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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魂-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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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在另一个身上搜出了一把刀。这些人是不是就是大家都在谈起的割辫妖党？
但在他们身上并未找到割下的发辫，因而他们是不会承认的。于是，赵某等人便开始威胁拷问秋儿，逼他承认是偷辫匪徒。但是张四和另外两个乞丐还是否认偷辫。赵某便将他们绑在树上，用铁鞭殴打，将他们打成重伤。赵某害怕他们被放后会到官府去控告自己，于是就让天生秃头、素佩假辫的雇工费某从自己的假发辫上取下一络做成伪证。有了这件可怕的证物，再加上小刀和药粉，就拥有了指控张四等人从事叫魂妖术所需的全部证据。赵某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县府告发这些罪犯了。
总督高晋发现，其他证人也证实了所有这些细节。他还发现，那把刀很钝，根本无法用来割辫，而那包药也不能用来迷人。但因为州县当局先前已坚持原判，高晋别无选择，只能把案犯送到北京去与山东来的案犯乞丐靳贯子当面对质。此时，靳已被押送北京，由军机大臣来清理他那混乱的供词。因为张四儒的名字是靳贯子首先供出的，当靳看到张时，当然应能认出他来。
张四和他的儿子于10月11日到达北京，以刘统勋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亲自审问了他们。张四的两腿已发炎化脓，经过长途押送，已是奄奄一息。他全身“黄肿”，兼患痢疾，但却坚持自己的故事：他和儿子来自直隶南部的威县（而不是来自江南），因为贫穷而出外乞讨。他否认曾辱骂庄首赵某，但是证实了受到诬陷的所有细节。
军机大臣们转而讯问跪着的男孩秋儿：“你父亲若果不是张四儒，你何以供认呢？”
秋儿答道：“本府问我，你父亲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张四。
本府说，明是张四儒，你怎么不实说？就将夹棍撩下吓我。又说，你若供明是张四儒，给你东西吃。就叫人拿了一个梨给我吃。我看了夹棍害怕，又不知道张四儒是什么样人，所以随口承认的。实在我父亲并不叫张四儒。”
军机大臣们然后命将山东案犯乞丐靳贯子带上大堂，但他辨不出张四为何人。靳贯子现在供称，张四儒的名宇是他捏造的，其实并投有这个人。他在本县认识一人叫张四，当时因受逼供，便在这个名字后面加了个“儒”宇。这一供词令军机大臣们心生怀疑。虽然卖唱乞丐张四否认自己叫张四儒，却不能否认他叫张四（如前所述，这一名字的意思是“张家的第四个儿子”，在中国取这样名字的人一定很多）。这两个罪犯是否故意互不相认？
审讯官员们再次转向张四：“你与靳贯子平日素系一伙，如今到案时何难对面直说全不认识？有何指证叫人凭信呢？”
张四只是将先前说过的故事又重复了一遍。
这些供词相互矛盾，使得军机大臣们无法得出结论。他们只能等待各省提供进一步的证据。对庄首赵某诬陷他人的审讯尚在进行中，而军机大臣们对省里官员作出的判断是不能不予考虑的。同时，对靳贯子本县的那个“张四”也要寻找查证。然而，阎王爷却不肯等待，张四于10月25日死于狱中。军机大臣们报告说，鉴于他的病情，“臣等一面讯问，一面饬医加谨调治”。
仵作查验张四尸体后证明，看守并无凌虐情弊。知县刘某是负责将张四押送北京的官员，他也证实，张四在行将押赴北京时已经身患重病。所以，北京方面无人需对他的死负责。军机大臣们现已认定，张四并非他们所要追缉的剪辫案犯。他将由官府出资备棺埋葬，其子秋儿则交原解官带回。①剪辫首犯的故事北京的官员们现在又必须从头做起。10月中旬，当山东的剪辫始作俑者蔡廷章在北京重新受审时，这个乞丐已病得很厉害。虽然他现在咬定他最初的供词是在重刑逼迫下编造出来的，军机大臣们并不敢轻易相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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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为了节省篇幅，我将对张四几天审讯的记录集中在一起叙述。所有的翻译都是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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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官：你在东省供称在扬州吴姓饭店住宿，今果查有开饭店之吴连到案。可见你从前并不是捏饰的。
蔡：我在东省供说本年二月（译注：这里的月日系引自原始档章，故均为阴历）在扬州吴胜饭店与怡安吴元分路剪辩的话，原都是随口谎供的。实在我于本年四月二十一日方才出京，现有在京亲戚朱然、王云等先后到案实对明白。是我二月内正住在京城，且不能到山东，如何能到扬州？我从前供出开饭店的吴胜原系谎供，这如今到案之吴连，实在不知何人，叫我如何认得？
审判官：你从前在山东为何妄供？
蔡：我在山东时起初原供说自京下去的，因县官不信，说我必是从江南上来。我受刑不过，只得就应了。县官要我说出在江南实在下落。我说不出来，又怕受刑，……所以供称在扬州。
从山东出现第一个案例时起，地方官员就确信妖党来自江南。弘历通过私人耳目而听到的那些谣言同样也传到了各县官员们的耳中——正是这些谣言促使弘历发出了7月25日的那份上谕，开始在各省进行清剿。军机大臣们究竟应把这一切看作是对整个叫魂案的强化或是弱化？那个拜术士为师的韩沛显的出现，只是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他现在也一口咬定，他在山东的所有供词都是在重刑下编造出来的，根本就没有妖僧“明远”这个人。但是，他的原供具体人微，因而仍然令军机大臣们感到困惑：他怎么会对施行妖术的细节有那么多的了解呢？
不久后在承德对僧人通果的审讯将为这个问题提供一种可能的答案。
一个愚蠢的错误
10月25日，大学士傅恒向弘历报告了令人头痛的通杲之案——正是这个在山东捕获的和尚的供词导致了对江苏寺庙的全面搜捕。法网所及，捕获了通杲的师傅妖僧悟成以及通果供出的其他人，他们现在都关在承德的刑部大牢里。弘历对这个悟成抱有极大希望，想从他身上弄清整个叫魂阴谋的内情。然而，悟成坚持他对妖术一无所知，并说他与徒弟通杲自两年前在南京紫竹林庙分手后就再没有见过面。本来，除通果后来又翻供的事实外，像这样的一口否定是不值得记录在案的。但由于通果原供中情节颇有荒谬可疑之处，连傅恒也对他产生了怀疑——比如说，“割辫系乘人不备仓猝之事，何暇问人姓名始行动手？”重审通杲的场面可能会使最铁石心肠的审判官亦为之震动。当这个衣衫褴楼的囚犯被拖到傅恒面前时，已是“两腿溃烂，刑伤种种，神气惨沮，略加驳诘则畏惧求死”。这个半死的和尚起先仍坚持原供，不过当刑具抬出来以后，他又改口说以前的供词都是假造的。虽然他的祖籍是安徽，但从小在直隶长大。
后来他在河南剃度，接着成了悟成的徒弟并随悟成去了南京。
1766年师徒分手，通果决定回乡还俗，因此他开始蓄发并往直隶走去。当他走到山东泗水县时，他的外地口音和半长的头发引起了县役的注意，井将他当嫌疑犯抓了起来。
泗水知县无法从通果口中得到什么，于是兖州知府决定会同邹县知县孔传睡？亲自审问通果。孔系孔子六十八世孙，曾成功地让山东第一个剪辫犯乞丐蔡廷章招供。孔知县先用铁链将通果缚吊于树上，继用铁锁盘地加以炭渣，令其跪上，再用木棍踩踏腿弯，复以桑条鞭其背后，又用夹棍严夹。重刑之下，通果编造了他的故事。他所供的咒语是他受戒时念诵的佛教经文，僧众皆知。那么，那些割辫受害人的名字又是从何而来？这其实是一些他在路途上遇到的人。所谓的“同党”，俱系平日“会过相熟之人”，因孔知县逼问，故尔“妄扳”出来。至于迷药、纸人、纸马等施行妖术的工具手段，则系在监狱“风闻旁人闲论，附会其说”。①☆★☆★☆★☆★①中国把大批囚犯关在同一牢里的做法肯定造就了一个生动的囚犯文化，囚犯们在其中分享他们的悲惨遭遇。各色故事——包括巫术传说——都是囚犯们通常用于消磨痛苦的牢狱生活的方法（参见本书第一章傅德对于大批囚犯共囚一室做法的描述）。“迷药”也一定是囚犯闲聊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可能有某些方法可以调制让人迷幻的药物。哈佛医学院药学系教授戈德曼博士写道（1989年6月13日的私人通信）：“当代使用可卡因粉剂的经验表明药物可以通过鼻腔接触很快发生效果。”他的一个在中国科学院的专家朋友写信告诉他，某种药粉可能是从含有番茄精或食筵硷的各种花卉或其种子中提炼出来的。这位中国专家还回忆道，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他父亲常常警告他不要在夜晚出去，“因为我可能会碰上一些术士”，他们会“对我撒一些药粉而把我拐走”。后来他才知道，这种药粉系由茄类植物的花（含麻醉剂的草药）提炼而成。但是，戈德曼博士又指出：“仅仅对这种传说作出纯粹药物学的解释还是不够的，除非你还能解释术士如何能把药粉塞入一个不情愿的受害者的鼻子，而自己却不受到药物的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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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恒斗胆提出，这个案子“似属冤抑”。但是既然原供言之凿凿，孔知县可能另有所见，因此才对人犯叠加刑讯。如果简单地释放通果和悟成，则“不足以服原问官之心”。弘历接受了傅恒的建议，命孔知县暂时解任，迅速来京接受质询，通果和悟成两犯则暂行羁押在狱。
整个案子怎么会变得这样荒谬离奇呢？对山东巡抚富尼汉的质询揭示，这整个事件竟是个愚蠢的错误。富尼汉后来解释说，孔知县其实是遭到了他的衙役的蒙骗。那些衙役受命去寻找通果所供的剪辫受害者，他们必须在五天之内向孔知县报告结果，而据通果所供，那些所谓的受害者都住在几百里远的外县。衙役们怕误了五天的期限受罚，就撒谎说他们找到了受害者，这样就坐实了通杲的原供。①旅途横祸犯有剪辫鸡奸罪的乞丐靳贯子在原供中扯进了张四儒。10月的第三个星期，他的案子受到了仔细重审。他改口声称，他的原供完全是在重刑逼供下编造出来的；而从他已经残废的双腿来看，这是完全有可能的。靳贯子现在把什么都讲了出来。他和被控受他鸡奸的族弟靳玉子来自山东省府济南附近的一个村子。玉子的父亲靳宽去年秋天出外佣工，一直未回。本年夏天，一个村民告诉玉子，他听说其父靳宽已在外发财。玉子的母亲便要玉子去寻找，但因玉子才十七岁，她央求玉子的族兄贯子陪同往寻，以免使玉子途中遇到麻烦。兄弟俩出发向南走去，于6月25日到达了玉子的表兄赵丙如家，借得一些盘缠。他们寻找靳宽多日未遇，因钱已用尽，只得沿途乞讨。6月30日中午，他们来到邻近江苏的峄县，走进一个叫李家庄的村子。当时，县刑书李昆正在村里为其子李狗儿辫子被剪而吵嚷。靳贯子兄弟发现村子里有麻烦，便转身离去。但是他们已被愤怒的李昆看到，他因他们面生可疑，便与一伙村民将两人抓获。他们在靳贯子的搭连里并未搜到刀药发辫之类的犯罪证物，但还是把不幸的兄弟俩带回村子捆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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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刑部建议，鉴于衙门胥吏在该案中牵连无辜，应对他们判处绞刑。这与最近做出的对蔡瑞和张二的判决是相符合的，蔡诬告了无辜的肖山和尚，张则试图诬陷他的债主。富尼汉提出异议说，这两个案件并非出于丑恶的意图，而两个胥吏也与通果没有过节。他们因而应受较轻的杖责流徒惩罚。《朱批奏折》，第856卷第12号，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富尼汉）。我没有找到最终解释这个争议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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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均被捆绑吊打。到头来，玉子受不了毒打，承认偷割了狗儿的辫子藏在村外。李昆威胁道，他若是不交出偷割之辫尖。
即用斧头将他砍死心玉子畏惧无奈，只得用口咬下自己的辫尖，藏在手中，假称是在一棵树下发现的。第二大早上，李昆得意地将这两个流浪汉押到县衙门。
县衙门动用了夹棍，逼迫靳贯子供认他将一把刀子和两包迷药丢弃在山坡上。衙役们去山坡寻找证物，只找到了一个小磁瓶。在知县一定要找到刀子的压力下，县役头目让手下人偷偷地买了一把小刀。小刀上有一个铁匠的标记，县役便教唆靳玉子，要他说出曾看见他族兄的刀子上有这样的标记。为了润饰案情，县官对靳贯子反复刑讯，要他诬认除割辫外还诱拐并鸡奸靳玉子。玉子起先不认，县役们便威胁他，如果他不附和这一故事就要夹断他的双腿。在这个当口，靳贯子被迫编造出了有关他师傅算命先生张四儒的故事。整个案子经过这样一番打点，才由知县报告上去。
军机大臣们传唤了证人，包括已被找到的玉子母亲和在外流浪的玉子父亲，玉子的表兄，以及李昆和他的儿子。然而，玉子的父母却说不认识贯子。经过反复讯问，才发现他们曾受到济南一个县役头目的威胁：“你们到京后若说出认得靳贯子的话，回来时就都该死了。”这些情况已足以使军机大臣们相信靳贯子是被冤枉的，而张四儒的故事则统统是胡编乱造。但是他们的奏报还是做了自我保护：李昆还未与靳玉子对质，对涉案的县役也还未及质讯，再加军机处在审讯人犯时没有用刑，审讯结果也就“不尽不实”。所以，对该案的最后判决还需等待。他们没有明说的是，这一判决必须等待最高权威的回心转意。
说服弘历
毫无疑问，在整个叫魂案中，首席原告自始至终就是皇帝本人。这通过他在各地呈递来的奏章以及军机大臣们起草的上谕上的朱批清楚地表现出来。对官员们大肆施压、加重刺激，对他们办案的速度和力度层层加码，对行动迟缓的官员们则刻薄训斥——所有这一切都是弘历个人的杰作。军机大臣们所扮演的角色是微妙的：他们可能与弘历一样对谋反心存忧虑；但他们又不得不面对从各省衙门送来的备受折磨的囚犯，以及这些人血肉模糊的躯体和颠三倒四的故事。当疑问在他们头脑中不断增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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