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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祖光文集-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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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造反派”，指出他曾经写过三万言专论，详述和分析“二流堂”的一切，如今
怎能推个干净？但他仍不能回答，于是挨了一顿毒打。审问进行了大半天，被拖回
关押的住处时，狼狈委顿不堪的副部长瘫倒在地委屈得放声大哭……可怜的副部长
一定会后悔当年对“二流堂”过分的关心，而那篇专论显然是叫秘书或其他哪位专
家学者写的，只是署了副部长的大名罢了。副部长已经去世，我已没有机会去慰问
他了。
“文革”十年，我在“五七干校”消磨生命大概达七年之久。1972年12月7日至
13日有两名身穿人民解放军军服、自称为“中央专案组”的人来到我受锻炼的河北
省静海县独流河南畔的团泊洼劳改农场，我们文化部的干校，向我查问“二流堂”
问题，要我写交代材料，目的明确，要我说明“二流堂”是政治问题。这种凭空捏
造的问题我怎能回答得出来？于是当然说不清楚，于是就一天一天软磨硬泡下去。
不过两位解放军倒是比较文明的，不像学生“造反派”那样动辄打骂。不过问来问
去，使我感觉到来人是有目的的，也是有对象的，显然他们想把“二流堂”的后台
说成是周恩来总理。看样子是江青“四人帮”派来的……当然这是我的臆测。他们
这种毫无根据的胡猜乱想纠缠了我整整七天之久。倒好，我歇了七天工。他们两位
的审问结束之后，我就写了这篇文章开头的那首七言律诗。
再说一件教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在“中央专案组”两名解放军
到团泊洼审问我之后，又到北京市问新凤霞，要她交待重庆“二流堂”的材料。凤
霞说：“重庆那段没有我。我是解放后才在北京见到吴祖光的。”但来人不依不饶，
说：“不管你怎么说，文件上说你是二流堂堂嫂，你不交代不行！”居然就有这样
水平的专案组，真是活见鬼！
我的右派帽子是1961年末在中国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的全团大会上宣布摘掉的，
因为当时这个剧团要去上海演出，文化部认为我和上海的新闻界、文艺界和京剧界
关系都熟，需要我帮助这些青年演员打开局面，所以赶在出发前夕为我摘帽，并且
在《人民日报》上发布消息。
新凤霞是在1957年被剧院戴上右派帽子，但不过几个月后摘了帽子，而“摘帽
右派”实际仍是右派，长年受到精神上、人格上、身体上的严重迫害，终于受害致
残。到70年代据查她的档案里根本没有戴帽的材料，完全是少数几个剧院领导的蓄
意迫害，尽管这些人都还健在，但这笔账没法算了。
关于“二流堂”，如今自然已有结论：
1979年6月19日中共文化部党组文件文党字第99号，文化部复查委员会办公室发
布撤销《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的通知：“……近年来我们对所谓
‘二流堂’及‘小家族’问题进行了反复调查研究，证明所谓‘二流堂’（包括
‘小家族’）的一些同志，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过去曾被怀疑有政治历史问题的
一些同志，也都查明没有问题。而没有一个是跟林彪、‘四人帮’跑的。
“因此1955年原文化部党组所作的《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
把它定为‘反革命政治嫌疑小集团’是完全错误的。为了拨乱反正，落实党的政策，
实现安定团结，党组决定将1955年以‘文化部党组’名义发出的《关于‘二流堂’
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予以撤销。凡受到与‘二流堂’、‘小家族’等问题牵连的
同志，都要按照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销毁有关材料（本人写的退还本
人）并在一定范围内向群众宣布。家属子女受牵连的，应将本人复查后的结论，通
知家属所在单位。本件有附件：《所谓‘二流堂’的简况》（调查报告）”
“二流堂”前因后果大致如上述，经过了三十多年，有些往事记不清就不写了，
也犯不上苦思冥索。
再回到我们这个倒霉的“二流堂”。在我最后一次长达七日的接受审查时，那
两位“中央专案组”的同志在审到最后，对我的交代表示极为不满之后，无可奈何
地宣布审问即告结束了，并且非常感慨地对我说：“为了审查你的这个‘二流堂’，
国家派出的外调人员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而且反反复复不知经过多少周折……
你看你为国家造成多大的浪费？你惭愧不惭愧？”
我怎么不惭愧呢？“文革”期间，不说我进了干校之后，在这之前我就被外调
“二流堂”的一个接一个的革命组织弄得昏了头。记得一次在那个帅府园四合院的
家里，一群上海来的中学生把我从我的住室里揪出来，连骂带推，要我“低头认罪”，
弄得强行搬入我家南屋居住的一家工人老刘师傅都看不下去，挺身而出，保护我，
把那群学生喝退了。这些青年学生来自上海某中学，我的小弟祖昌是这家中学的校
长，看来他也被学生专了政，知道校长有个大右派哥哥，于是引起这帮学生极大兴
趣，反正全国大串联，吃、喝、旅行都不花钱，于是北京一游，来找吴祖光开心。
这些只是“文革”时期的事，“文革”十年前的反右我就领教了专案组和好事
者的审问，交代没完没了……真是替咱们的国家心疼，浪费了多少钱，多少人力物
力？
就说为我先先后后发的那五个国家正式文件，又要浪费国家多少人力、物力，
文件的拟稿人、审核者、最后签字批准发出者要花费多少精力？风风火火，兴师动
众，最后是一场空对空的胡闹，什么问题也不存在。
“小家族”里的汪明，剧作家，备受折磨，死于安徽劳改地。博闻强记，天资
颖异的戏剧家田庄，熬不过年年苦难，英年早逝。想到他们就教我悲伤不已。而我
呢，不觉早过了古稀之年，七十余年的岁月，却被这个“二流堂”搅掉我过半的生
涯。尤其是我的妻子，满腔对共产党的感恩图报之心，只为了这点夫妻情义，即被
赶下舞台，又受长年凌虐，终至半身瘫痪至今十六年之久，令我终身致憾，赎罪无
从。
二流堂！二流堂！叹光阴之苦短，哀人生之过速；无理取闹，胡搅蛮缠，上海
话所谓“缠夹二”是也。这也就是我那句“一生缠夹二流堂”的本意。
1991年3月19日 北京
回首往事
做了八十一年的中国公民，毫不夸张地说，我确实是饱经忧患、苦难备尝；也
应说是祸福相依，尤其是和亲爱的妻子凤霞共同生活在一起的47年——从1951年到
1998年——将近半个世纪当中，虽然经受了多少年人为的摧残折磨，但终于是苦尽
甘来，有一段堪称幸福的日子。就在我们准备较为安定地共同走完这最后几年太平
岁月的时候，在我的故里江苏常州，凤霞在十分难得离家远行的一刻，却在她深深
感觉由衷幸福的春天傍晚，突发脑溢血，经抢救一周离开这个世界，在她自己说的
“常州媳妇”的家乡，永远离开了我！离开了她热爱的亲人好友和美妙人间。
由于事起仓猝，毫无精神准备，像是突然坠落万丈深渊那样，使我实在无法接
受。
凤霞在常州市立第一人民医院抢救一周之后永别人间，消息迅速传遍全世，是
我万未料到，亦无从逆料到的。我亦无法设想，在召开追悼会的头几天里，家里接
到各方来的唁电共计一百八十八份，使我至今没有一一看完，只有一份迟到的唁电
——由中国戏剧家协会转来发自江西省李坚女士的电报，由于是最后送到我的手里，
我就看到了，电文说的是：
从文化报获悉评剧大师新凤霞不幸谢世，悲痛万分。五十年代，她在昆明成功
的演出，轰动西南。但谢幕时不能站到第一排。当时昆明市委赵增益书记亲自上台
把她请到前排合影。后来在她的著作中还专门提及此事，并为我们寄来了大作。几
次文代会中我们亲切交谈合影，记忆犹新，怎能如此早地离开大家，太遗憾。她平
生为艺术作出的贡献将永存丰碑，盼祖光节哀保重。江西李坚。
近两年来我的记忆力严重衰退，很多事情，一过即忘，但是现在还能记得李坚
女士就是当年昆明市委书记赵增益的夫人，电文中说的凤霞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在
当时已持续了很久，在我的记忆里，五十年代中，上海一家大剧场曾邀请凤霞的剧
团演出。中国评剧院领导安排了《志愿军未婚妻》一个新剧目，而且从外地调来一
个女演员和凤霞共同担任女主角，由两人轮换演出。这样的安排立即受到当时上海
市长陈毅将军的质问：“你们为什么不演上海观众都期待着的《刘巧儿》？”剧院
领导无从回答。市长责令将《刘巧儿》的一应服装、布景、道具立即运到上海，因
广大观众都等待看这个戏。评剧院领导只得照办。而《志愿军未婚妻》上演第一场
时即有大量上海观众询问今晚是哪个演员上台？剧场不作回答，观众就不买票，等
到开演前半个小时，少数观众溜人化妆室，看见是凤霞化妆，立即票房爆满。反之
便几乎没有人买票。到了这个地步，另一演员在这种压力之下，进退失据。终于罢
演而回。这种怪事、蠢事，只有那样的“领导”做得出来，这位女演员却是冤枉无
辜讨来一场无趣而已。而凤霞在当时从上海写信给我，以至事后回到家里都以元限
遗憾和同情寄予她的这位同她“争角色”的同行。看来任何人要想担当与新凤霞
“争戏、色角色”的任务都会注定了以一败涂地而告终。然而这应当怪谁呢？
凤霞在那很长的一段日子里受到这样的待遇可是太多了，尤其到了那个灭绝人
性、最残酷、最野蛮、最下流无耻的十年“文革”时代。以她的年龄和绝代风华加
上自幼苦练成材的表演艺术功力，本应是在舞台上最辉煌亮丽璀璨绝伦的时候，但
她却被赶下舞台，成为人人可以任意驱使、叱骂、奴役、欺侮的对象。一次剧院正
在演出，她只不过是担任前后台杂役的任务，由于高血压发作，她难于支持而倚在
墙角稍事休息，评剧院当时的领导、党委书记恰路过，厉声问她：“你不干活，靠
在这儿干什么？”凤霞说：“我头晕。”书记问：“生病了？”凤霞说：“血压高。”
书记又问：“血压高，量过吗？”凤霞说：“今天在院里医务室量过，高压二百，
低压一百。”书记应答如流：“我高压二百二，低压一百二还照常上班呐。”为得
很仁义，说：“记住明天早晨下乡劳动，现在你就回去吧。”
那时我们自己购置的东单北帅府胡同一名马家庙的十八间房的四合院早在反右
时便被人强占，我家已在和平里楼房住了多年，凤霞回到家里，尽管身体不适，但
在晚饭之后仍然强打精神，缝一条薄棉被，找了一些换洗衣裳，我帮她，找了一个
小铺盖卷和一个装日用品的小提袋。她告诉我明天一早就要到郊区农村劳动，不知
何时回来，匆匆抓紧时间睡了。很快天亮了，她又匆匆起床，掂了掂铺盖卷可能是
她背得动的分量，她说感觉头晕不舒服，但时间不多了，只得背起行李，然而就在
迈步还没有走出卧室门口时便一跤跌倒在地上。
当时真把我吓坏了，匆忙把她扶到床上，找来平时熟悉的出租车送到中国评剧
院的关系医院北京人民医院，采取紧急措施，经诊断是“脑溢血”，住了约近一个
月。记得是住院后第三天，那个书记来看她，根本不问病情，也没有任何问候，只
对我说：“新凤霞的病只有住在人民医院是国家负担的公费医疗。假如你为她找院
外的任何医生和医院，一切医药费用都由你们自己负担，剧院概不负责。”这几句
话表达了组织上的“全部关怀”。当时医院还检查出凤霞的左肢偏瘫以及左膝盖
“半月板”损伤。“文革”初起时，北京文艺界在“文庙”大院里将京城文艺界的
权威人物所谓“牛鬼蛇神”集中跪了一大圈，造反派手拿棍、棒、皮带头猛打猛抽，
一些著名作家都被打得血肉模糊，遍身鳞伤。老舍先生就在被打得一身伤回家之后，
翌日早晨手拿毛主席“大作”离家出走到什刹海投水自尽身亡。可怜他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之后和我一样从“海外”匆匆回到“新中国”，一腔爱国赤诚，一心报
效祖国，写了多少热爱祖国、歌颂共产党。歌颂人民的作品，最终落得这样下场。
我不知道他下狠心赴水之前心里想的什么？这难道就是伟大领袖倡导和实施这场大
革命的意义和革命成果吗？
而凤霞的左膝“半月板”的受伤，就是当时中国评剧院的“革命小将”学习北
京文艺界在文庙“打全堂”的后果。凤霞告诉我，当时剧院里也在大院里跪了一圈，
一声“令下”，她身上挨了一重打，她本能地回头看了一眼，却是一个青年演员，
此人因为条件不好，平时不得重用，凤霞出于好心曾特别找他和自己合演了一出
“李三娘挑水”，要他扮演咬脐郎这个主要角色。他见凤霞看了自己，便把她拉出
来毒打，因此左膝盖受了重伤，导致永久的左膝伤残，终身无法恢复。
老舍先生故世是中国文艺界的一大悲剧、一大丑剧，对国家造成的损失是永远
无法弥补的。我至今记得当年我从香港满腔喜悦回归新中国时的热情，认为从此以
后，我的祖国前途一片光明，旧中国绵延长久的血腥和耻辱都成为历史的陈迹，一
个光明璀璨的新中国在东方崛起，一个长年充满血腥和杀戮、迫害人民百姓的旧中
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在北京，在新中国的首都，我与老舍先生重新见面时都
有说不尽的喜悦之情。在回北京的许多人中我是一个迟到者。我早已熟识的周恩来
先生电报通知我、要我速来北京报到，我匆匆结束了还未结清的一部影片的扫尾工
作赶到北京时，终于还是迟到了一天。在北京下车，见到来接站的是电影局派来的
同志，我问其中原故，才知道我的工作已经安排：继续从事电影导演的职业。我表
示我的志愿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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