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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政道风流-第6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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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取得的成就毋庸置疑，但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并不轻松，一些当初就棘手的问题一直没得到很好的解决，一直拖到现在，越积累越难解决，而且发展本身也会产生一系列问题，这是必然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有人讲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和攻坚克难阶段。
从经济层面来讲，必须要进一步对政府削权，减少审批环节和事项，简政放权，把应该由市场去调节的交给市场。
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内依然是大政府小市场，政府管得太宽太细，实际上有时候是越庖代厨，不但效果不好，而且权力过于集中也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最为突出的便是权力寻租导致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等腐败。
还有一点必须要改变干部的考核机制，现在的干部考核主要还是以GDP为主，绝大多数地方党政主要领导的八成精力用于招商引资快速提升GDP的活动，招商引资层层下任务。无论是东部沿海地区还是内陆腹地，不论经济实力强弱，也不论已有的外来投资多寡，在GDP和财政收入“持续增长”压力下，不少地方政府对主导招商引资活动有增无减。
有的干部戏言，现在招商引资竞争不是‘大鱼吃小鱼’的问题，而是‘快鱼吃慢鱼’，一些地方政府在发展的过程中以行政行为为主导，让利“过度”，在以发展为借口下频频撞击税收、土地等政策“红线”，依靠行政力量扩大投资规模，冲击市场公平，此种行为将严重削弱国家经济转型的努力。
政府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具有调动很多资源的权力。政府“越位”直接参与经济后，为了追求政绩和规模。容易破坏正常的市场规则，扭曲市场经济体制下应有的公平、公正、公开等基本原则，以及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应具有的基本职能。
改变以往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更多地采用经济、法律等手段来调控社会经济发展，是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过程中一个发展趋势和必然选择，这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方面。
而在改革政府的审批权和干部考核机制中，其中的主体干部也不能不进行改革。
陆政东之所以致力于公务员制度研究，显然因为他觉得现行的公务员制度是存在问题的。
过去的旧中国，一律将公务员称为官，而解放后，给了公务员一个全新的名称，叫干部。在共和国的创立者心目中，公务员只有工作职责的区别，而没有地位的差别，至少在干部这个层面，是完全平等的。
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差别永远是存在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决策和执行。
一个领导干部，如果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且不说工作效率会受到影响，工作程序也会完全混乱。目前，政治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恰恰是决策者和执行者界定不清，很容易就混为一体，相互交叉甚至彼此争权。
共和国成立之初，将干部划分二十四个行政级别，最低的是行政二十四级，最高的是行政一级。
这种行政分级制度，实际已经向西方的公务员制度靠拢，与传统的九品制相比，已经进步。
改革开放以后，进行了工资改革，而新的工资改革方案，并没有与行政二十四级挂钩，二十四级制也就终止了。
仍然存在的，是此前与二十四级制并行的五级行政制，也就是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处级和科级。每一级，又分为两级，实际是十级，再加上不属于行政级别的股级。
这种分级，显然存在很大问题。第一大问题，决策者和执行者混为一谈，没有区别。第二大问题，越往上，级别的跨度越大，升级的难度也越大，最后形成了一人一级的局面，而这所谓的一人一级，又不是公务员体系的制度性规定，变成了一种人为的东西。权力结构的随意性，导致了决策和执行的随意性。
此外，还有一个大问题，是自共和国建立以来，就没有解决也从未提上解决日程的，那就是，只有少数人能够沿着权力的金字塔往上爬，绝大多数人，都在这种爬行中止步了，甚至一直停留在最低端。
一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人，尤其是一些并不善于行政事务，却在业务方面十分出色的人，缺乏升迁通道，他们要么丢弃自己最在行的业务工作，转向自己并不熟悉的行政工作，更多的人，只是停留在低级别上面，个人利益受到巨大影响，从而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而陆政东清楚，事实上和那些所谓的领导干部相比，这些人才是不可或缺的，他们才是真正撑起政府运转的重要基石之一，对于这部分支撑起政府底座的人，应该要在行政职务之外按照一定年限考虑其工资级别等待遇。
这种级别待遇不是巡视员调研员那样的性质，事实上巡视员调研员这个设计到现在来看，实际是失败的，虽然起初设计这样的位置的本意是解决一部分人员的安置问题，但在实际上不管是其本身还是别人还是把他们看成领导干部，到最后这样的非领导职务的干部也成为腐败的高发区。
还有就是干部的任用也要做一些思考，现在的干部任用制度，可以算是一种伯乐制度。伯乐制度是春秋战国时代形成的，也就是所谓的举贤制，现在津津乐道的所谓伯乐相马的故事，就发生在春秋秦穆公时代。而这个故事之所以被千古传诵，却因为唐代著名诗人、散文家韩愈的散文《马说》，其中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话，更几乎妇孺皆知。
伯乐制，陆政东也是有思考的，陆政东甚至怀疑历史上根本没有伯乐其人。
整个先秦，东周和西周，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春秋和战国，又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除了其他人们熟知的之外，用人机制的改变，也是这几个关键时期的重要特征。西周使用的是世袭的分封制，西周的灭亡，其实也体制在分封制的不合时宜，代之而起的是举贤制。
举贤制相对于世袭的分封制，肯定是一大进步，然而，举贤却是一种典型的人治产物，没有制度性保证，任何人，都不一定把真正的贤才推举上来。
正因为这种用人制度到一定的阶段变了味道，无力选拔真正的人才，到了隋代，才开始了科举取士，但伯乐制度这样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在国内的各个历史阶段都能依稀看到
而现在组织部门每次去考察干部，说起来就是一个伯乐相马的过程。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去考察干部的具有决定选拔干部的权力吗？
答案是否定的，决定干部选拔与否的权力并不在他们手上，真正有权决定的是不需要亲自出马的，相反，那些派去相马的人，都是一些低级官员，程序也千篇一律，找几个人谈话，提一些不疼不痒的问题，记录的评语，就像老师给学生写的期末评语，全都是空话套话，用在谁的身上都适合。
有人讲，现在组织部门所作的评语，很多时候需要反过来猜，比如他们说某个人工作能力强，那不能理解成此人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他很可能是作风霸蛮，独断专行。
说某个人思想开放，不要认为这个人有很好的工作思路那就错了，它很可能想说的是，这个人在男女关系方面有问题，再比如说，具有改革精神，很可能就是无视法律法规，任意胡为的代名词。
只要上面想提拔某个人，组织部门这些低级别干部得罪不起，于是也就将此人所有的缺点全部写成优点。
好像现在搞的民主测评以及个别谈话，也是认认真真搞形式，扎扎实实走过场。现在的组织人事工作，比哪一项工作都形式主义。
比如民主测评，能评出个什么东西来？那些反对者敢写反对吗？就算敢写，也是极少数，也是表面的。何况，对于他们来说，一个简单的同意和反对，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更多的人，不愿参与或者就算参与了，也是在走形式。因为他们知道上面原本就是在走形式嘛。至于个别谈话，那就更是走形式了。谁都不能保证，这样的谈话，是否会传到当事人的耳中，所以，几乎没人敢说真话，加上谈话对象很可能是被安排的，无论说好的还是说坏的，都有一只有形无形的手牵引着，把能够出现意外的情况都一一排除掉了。
有人讲这样的选拔机制，很难做到任人唯贤，谁贤谁不贤，又没有写在脸上。惟才是举，也不现实，官场集中的全都是所谓的精英，随便抓一个，也是人尖中的人尖。这时候，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感情。谁跟领导靠得近，领导就用谁。
官场中，谁会和你靠得近？
无非几类人。人们往往将会拍的列在第一类，列在第一类的，往往是会来事的，善于为领导排忧解难的。官场就是一个矛盾场，很多矛盾纠葛在一起，有许多事，领导自己并不适宜出面，如果有这么一个人，领导什么话不说，他早已经知道领导希望做什么，并且悄无声息地替领导办好。这样的人，你不用才怪，一定会重用，而且会永远把他留在最重要的位置。
其次，还是用那些会办事的，这种事，不是替领导办私事，而是办公事。能够把公事办得漂漂亮亮，让领导政绩斐然，却又不对你形成任何威胁，这样的人领导不用才怪。
第三，大概才是会拍的，平民反感领导身边有那些阿议之人，可他们从来不知道，领导身边，恰恰需要这样一些人，否则，领导的意图，谁来宣传谁来贯彻。靠那些所谓的忠耿之士？那些所谓的忠耿之士自以为是，不太会在领导的意图上面花心思，很难真正理解领导的思想，且不说他们肯不肯替领导去吹这个喇叭抬这个轿子，就算他们愿意去做，因为没有深刻领会，往往会走形。领导身边，如果没有一圈惟马首是瞻者，领导的威信，怎么能树立起来？
类似的例子，俯拾即是。某领导希望宣示某种政纲，又不方便自己站出来说，便找机会，在会议上说。讲话稿洋洋洒洒，长达几万言，关键其实只是几个字。可说了也就说了，根本没有人注意到这几个字。于是，领导换个地方再说，还是没人能明白。领导只好再换地方说，终于有一次，有人明白了，在当地发动宣传机器，大肆宣扬。这就是典型的挠政治痒，想挠准位置，绝对是需要技术的。
最后一类，便是听话的。自古至今，自国内至国内，不听话的下属，肯定不可能得到信任，这就是千古一律。
这样说起来，实际上最终落脚到一点，干部的任用最终还是领导说了算。领导说行，不行也是行
这样的说法虽然有失偏颇，没有一分为二的看待问题，没能看到积极的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任人唯亲，搞山头，搞小圈子这样的风气是越来越盛。
以至于每次组织部门把一些需要任命的干部交给他的时候，陆政东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的感觉，在陆政东看来，组织人事工作也应该与时俱进
想要改革，到了这个阶段，每一项改革都充满着巨大的挑战，现在不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那时候大家都很穷，穷则思变，所以改革虽然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也遇到不少阻力，可这样的阻力主要来自于思想上的认识，和一下转不过那个弯来，但相对来讲，要求改革的呼声从整个老百姓到高层还是占据主流。
而改革进行了将近三十年之后，不管是国际形势还是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要改革面临的阻力和困难不比当年小，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在国内也逐渐形成了不少利益既得群体，这些人过得很好，他们不想改，不管是从政治改革还是经济改革来讲，他们都不希望触及他们的利益；还有就是在改革过程中一直没解决的问题和矛盾以及改革本身不可避免的带来的一些问题，现在全叠加到一起，也就越发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越发的不能轻举妄动，但是也不能不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而这其中尤其以干部的经济问题最为严峻，陆政东太清楚了，有很多人，只要去查，他肯定完蛋。如果一点线索就要查，纪检部门扩大一倍，都忙不过来。
于是这就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认为之所以很多案子不查，关键原因不在于此人贪没贪或者贪了多少，而在于身边的这个环境要不要保他。
有人说，贪官之所以落马，并非社会上所说的贪迹败露，而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反贪是进行权力平衡极其重要的武器之一，这是一柄双刃剑，既伤人也可能伤己。一旦用上这把剑，便说明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没有退路了。人嘛，谁甘心被你往死里整？事到临头，肯定拼死一搏。当你拿命去拼的时候，谁死谁活，还真说不定。
正因为如此，一般的领导，就算再怎么斗，轻易也不会动用极端手段。毕竟杀敌一万，自损五千嘛，甚至有可能杀敌一万，自损三万五万。公众所能看到的官场，永远显得风平浪静，那种雇凶杀死政治对手以及与敌人拼个鱼死网破的极端做法，实在是愚蠢至极。
这样的想法在很多干部中存在，这其实已经表明形势是相当的严峻。
当今社会，贪官为什么像感冒病菌一样流行？说到底，还在于大量的社会资源掌握在权力手里，而这种权力，又不受监督。权力一旦和金钱合谋，权力肯定沦为某些人敛财的工具，手握权力者，也只可能沦为金钱的奴隶。
社会上总有些人，以为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恰恰忘了最根本一点，权力从来都是受到约束的，哪怕是在君主至上的古代，完全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根本不存在。就连皇帝的权力，也都受到各种力的作用，皇帝也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约束和制衡，恰恰是权力的真谛。
可有些人就是不明白这一点，以为一旦握有相当权力，便可以只手遮天，为所欲为。很少有人注意到一个官场铁律，即权力和风险的比率，你所受到的制衡力越小，风险就越大。追求为所欲为的绝对权力。
而在现行体制下，有效防范手段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也仅仅只是自律。自律是一种何其脆弱的东西，比玻璃还易碎。自律如果强大，还需要法律以及与法律相关的一系列配套吗？
事实上关于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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