说这是个清闲活儿，但他却有一个大问题：那时他刚把那只眼的白内障也做了，不知怎么搞的双眼都变成了远视，近处看东西是模糊一片，三步之内连唐静姝也认不出来。非得倒退十步以外，才能知道谁是谁。一有顾客来，他就大步后退。顾客纳闷儿，以为他脑子有毛病。慢慢的，谁也不来光顾。很快，他被老板辞了，不知去向。
　　　　有一年秋天，是个下午，阳光暖暖的。我在布拉格城边儿一个颇有历史的餐馆跟朋友吃饭，——这家餐馆的牛排特别地道，是纯正的英国口味。
　　　　吃罢饭出来，我从停车场开出车子，在路口等着上路。这时，我忽然看见唐静姝正搀扶着西门大官人缓缓横穿马路。他们走得非常慢，小心翼翼，如同盲人一般。唐静姝依旧很漂亮，但已经憔悴了许多。西门大官人则是两鬓斑白，衣衫破旧，步履蹒跚。
　　　　几年不见，真是一个老人了。
　　　　我望着他们渐渐远去。
　　　　后面的车轻轻按了一下喇叭，在催我了。
　　　　我拐上大道。
　　　　
　　　　　
　　　
尾　　声尾　　声


　　　　1995年的春天，余阳已经回国重执教鞭，只有汪虹还跟我在美丽的波希米亚四处奔波。虽然辛苦备尝，但也总算赚了些钱。此时，她的理想是嫁到德国去。机会似乎又一次来来到身边，一伸手就可以牢牢抓住。然而，命运又跟她开了一个近似残酷的大玩笑。
　　　　1995年的深秋，国内一个省纺织公司的副总经理带着英语翻译来到布拉格。他们是来和我合作的，因此我必须陪他们日以继夜地看脱衣舞，逛妓院。当时，我的捷语水平还完全不能应付这类特殊场所的需要，只能请汪虹一同前往。结果是一应杂务一一向妓院老板询问服务项目和价格、替官员回答脱衣舞女的问话等等都由她来完成。当时，她的大姑瓦哈洛娃又给她找到一个可以谈婚论嫁的德国人，是汉堡一所中学的校长，太太去世了，想找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女子携手人生。年龄当然已经不小了，但财产也颇为可观。先不说校长的年薪——千万不要同中国的校长比——就说校长在汉堡的豪宅——一座三层的大HOUSE，就值几百万马克。汪虹已经和校长通了几次电话，校长十分满意，当即寄来了邀请书和经济担保，请汪虹在12月份去德国见面，共渡圣诞和新年。我提醒她一定要准确地找到校长的家，不要重蹈在荷兰的覆辙。她笑着说这回保证万无一失，因为我不但有他家的详细地址，而且——她笑不可支——我大姑也害怕我再闹荷兰那样的笑话，决定亲自押运我到汉堡。
　　　　我放心了。我对汪虹说，那你就站好最后一班岗吧。汪虹说那没问题，只是这最后一班岗怎么改到妓院里站了？我严肃地批评她，战士还能自己挑选在哪儿站岗吗？少奇同志当年和时传祥说的话忘记啦？我是国家主席，你是掏粪工人，我们只是分工不同，都是在为人民服务。领导同志去嫖妓，你去做翻译，也只是分工不同。
　　　　汪虹笑了，说你就贫吧。
　　　　忙里偷闲，瓦哈洛虹去德国驻捷克大使馆签证。校长的邀请书和经济担保真管用，二话不说就给签了。两人定好了启程的日子，三天后乘火车去汉堡。
　　　　晚上，我和汪虹陪副总经理二人从夜总会回来。人困马乏，赶紧休息。凌晨四点，我们又前往距布拉格有一百公里的一座小城考察市场。去的路上那位翻译就闹着要开车，我说天太黑，而且有小雨，等回来时再说吧。
　　　　到了小城已经天亮，市场刚刚开。副总经理看了看商品价格和销售情况，又在小城四处转了转，见远没有脱衣舞有意思，便说回吧。
　　　　上了车，翻译又说要开。我说等等，等我上了欧洲四号公路你再开。不多久上了四号公路，我停下车，说你开吧。
　　　　翻译喜滋滋地坐在驾驶座上，汪虹说你行吗？他骄傲地一笑，说有本儿。我也真困了，便仰在后座上打盹儿。
　　　　也就十分八分吧，听得汪虹尖叫：“呀！呀！你往哪儿开！”睁眼一看，汽车正向路边的一棵树冲去。也就是一瞬间的工夫，汽车撞到树上又翻进沟里。我眼一黑，登时昏了过去。
　　　　真得感谢捷克完善的医疗救治系统，我们在第一时间被救护车送往最近的医院，而医院在救护车未到之前已经就做好了各种准备工作。救护车一到，我们就被抬到各个处置室，进行详细的检查和抢救。
　　　　四个人中汪虹的伤最重：第七颈椎骨裂；副总经理其次，双耳根被深度撕裂，手臂骨折，并疑为颅内出血；我排第三，胳膊吊起来了，前额的皮撕开遮住了眼睛，缝了十几针。
　　　　肇事的翻译没受一点伤。
　　　　捷克科学院的一位院士亲自为汪虹主刀，从她身上取下一块骨头，劈成片儿，塞进裂开的颈椎里，再用不锈钢钉固定。
　　　　在她住院期间，副总经理带着翻译逃之夭夭。
　　　　她不可能去汉堡了，在床上躺了两个月后，戴着坚硬的塑料颈套，步履维艰地经赫尔辛基回国。
　　　　神采飘逸，精力十足的瓦哈洛娃天天早出晚归。我曾认为是喜欢安静的吴和嫌她在家闹得慌，因此天一亮就请她出门，不到晚上不许回来。我确实在中午的麦当劳看见过她，一个人飞快地吃着炸薯条和汉堡包。我对汪虹说，你大姑就像一只玩具狗，每天早晨你大姑夫拧紧发条往门外一放，她就自己玩儿去了。等晚上回来，发条早没劲儿了，安安生生睡觉。汪虹说你这是污蔑。
　　　　中秋节的晚上，瓦哈洛娃给我打电话，说要到我这里来玩儿，还说有月饼送给我。我知道她又想疯一夜，捷克人喜欢安静，我这儿是一独立的大HOUSE，扰不着四邻。我说你来吧。
　　　　她来了，带了一包月饼和两个中国朋友。我也懒得听她介绍，就切月饼吃。汪虹从冰箱里拿出啤酒，又找了几袋花生米、杏仁之类的东西下酒。
　　　　几杯过后，瓦哈洛娃说咱们唱歌儿吧？大家都响应，说你先唱你先唱。瓦哈洛娃也不推辞，清清嗓子便唱了起来——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
　　　　月亮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微山湖上静悄悄。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半夜了，我没精神陪她，便自己去睡觉了。可怎么能睡得着？瓦哈洛娃把50年代的流行歌曲几乎挨个儿唱了一遍！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王大妈，要和平，要呀么要和平；小鸽子，真美丽，红嘴巴，白肚皮；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了咱农庄
　　　　早晨起来，人一个也不见了，桌上杯盘狼藉——敢情儿半夜还做了一顿饭吃。
　　　　她就是这么一个快乐而又精力充沛的人。
　　　　可是竟得了癌症。
　　　　直肠癌，发现得也不算晚。在布拉格做了手术，大夫说手术很成功，但必须辅之以化疗。
　　　　她了解化疗的后果一一脱发，浮肿。
　　　　她拒绝了。她不能接受自己以一个脱发、浮肿的形象出现在亲朋好友面前。可以死，但不能不美。
　　　　布拉格经常有国内各种神人出没，练武的、算卦的应有尽有。其中有一位包医百病的气功大师，是从陕西省来的。学问深奥，功夫不凡，在病榻前为瓦哈洛娃发了两次功，瓦哈洛娃自觉通体舒泰，病痛全无，真像换了一个人。她高兴极了，决定就接受这位大师的气功治疗，让可恶的化疗见鬼去吧！可这位大师马上就要回西安了，瓦哈洛娃毫不迟疑地跟随他来到西安，继续接气。吴和对此颇有些忧虑，但看瓦哈洛娃如此执着，也就由她去了。这时小丽丽已经从查理大学法律系毕业，刚刚注册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母亲病重，只能关门陪护母亲一同来到西安。
　　　　这位大师收费十分昂贵，好在瓦哈洛娃这些年也挣了不少钱。接了几个月气，病情日趋严重，已经不能行走，骨瘦如柴。当时我正在国内，曾专门前往探视，见她这般形状，知道已快不起。但瓦哈洛娃还十分乐观，问我生意近来如何，还说治好了病再去我的HOUSE唱歌。
　　　　我只能点头称是。
　　　　又过了些日子，我已经OK了回捷克的返程机票，突然接到小丽丽从西安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她母亲已于昨夜病逝。由于都是早已料到的事，因此小丽丽也不是过分悲伤，只是通知我一下，说她和父亲明日乘飞机到北京。
　　　　我赶紧给航空公司打电话，把我的机票延期。第二天一早赶到首都机场，接到了小丽丽父女，而快乐的瓦哈洛娃女士已经被拎在手提包里。
　　　　我先陪他们去捷克驻北京大使馆办手续，因为瓦哈洛娃早已入了捷克籍，必须通知捷克使馆。然后又跑到中国外交部领事司，通知他们捷克共和国公民瓦哈洛娃在西安逝世。中午12点半，我们才在餐厅里就坐。
　　　　我为小丽丽点了大虾，我知道她非常喜欢吃虾。吴和只点了鸡腿和一个素菜，别看他懂古汉语，但在吃的方面远不如他的女儿有中国味儿。小丽丽特别能喝酒，我问她喜欢喝什么酒，她说五粮液非常好。于是又要了一瓶五粮液，大家便吃喝起来。
　　　　我不知怎么又想起了瓦哈洛娃，想起我们在一起时的情形，想起她起早贪黑地在外面挣钱，华人嫌她“黑”，都叫她黑人领袖，也有称她为温妮…；曼德拉的。得病前，她刚刚在布拉格黄金地段买了一座GardenHouse，在此之前她已经买了两处公寓了。没有瓦哈洛娃，吴和和小丽丽根本不可能活得如此滋润。
　　　　望着没有一点忧伤、又吃又喝、谈笑风生的父女俩，我心里突然沉重起来。
　　　　吴霞精明干练，小玉虽然有点儿懒，但人老实。大包儿滚不成以后，两人在布拉格从练摊儿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儿地往前走，还真赚了不少钱。按说不错了，但吴霞心高。她不甘心永远批别人的货靠拼缝儿挣钱，她日夜都想自己过大货当老板赚大钱。以前没钱，也就是瞎想。如今有钱了，她就琢磨着付诸行动。
　　　　她瞅准了最能赚钱的皮夹克。
　　　　捷克人都爱穿皮夹克，不分男女老少，甚至不分冬夏春秋。因为捷克并没有太热的时候，就算是盛夏，一早一晚也挺凉。中国人发皮夹克的并不多，原因是货值太高。一个20尺小货柜装5000件皮夹克，再便宜也得有100万人民币的本钱。可话又说回来，挣钱也挣得邪虎：批发价每件至少得在1200克郎，正好也赚100万人民币。
　　　　吴霞想：要做就做大的，本钱多，可利润还大呢！她算算这几年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也有差不多七八万美金了。她就把这想法儿跟小玉说了，小玉说咱俩的事从来还不是你当家？你看着好就做吧。可有一条，你还差不少钱呢，怎么弄？
　　　　吴霞说钱我想办法。
　　　　她飞回北京。
　　　　也不用往远走，北京郊区就住着一帮一帮的浙江农民，尽是缝制皮衣的，北京人干脆就叫他们“浙皮子”，把他们聚居的地方叫“浙江村”。吴霞打听到地方，独自驾车前往，与“浙皮子”们经过艰苦地讨价还价，最终把价格锁定在180元人民币一件。“浙皮子”们送她出来，一个个拉着脸，说幸亏客户不都是你这样的，否则我们死掉算了！
　　　　吴霞听着挺得意。
　　　　钱不够，她就找熟人借，许以高利。她这人信誉好，钱数又不太大，几天就借齐了。她把自己带的钱连同借的钱都交给一个好朋友，让他听信儿付款。
　　　　她带着样品飞回布拉格，找客户一看，都说好。她心里有了底，一个电话打回去，让“浙皮子”们立刻生产。
　　　　一个月功夫，“浙皮子”打来电话，说全部做好，请她派人验货付款。她急忙给朋友打电话，着他速去验货。朋友去了，说跟样品完全一样。吴霞便让他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