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律师-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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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油炸饼圈吗？”我按电灯开关时她问道。

这已成为惯例。

“我找找看。你坐吧，我去煮咖啡。”我在宽敞的厨房里忙起来，清洗咖啡壶，找吃的东西，油炸饼圈昨天已不新鲜了，现在变得更硬了，但除此以外，别无他物。我在脑子里记下明天一定要买些新鲜的，以防露比连着第三天来。我有预感她会再来。

她拿起一个饼圈，小口斯文地吃着。

“你在哪儿吃早饭？”我问。

“通常不吃。”

“中饭和晚饭呢？”

“中饭在第十大街‘内奥米之家’吃；晚饭在十五街的耶稣会吃。”

“你白天干什么呢？”

她又蜷起身子，紧握着咖啡纸杯，这样会给她虚弱的身体增加点热量。

“大部分时间我呆在‘内奥米之家’。”她答道。

“那里有多少妇女？”

“不知道。有很多。他们对我们的照料很周到，但只白天开放。”

“那里只收留女流浪者吗？”

“对。他们下午四点关门，大部分妇女住在避难所里，一些人露宿街头，至于我，我有一辆车。”

“他们知道你服用可卡因吗？”

“我想是的，他们要我戒毒。那里不止我一人吸毒，许多人都吸。”

“昨晚你过瘾了吗？”我问，每一个字都撞击着我的耳膜，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竟然问出这样的问题。

她低下头，下巴顶住胸口，闭上眼睛。

“说实话。”我说。

“我没办法，每天晚上都吸。”

我不打算责备她。从昨天起我就束手无策，这突然成了我的心病。

她又要了一个饼圈。我用箔纸包好最后一个，给她添满咖啡。“内奥米之家”有活动，她快迟到了，于是匆匆离去。

游行示威从市政大楼开始。人群在大楼前集合。莫迪凯在无家可归者的世界里是个名人，所以他扔下我在人群中，跃上演讲的高台。

教堂合唱团的成员身着紫红色和金黄色的袍子，在楼前的台阶上排好队形，于是上空便回荡起澎湃的歌声。几百名警察布满了大街，他们筑起的路障阻断了交通。

“创建非暴力社区”出动了一千人，他们一齐赴到。那是一条令人生畏的自发结成的长龙，由无家可归的男人们组成，他们为自己的队伍而感到自豪，他们的到来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整齐的口号声几个街区外都听得见，当他们在街的拐角处出现时，电视摄像机争相上去拍摄。

他们齐刷刷地聚集在市政大楼的台阶前，开始挥舞自制的标语牌。牌子上写着“停止杀戮”、“救救避难所”、“我有权拥有一个家”、“工作，工作，工作”。他们把标语牌举过头顶，伴着圣歌的曲调和呼喊口号的节奏而翩翩起舞。

教堂巴士在路障前停下，卸下几百人。他们中许多人看上去不像流落街头者。他们是穿着整齐的教堂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女人。人群膨胀起来，我身边的空间越来越小。除了莫迪凯以外，我一个人也不认识。索菲亚和亚伯拉罕在人群中某个地方，但我看不到他们。海报说这是过去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无家可归者游行——为朗蒂伸冤的大会。

朗蒂·伯顿的照片被放大制成了许多大告示牌。人像的四周镶了黑边，下面写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是谁害死了朗蒂？”告示牌一经散发下去，立即成了抢手货，甚至那些来自“创建非暴力社区”的男人们也将手中原先的抗议旗帜弃之不用。朗蒂的脸在人海中跳跃起伏。

一声凄厉的警笛声在远处响起，很快越来越近。一辆送葬车在警车的护送下穿越路障，径直朝市政大楼开来，在楼前的人海中停下。车的后门打开了，一个漆成黑色的仿制棺材被搬下来，六个无家可归的男人充当了扈棺人。他们抬着棺材准备游行。车上还有四个同样颜色和式样的棺材，只不过小得多，它们也被人抬下来。

人群中闪开一条路，人们抬着棺材缓缓地向台阶走去，合唱团唱起了具有灵歌特色的安魂曲。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这是一个死亡游行，四个小棺材中有一个代表奥塔里欧。

人们挤上前去，无数双手举起来触摸着棺材，棺材起伏不定，左右前后不断地晃动。

这是非常令人激动的场面。无数台摄像机聚集在台子的四周，录下了这庄严的时刻。在随后的四十八小时内，电视台会一遍遍地播放。

五个棺材并排放在台阶中央的胶合板架子上，朗蒂的居中。架子距莫迪凯所站的高台只有几英尺的距离。前后左右都有人摄像拍照，接着演讲开始了。

游行的组织者是一位活动家，他在开场白中向帮助组织这次游行的所有团体表示了感谢。参加的团体真不少。听着他飞快地念名单，我既高兴又惊讶，竟然有这么多的临时避难所、慈善会堂、施食处、联合机构、医疗站、律师事务所、教堂、中心、外围团体、技能培训中心、戒酒戒毒机构，甚至还有少数当选的议员，都关注这次游行。

有这么广泛的支持，怎么还会有无家可归者问题呢？

接下来的六个演讲者回答了这个问题。缺乏足够的启动经费，预算被削减，联邦政府的充耳不闻，城市当局的熟视无睹，富裕阶层缺乏同情心，日趋保守的法院系统，原因还有很多很多。

除了莫迪凯外，每个发言人都重复了同样的话题。他是第五个发言的。当他叙说伯顿一家临终前的情形时，人群突然静下来。当他说到给婴儿换尿布，也许那是最后一片时，人群中鸦雀无声，没人咳嗽，也没人耳语。我看一眼棺材，仿佛其中一副真的装着那名婴儿。

随后伯顿一家离开了避难所，他说，语声缓慢、低沉、浑厚。他们又回到街头，在暴风雪中只多活了几个小时。莫迪凯在这一点上极有发言权，因为没人知道朗蒂一家最后的情形。我虽然知道，但并不介意让他来叙述。台下的观众和我一样被他的故事深深打动了。

故事接近尾声时，他说到朗蒂和她的四个孩子抱在一起相互取暖，可还是无济于事，我听到身边女人的哭泣声。

我忽然有点嫉妒他。如果这个人，我的朋友和同事，能够在一百英尺的高台上折服数千名观众，那么当他试图说服近在咫尺的十二名陪审员的时候，岂不是易若反掌？

我此时意识到伯顿的案子决不会闹到对簿公堂的地步。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让莫迪凯·格林有机会来鼓动这个城市的黑人陪审团。如果我们的估计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能证实它，绝不会有审判发生。

听了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后，人群变得躁动不安起来，准备出发。合唱团又开始唱歌，扈棺人抬起棺材，领着队伍离开大楼。跟在棺材后面的是游行的组织者，莫迪凯也在其中。其他人跟在后面。有人递给我有朗蒂头像的告示牌，我和别人一样把它举得高高的。

有钱有势的人不会参加游行，他们的世界安全、干净，有法律保障他们的幸福。我以前从未在大街上游行过，为什么要游行呢？走过一两个街区后，我忽然感到奇怪。走在人群中，高举着告示牌，告示牌上是一个生了四个私生子的二十二岁的黑人母亲的头像，这会是我吗？

但我不再是几个星期前的我了。我再也不能回到从前，即使我想。我过去只关心金钱、财产、地位，现在这些都变成了对我的折磨。

所以我在游行队伍中感到轻松自如。我和他们一起呼喊口号，与别的人步调一致地挥舞手中的告示牌，甚至唱起了我原先不熟悉的圣歌。我初尝游行示威的滋味，决定以后还要参加。

路边的路障保护着我们一路向国会山缓慢地移动。游行组织得很好，由于规模巨大，沿途吸引了人们的注意。棺材被停放在国会山前的台阶上，我们聚集在棺材的四周，再一次聆听民权运动家们和两名国会议员发表的激烈的演讲。

演讲无甚新意，我已经听够了，对我的那些无家可归的兄弟姐妹们也无多大实际的益处。从星期一人这个新行当以来，我已经接了三十一桩案子。三十一个活生生的人在等着我为他们排忧解难：申请食物配给券，寻找住处，调解离婚纠纷，答辩刑事指控，索要拖欠的薪水，阻止被驱赶出户，帮他们戒毒。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对我并不太难。过去作为一名从事反托拉斯业务的律师，我很少要面对客户，而现在做贫民律师就不一样了。

我在路边售货亭里买了一包便宜的雪茄，向草地广场走去。

第25章

我来到帕尔马一家过去的住处，敲他邻居的门。里面传出女声，“谁呀？”问话者无意开门。在此之前我花了许多时间考虑我的计策，在开车来贝塞斯达的路上我甚至还演练过，但我觉得破绽还是不少。

“我是鲍勃·斯蒂文斯，”我说，语气中带着谦恭，“找赫克托·帕尔马。”

“找谁？”她问。

“赫克托·帕尔马，他过去住在你的隔壁。”

“你有什么事？”

“我欠他一笔钱，想找他，仅此而已。”

倘若我是来收房租的，或者是来执行别的令人不快的任务，那帕尔马的邻居们肯定会有戒备心理。我想这是一个高明的小计策。

“他搬走了。”她断然道。

“我知道。你知道他搬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

“他搬离这个地方了吗？”

“不清楚。”

“你看见他搬家吗？”

我想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她没法再搪塞了。但她拒绝回答，反而退到里间，也许在打电话叫保安，我重复一遍我的问题，又按响门铃，没有任何反应。

我来到赫克托家另一侧邻居的门前。门铃响过两遍后，门轻轻打开，直到门后的链条绷直，一个与我年龄相仿、嘴角残留着调味酱的男人问道：“什么事？”

我又把那套鲍勃·斯蒂文斯的话重复了一遍。他仔细听着，他的孩子在他身后的客厅里嬉笑打闹，电视的声音很吵。现在八点已过，外面又黑又冷，而我则打扰了一顿很迟的晚餐。

但他并没有不高兴。“我一直不认识这个人。”他说。

“那么你认识他太太吗？”

“不认识。我经常旅游，大部分时间不在家。”

“你太太认识他们吗？”

“不。”他匆忙答道。

“你或者你太太看到他们搬家吗？”

“上周末我们不在家。”

“你也不知道他们搬往何处。”

“是的。”

我谢了他，转身发现一名穿制服的大块头保安。他像电影中的街头巡警一样，右手的警棍不断敲打左手掌心。“你在干什么？”他厉声道。

“找个人，”我说，“把警棍拿开。”

“拉皮条是犯法的。”

“你聋了吗？我在找人，不是拉皮条。”我从他面前走过，向停车场走去。

“我们接到投诉，”他在我身后说，“你得离开。”

“我这就走。”

在不远处的一家连锁店里喝杯啤酒，吃了块玉米饼当晚餐。在郊区的饭馆里吃饭使我觉得更安全。这家饭馆供应面包和牛排，是一家全国连锁店。它在新兴的小镇中开有分店，因而着实赚了不少钱。就餐者主要是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年轻公务员，下班之前在此小聚，一边喝着生啤酒，观看体育比赛，一边谈论着国家大事。

独处是对生活的一种调节，暂时把妻子和朋友都抛在脑后。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埋头苦干了七年，也无暇顾及友谊和婚姻，没想到到了三十二岁还得重过单身生活。当我观看着电视比赛，打量着周围的女人时，我不禁问自己，难道还要回到酒吧和俱乐部寻找安慰吗？应该有别的地方可去、别的方法可循。

我感到沮丧，离开了饭馆。

我慢慢开车回城，不急于回到寓所。我的名单在租房者名录上，存放在某个地方的电脑中，我想警察不费多大力气就能找到我住的阁楼。如果他们想逮捕我，肯定会夜里来。他们喜欢半夜敲我的门，使我惊慌失措；搜身的时候他们会趁机修理我一下，给我戴上手铐，推我出门，乘电梯下楼时死死抓住我的胳膊，把我塞进警车的后座，最后把我押送到市监狱。我将是那天夜里唯一被捕的有体面职业的白人。他们肯定会把我投进临时牢房中，同监犯中什么样的杀人犯都有；他们会让我在里面自生自灭。

我不管做什么，都随身带着两样东西。一样是手机，我一旦被捕就用它通知莫迪凯；另一样是一沓钞票——有两万之多——用来充当保释金，这笔钱能助我逃脱牢狱之灾。

在离我的住处两个街区以外的地方，我把车停下，仔细观察每一辆空车，看是否藏有可疑的面孔。我就这样小心谨慎地走进阁楼，没人来打扰我。

我的客厅中添置了两张帆布椅和一只塑料储物箱，这只箱子我平时也用作咖啡桌或脚凳。电视机放在另一只与之配对的储物箱上。我喜欢房间里家具少少的，多给自己一点空问。没人会看到我是怎样生活的。

从电话留言中得知母亲曾打过电话来，她和父亲正为我担心，要来看我。他们已和我哥哥沃纳谈过我的事，他可能也要来看我。我几乎可以想见到他们谈论我的新生活的情形，肯定会有人来劝我。

为朗蒂举行的示威集会成了十一点的头条新闻。电视上反复播放停在市政大楼台阶上的五副黑棺材的特写镜头，以及随后的游行。莫迪凯对人群发表演讲的场景也被摄入镜头。参加游行的人数之多超出我的想象，从电视上看大约有五千人。市长对游行未置一词。

我关掉电视，给克莱尔打电话。四天来我们没通过话，我想我该显示点儿骑士风度，还是由我来首先打破僵局吧。严格说来我们还是夫妻。一周后一起吃顿饭还是不错的。

铃声响到第三声时，一个陌生的声音不情愿地问道：“喂。”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一刹那之间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现在是星期四晚上十一点半，克莱尔房中竟然有一个男人，我搬出一周末到。我几乎想挂断电话，但还是打起精神，说：“请克莱尔听电话。”

“你是谁？”他生硬地问。

“迈克尔，她丈夫。”

“她正在淋浴。”他说，好像松了一口气。

“告诉她我给她打过电话。”说完我飞快地挂断电话。

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直到深夜，然后穿上衣服出门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