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律师-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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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她我给她打过电话。”说完我飞快地挂断电话。

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直到深夜，然后穿上衣服出门走走。外面很冷。当一桩婚姻破裂时，你就会胡思乱想。究竟是因为志趣不投呢，还是真实原因要复杂得多？难道我事先没瞧出一点端倪？他究竟是个偶然的一夜过客呢，还是他们早就有来往？他是个有家室的一时头脑发热的医生呢，还是个能弥补我给她带来的空虚，年轻的精力旺盛的医学院学生呢？

我一直对自己说，这算不了什么。我们不是因为不忠于对方才决定离婚。现在考虑她有没有胡来为时已晚。

我们的缘分尽了，再明白不过了，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不会再原谅她。她已成为过去。我决定放弃她，忘了她。如果我有权追逐女人，那么她享有同样的权利。

对，就这么定了。

凌晨两点，我不知不觉来到了杜邦广场。我不理同性恋者发出的口哨声，走过无家可归者的身旁，他们蜷缩在破被子里，睡在长凳上。这很危险，但我丝毫不在意。

几个小时后，我买了一盒十二只装的油炸饼圈，外带两大杯咖啡和一份报纸。露比如约等在门前，冻得直打颤。她的眼睛更红了，笑容也有点僵硬。

我们的谈话地点在办公室中前面的一张办公桌上，上面堆放文件最少。我把桌面清理了一下，招待她喝咖啡吃饼圈。她不喜欢巧克力夹心的，而偏好那种水果夹心的。

“你看报吗？”我打开报纸时间她。

“不看。”

“你认识字吗？”

“不多。”

于是我读给她听。我从第一版开始，主要是因为上面登着一幅巨照，照片上的五副棺材看上去好像漂浮在人海中。报道配以大字标题，登在报纸的中问。我把全文一字不漏地读给她听，她很用心地听着。她也听说了有关伯顿一家冻死街头的传闻；她对细节很感兴趣。

“我会这样死去吗？”她问道。

“不会，除非你车中装有引擎，打开空调取暖。”

“我希望有空调。”

“你会因暴露在外而死。”

“什么意思？”

“冻死。”

她用餐巾纸擦擦嘴，小口喝着咖啡。奥塔里欧一家丧命的那天夜里气温是华氏十一度。露比究竟是如何活下来的呢？

“天气最冷的时候，你去哪儿呢？”我问。

“哪儿都不去。”

“你呆在车里吗？”

“是。”

“你怎样御寒呢？”

“我用许多毯子裹住身子。”

“你从没去过避难所？”

“从没去过。”

“你愿意去避难所吗？如果你愿意，就能见到特伦斯。”

她侧过头来，奇怪地望了我一眼。“再说一遍。”她说。

“你想见特伦斯，对不对？”

“对。”

“那么你必须戒毒，对不对？”

“对。”

“要戒毒，你得在戒毒中心呆一段时问。你愿意吗？”

“让我想想，”她说，“让我好好想一想。”

这仅仅是一小步，但并非无足轻重。

“我能帮你见到特伦斯，你会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你必须戒毒，不再吸毒。”

“我怎样才能做到呢？”她问，目光不敢与我相接。她用身子围住咖啡杯，热气冒上她的脸颊。

“你今天去‘内奥米之家’吗？”

“是的。”

“我跟那边的头谈过。他们今天有两个聚会：酗酒者和吸毒者聚会，就是所谓的‘禁酒禁毒协会’。我要你都参加。那边的头会打电话给我。”

她点点头，那模样就像个挨了骂的孩子。眼下我不想逼她太紧。她小口吃着饼圈，啜饮着咖啡，出神地听着我给她念报上的故事。她对国际新闻和体育报道不太感兴趣，但颇关注本埠的新闻。她许多年前曾参加过一次投票选举，所以对本城的政治倒也不是一窍不通。她能听懂犯罪报道。

一篇长篇社论抨击国会和市当局没能妥善安置无家可归者的生活，它警告道，还会发生像朗蒂一家这样的悲惨事件，还会有儿童死在街头，死在国会山的脚下。我把社论解释给露比听，她赞同上面的每一句话。

外面下起了一阵轻柔的冷雨，我开车送她去她的下一站——“内奥米之家”。那是坐落在西北部第十大街的一幢四层楼的排屋，它所处的街区房屋结构与别的街区相似。它每天上午七点开门，下午四点关门，向前来求助的无家可归的女人提供食物、淋浴、衣服、各种活动和咨询。露比是那里的常客，所以当我们到达时她的朋友纷纷向我们打招呼。

那里的负责人是一个名叫梅甘的年轻女人。我与她轻声交谈，计划让露比戒酒戒毒。那里收留的女人中一半心理不健康，一半是酗酒吸毒者，还有三分之一HIV呈阳性。梅甘告诉我露比没患传染病。

我离开时，女人们挤在大厅里齐声歌唱。

我正埋头工作时，索菲亚敲我办公室的门。我还没开口她就进来了。

“莫迪凯说你正找一个人。”她手中拿着记事本，准备记录。

我想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她说的是赫克托。“啊，是的，我在找一个人。”

“我会帮你。告诉我你知道的关于他的一切。”她坐下来，开始记录。我一口气说出他的姓名、住址、失踪前受雇的公司、外貌特征，以及他有妻子和四个孩子的事实。

“年龄？”

“三十岁左右。”

“大概的薪水？”

“三万五。”

“既然他有四个孩子，那么至少有一个在上学。从他的薪水以及他住在贝塞斯达来看，我怀疑他有额外收入。他是西班牙裔，所以很可能信天主教。还有别的情况吗？”

我再也想不出别的。她返回她的办公桌，打开一本厚厚的记事本，飞快地翻动着内页。我让门开着，所以能看见她做的一切。她的第一个电话打给在邮局工作的某人，随即谈话变成了西班牙语，我听不懂。她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先用英语与接线员打招呼，然后又换作她的母语。她给天主教教区打电话，接着又引来一大串电话。我对她的举动失去了耐心。

一小时后，她走到我的门边，大声道：“赫克托一家搬到了芝加哥，你需要他们的住址吗？”

“你是怎样……”我吞下了后半句话，吃惊地盯着她。

“别问了，是通过他们教堂的一个朋友的朋友。他们上个周末匆匆忙忙地搬去。你需要他们的新住址吗？”

“要多长时间才能找到？”

“这可不太容易，不过我能告诉你大致的方向。”

已经有六个人坐在她的办公桌前，等待咨询。“现在不忙吧，”我说，“待会儿再说。多谢。”

“小事一桩。”

小事一桩？我花了几个小时晚上去敲他邻居的门，晚上寒气逼人，还要躲避保安的纠缠，又得提防有人打黑枪。而她只打了个把钟头的电话就办妥了。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在芝加哥分部有一百多名律师，我以前办案去过两次。分部的办公室设在靠近湖畔的摩天大楼里，大楼的门厅就有几层，楼前环绕着喷泉和许多商店，自动扶梯蜿蜒而上。对赫克托·帕尔马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藏身瞭望之处了。

第26章

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们在街头活动，四处散落在人行道、街道护栏、下水道、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干草堆、窨井盖、消防水龙头、垃圾箱、巴士站头和沿街店面等地方。他们日复一日地在这熟悉的区域内闲逛。因为有的是时间，他们会停下来闲聊，观察一辆交通受阳的汽车，注意到街角处又来了一个新毒贩，认出他们地盘上的新面孔。他们在街边坐下，破帽遮颜，隐身于店前的阴凉之处，就像街头的步哨一样，留心着周围的动静。他们听得见街头发出的各种声音，嗅得出汽车尾部释放的废气和廉价饭馆里油炸食品的香气。同一辆计程车一小时内驶过两次，他们知道；远处传来一声枪响，他们知道来自何处；一辆挂着弗吉尼亚或马里兰州牌照的高级轿车正停靠在街道护栏边，他们会留意它直到它开走。

一个便衣警察正守候在一辆无标记的汽车内，他们也看见了。

“警察在外面。”一个咨询者对索菲亚道。她走向前门，向东南方Q大街望去，在那里停着一辆乔装的警车。半小时后，她又查看了一次，还在那儿。她走向莫迪凯的办公室。

我当时浑然未觉，因为我一面在争取食物配给券，一面在与检察官办公室据理力争。今天是礼拜五下午，市政府机关的官僚们在这样一个好日子里却不能恪尽职守，正准备提前下班。索菲亚和莫迪凯一起过来把消息通报给我。

“我想警察正在守候。”莫迪凯表情严肃地说。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藏身桌下，但我没那么做。我极力保持镇定。“他们在哪里？”我问，好像他们的藏身之处真的很重要。

“在街的拐角处。他们在那儿监视这幢楼半个多小时了。”

“也许他们是冲你而来。”我说。哈哈。可是人人都板着面孔。

“我打电话问过了，”索菲亚说，“他们带着逮捕令，要以严重盗窃罪逮捕你。”

一桩严重罪行！监狱！一个英俊的白人男子被抛进火坑。我转移了一下身体的重心，尽量掩饰自己的恐惧。

“一点都不奇怪，”我说，“这种事常有，让我们来摆平它。”

“我认识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个人，我会去见他，”莫迪凯道，“如果他们允许你自首就好了。”

“那当然好，”我装做漫不经心的样子说，“但我一下午都在给检察官办公室打电话，没人接。”

“他们有两百名律师。”他说。

莫迪凯在那方面没什么朋友，警察和检察官是他天然的敌人。

行动计划很快制订好了。索菲亚打电话给保释官，让他去监狱与我们会面；莫迪凯去找一名慈悲为怀的法官。虽然没说出口，大家心里都明白——现在是星期五下午，在市监狱我能否平安度过这个周末还是个未知数。

他们去打电话，而我呆坐在办公桌前，失去了行动和思考的能力，只是留意着前门的动静。他们没让我等太久。四点整，加斯科少尉带人进来了。

我想起了与加斯科第一次打交道的情形，当时他正搜查克莱尔的公寓。我大声叱骂他，记下他们的名字，威胁要狠狠告他们一状，他说的每句话都被我针锋相对地顶了回去。当时我是个咄咄逼人的律师，而他则是个地位低下的警察，我从未想到有朝一日他会趾高气扬地来逮捕我。但他来了，像上了年纪的苏格兰佬那样神气活现，脸上的表情又是轻蔑又是得意，手中拿着一沓文件正准备甩在我的胸口。

“我要见布罗克先生。”他对索菲亚道。就在此时，我微笑着走进前面的房问。

“你好，加斯科，”我说，“又来找那份文件？”

“不，今天不是。”

莫迪凯从他的办公室现身出来，索菲亚站在办公桌旁，人人面面相觑。“你有拘捕令吗？”莫迪凯问。

“是的，是布罗克先生的。”加斯科道。

我耸耸肩：“走吧。”向加斯科走去。他的一名手下从手腕上解下一副手铐。我打定主意至少看上去要镇定自若。

“我是他的律师，”莫迪凯道，“让我看看那个。”他从加斯科手中接过拘捕令，仔细查验。我被戴上手铐，双手扭在身后，手腕处一片冰凉。手铐太紧了，至少比平时要紧，我咬牙挺住，不动声色。

“我很乐意送我的当事人去警察局。”莫迪凯道。

“谢谢了，”加斯科道，“不过还是让我代劳吧。”

“要送他到哪儿去？”

“中央监狱。”

“我陪你去。”莫迪凯对我说。索菲亚正在打电话，这比莫迪凯陪我去更使我感到宽慰。

三个咨询者目睹了全过程，三个好心的街头绅士进来给索菲亚通风报信。他们仍坐在那里等，当我从他们身旁经过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其中一个混蛋用劲拧我的胳膊，在我背后推推搡搡。我们经过前门，来到外面的大街上。我想快点藏身车中。他们的警车是一辆脏脏的无标记的白色车，停在大街拐角处。街头的流浪者们都看到了——车停在那个位置，警察冲进去，警察带我出来，我双手戴着手铐。

“一名律师被捕了。”他们很快会互相窃窃私语，这个消息也会闹得街头人人尽知。

加斯科和我坐在后座。我压低身体，闭上眼睛，逮捕所引起的震惊也渐渐平息下来。

“真是浪费时问。”加斯科脱下一只牛仔靴，放在大腿上，舒展自己的身体。“我们有一百四十件谋杀案没破，吸毒的人比比皆是，还有那些在中学里贩毒的家伙，可还得在你身上浪费时问。”

“你是在审问我吗，加斯科？”我问。

“不是。”

“很好。”他并没将米兰达原则①放在心上，除非他开始讯问，否则也不必如此。

①米兰达原则：美国最高法院规定在讯问在押的嫌疑分子之前，侦察人员必须告知对方有权保持缄默，不作自证其罪的供词，并有权聘请律师，要求讯问时有律师在场。

警车沿十四大街向南飞驰，既无警灯又无警笛，当然也不把交通信号和行人的安全放在心上。

“那么放了我。”我说。

“如果我能做主，我肯定放你。不过这次你确实惹恼了某些人。检察官告诉我说有人向他施压，要他批准逮捕你。”

“是谁向他施压？”我问，但我知道答案。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不会在警察身上浪费时间，他们宁愿通过法律途径迫使大检察官采取行动。

“受害者。”加斯科口气中带着极大的讥讽。我同意他的看法，确实很难把这帮富有的律师想象成一桩罪行的受害者。

许多名人也曾被捕过，我使劲地回想他们的名字。马丁·路德·金一生几度身陷囹圄，还有像伯斯基和米尔肯那样以及我一时记不起名字的著名大盗。那些影星和运动明星也曾酒后驾车、嫖娼、携带毒品。他们也一样被塞进警车后座，像普通罪犯那样被带走。一位从孟菲斯来的法官被判终生监禁；我上大学时的一个熟人正被关在过渡教习所；我以前的一个客户因为逃税被关进联邦监狱。这些人都曾被捕，被带过闹市区，受到警方指控，留下指纹，被拍照，照片上编有号码。所有人都平安渡过了牢狱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