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律师-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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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基斯勒面谈的时间正如我期待的那样短暂。我提出无罪申诉，填了一些表格，然后匆匆离去，拉夫特早不见了人影。

“在我进去之前，你和基斯勒都谈了些什么？”我一坐进汽车就问。

“他都告诉你了。”

“他真不好对付。”

“他是个好法官，但也做过许多年律师，是刑事辩护律师，而且是最出色的一个。他对一个律师窃取同行的文件不敢苟同。”

“如果证实我有罪，会判几年？”

“他没说，但你肯定得坐牢。”

我们在红灯前停下，幸亏是我开车。“好吧，律师先生，”我说，“我们怎么办？”

“我们有两周时间，让我们慢慢考虑，现在还不是做决定的时候。”

第33章

《邮报》上登了两篇报道，都在显著位置，且配有照片。

第一篇是昨天预报过的——关于朗蒂·伯顿悲惨生活的长篇报道。她的外祖母是消息的主要来源，虽然那位记者还联系了伯顿的两个姨妈，一名前雇主，一名社会工作者，她以前的老师，在狱中服刑的她的母亲和两个弟弟。凭着强烈的进取心和雄厚的财力，《邮报》在搜集事实方面干得很出色，倒省去了我们亲自调查的麻烦。

朗蒂的母亲生下她时才十六岁，她在三个孩子中排行第二。三个孩子都是非婚生，有着不同的父亲，她的母亲从未透露一点关于她父亲的口风，她在东北区的恶劣环境中长大，随着她的问题母亲到处流浪，偶尔也与她的外祖母和姨妈生活一段时问。她的母亲是几进“宫”的人物，而她自己在六年级时退了学，从那时起，她就注定了前景黯淡，与她做伴的是毒品，走马灯似的男朋友，流氓团伙，小偷小摸，以及街头的危险生活，她干过几份最低薪水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总是干不长。

市警察局的档案反映了她的大部分经历：十四岁时因在商店行窃而被捕，经由少年法庭判决；三个月后因在公共场合酗酒再次受到指控，再次上少年法庭；十五岁时携带含酒精饮料，还是少年法庭；七个月后受到同样的指控；十六岁时因卖淫而被捕，按成人处理，虽判罪但未入狱；因严重盗窃罪被捕，从当铺中偷了一台便携式激光唱机，虽判罪但未入狱；十八岁时在特区总医院生下奥塔里欧，出生证上没有列出父亲的姓名；生下奥塔里欧两个月后因卖淫罪被捕，虽判罪但未入狱；二十岁时还是在特区总医院生下一对双胞胎，阿朗佐和丹特，仍然不知父亲是谁；接着是特米科，那个襁褓中的婴儿，是她二十一岁时所生。

在这段悲惨的叙述中，迸出一星希望的火花。生下特米科以后，朗蒂踉跄走进“玛丽之家”，一个与“内奥米之家”相似的妇女日托中心。在那里她遇见了一个名叫内尔·卡瑟的社会工作者，卡瑟女士在报道中详述了她的看法。

根据她的叙述，朗蒂临死前几个月开始决心摆脱街头，过干净的生活，她主动服用“玛丽之家”提供的避孕药；渴望戒断酒瘾毒瘾；她参加了中心的戒酒戒毒疗程，鼓起勇气与毒瘾抗争，虽然未能摆脱毒魔的纠缠；她很快提高了阅读技巧，幻想有一天能找个稳定的工作，供养她的小家。

卡瑟女士最终为她找了一个工作，在一个大型食品店把农产品摆上货架，每周二十个小时，每小时四点七五美元，她在工作中从未出过差错。

去年秋天的一天，她小声告诉内尔·卡瑟，说她找到了住的地方，但要卡瑟代她保密，卡瑟要去亲自查看，因为这是她的本职工作之一，但她拒绝了。朗蒂说那是不合法的；那是一间小小的带两个房间的公寓房，有屋顶，有装了锁的门，附近有一间浴室。她每月支付现金一百美元。

我记下内尔·卡瑟的姓名，在“玛丽之家”工作。想到她站在证人席上，对陪审团讲述伯顿一家的故事时的情形，我不禁暗自笑了。

朗蒂一想起会失去她的孩子就不寒而栗，因为这样的事常有。“玛丽之家”的绝大多数尤家可归的妇女都已经失去了她们的孩子，朗蒂这样的恐怖故事听得愈多，就愈坚定了她与孩子呆在一起的念头。她学习更用功了，甚至学会了操作电脑，而且有一次连续四天没碰毒品。

忽然她被扫地出门，她的为数不多的随身物品和她的四个孩子被抛在街头，卡瑟女士第二天见到了她，她的情况是一团糟。孩子们又脏又饿；朗蒂喝得醉醺醺的。“玛丽之家”有一条规定，凡是明显喝醉了的或服用了毒品的人一律禁止入内，那里的负责人被迫请她走人，卡瑟女士从那以后再也没见过她；也没听到过她的消息，直到她在报纸上看到她和四个孩子的惨死。

我看这篇报道的时候想起了布雷登·钱斯。我希望他也在读它，在这样一个早晨，在他那弗吉尼亚郊区温馨怡人、陈设考究的家中，我敢肯定他在早上这个时候已经醒了，处在如此巨大压力下的人怎能睡着呢？

我要让他受到良心的谴责，要让他明白正是由于他对别人的权利和尊严的践踏才产生了如此巨大的苦难，你坐在精致豪华的办公室里，布雷登，为你的滚滚财源而努力工作，为你有钱的客户准备一份又一份的文件，读着助手们呈上来的备忘录。你派他们去执行那项肮脏的任务。这个冷酷无情、阴险毒辣的疏散住户的决定正是你做出的，而你本应该阻止。他们只是些占住者，难道不是吗，布雷登？像牲口一样活着的卑贱的流落街头的黑人，没有任何书面的东西，没有租契，没有文件，因此没有任何保障可言。把他们抛出去。对他们下手晚了会阻碍工程的进展。

我想打电话到他家，让他连早晨的咖啡杯都端不稳，对他说：“现在感觉如何，布雷登？”

第二则报道令人又惊又喜，至少从法律的角度看是这样，它同时又是个难题。

朗蒂的一个前男友被发现了，是一个名叫基托·斯派斯的十九岁的街头阿飞。他的照片会吓坏每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基托有许多话要说，他自称是朗蒂后三个孩子的父亲，包括那对双胞胎和尚在襁褓之中的婴儿。三年来他断断续续地与她生活在一起，聚少离多。

基托是典型的市中心贫民区的产物，无业，高中时辍学，有前科。他的可信度将一直受到怀疑。

他曾与朗蒂及他俩的孩子住在那座仓库，只要一有钱就帮她付房租。去年圣诞节后，他们吵了架，后来他离开了，他眼下正与一个丈夫在狱中服刑的女人同居。

他对疏散一事一无所知，尽管他感到那是非法的，当别人问他仓库中的情形时，他提出了足够的细节使我相信他确实曾在那里住过。他的描述与赫克托备忘录中所载相似。

他不知道仓库为蒂尔曼·甘特利所有。一个名叫约翰尼的家伙收取房租，每个月十五号，一百美元。

我和莫迪凯要尽快找到他，我们的证人名单越来越长，而斯派斯先生也许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基托对他的孩子的死和孩子母亲的死深感伤心。我曾留意观察葬礼，基托绝对没有参加。

案子受到的舆论关注超出了我们当初的想象。我们只想要一千万美元的赔偿，这个可观的数字在报上登出后街上的人们议论纷纷。朗蒂曾和无数个男人发生过关系，基托是第一个未来的父亲，有这样一大笔钱等人招领，其他的父亲们会纷纷跳出来，痛陈他们的丧子之痛，大街上满是这样的候选人。

这就是他的故事的负面效应。

我们永远别指望与他交谈。

我打电话给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找布雷登·钱斯，一个女秘书接了电话，我重复了一遍我的请求，“您是谁？”她问。

我报了一个假名，声称要当他们公司的客户，是河橡公司的克莱顿·本德介绍来的。

“钱斯先生不在。”她说。

“那他什么时候在呢？”我不客气地问。

“他度假去了。”

“很好。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不清楚。”她说。我挂断电话。度假要一个月，然后变成公休假，然后是请假外出，最后被逼得没办法只得承认钱斯已被解雇。

我早就怀疑他不在公司了，这个电话证实了我的猜测。

过去七年来公司就是我的生命，因此不难预测它的行动。它的狂妄自大不容许别人损害它的名誉。

我们一递交诉状，我怀疑他们就从布雷登·钱斯那里得到了真相。是他自己主动坦白，还是他们刺探出来，这一点无关紧要。他从一开始就撒了谎，致使整个公司如今受到起诉。也许他向他们出示了赫克托备忘录的原件，连同朗蒂的房租收据；更有可能的是他早已毁了这些，被迫说出他所隐瞒的一切。公司——阿瑟·雅各布斯和董事会——最终得知了真相。疏散住户是不该发生的，代表河橡公司的钱斯应该用书面形式中止口头租房协议，并提前三十天通知租住户。

三十天的延迟会妨碍邮政大楼的开工，至少对河橡公司来说是这样。

而三十天的缓冲期将使朗蒂和其他房客安全度过冬季最寒冷的日子。

钱斯被迫离开了公司，毫无疑问他的股份被高价买断。赫克托可能飞回总部做了简单的汇报，既然钱斯已走，赫克托可以说出真相以保全他的职位，他当然不会透露与我的接触。

关起门来，董事会面对着事实，公司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曝光。拉夫特和他的律师小组设计了应对之策。他们会强烈反对伯顿一案援引德雷克和斯威公司尼的失窃文件。如果失窃的文件不能作为呈堂证供，那么这桩官司就不应受理，从法律的角度看这一点完全成立。

然而，他们还没来得及实施他们的计划，报纸就介入了，许多证人被发现，他们能够证明受文件保护的同样的事实，我们能够在不考虑钱斯掩盖的事实真相的情况下证实我们的指控。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一定乱成了一团，四百名咄咄逼人的律师决不甘心三缄其口，公司免不了要生内乱，把我换作他们，面临着公司其它部门引起的类似的丑闻，我也会挺身而出，搞它个水落石出，摆脱新闻界的纠缠。采取“鸵鸟政策”是行不通的，《邮报》的曝光只是正式审判的一个样板，而正式审判要等到一年以后。

还有来自另外一方的压力，文件中没有表明河橡公司对占住者的了解程度。事实上钱斯和他的客户之间并无多少联系，表面上看来他只是执行指令，尽快办成此事。河橡公司施加压力，钱斯在前面冲锋陷阵。

如果假设河橡公司不知道疏散是非法的，那它就有权控告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它雇公司为它干活，活儿弄成一团糟，而过错造成的损失却要由客户来承担，有三点五个亿做后盾，河橡公司有足够的力量迫使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弥补过失。

其它的大客户也会有意见，“究竟是怎么回事？”公司的每个股东都能听到这些大主顾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在你死我活的商界里，其它公司的贪婪成性者工准备伺机而动。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注重自己的公众形象和知名度，所有的大公司莫不如此。没有一个公司能承受加在我的前东家身上的打击。

国会议员伯克霍尔德复原得很好。手术后的第二天，他在精心布置的场景中会见了新闻界，他们推着他的轮椅上了医院大厅内的临时演讲台，在他的漂亮的妻子的搀扶下他站起身来，并向前踏了一步，开始演讲，他凑巧也穿了一件鲜红颜色的山地人运动衫，脖子上缠着绷带，左臂上悬着吊带。

他宣称自己仍然活着，而且状态良好，过不几天就要回国会山办公，并向印第安纳州的家乡父老们问好。

在他感觉最好的时刻，他提起了街头犯罪和各个城市的治安状况日渐恶化的问题（他的家乡有八千名无家可归的人）。首都的状况如此之差简直是个耻辱。因为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他决定从现在起投入大量的精力整顿街头的秩序，他发现了一个新目标。

他胡扯了一通要控制枪支的使用和建造更多的监狱。

这次枪击事件一时间给华盛顿警方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清理街头，参众两院的议员们聒噪了一整天，抱怨华盛顿市区的不安全，结果傍晚时分又发动了一次大扫荡。国会山附近的每一个醉鬼、乞丐、无家可归者都被赶得更远，有些被逮捕，其他人则被装进囚车，像牲口一样被运到更远的居民生活区。

晚上十一点四十分，警察赶到位于东北区罗得岛街与第四大街交界处的一座酒吧。吧主听到了几声枪响，当地的一个流浪者报告说看见一个人被击倒。

在酒吧旁的一块空地上，碎石乱瓦堆的背后，警察发现了一具年轻的黑人男性的尸体。血还是热的，正从脑袋上的两个窟窿中汩汩而下。

稍后发现死者是基托·斯派斯。

第34章

露比星期一早晨又出现了，对早点和新闻的胃口都很大。当我比往常晚些于八点钟赶到办公室时，她正笑吟吟地坐在台阶上等着，并热情地招呼我。为了提防甘特利，我不得不迟些出发，并且绕路而行。

她看上去还是老样子，我想也许我能从她的脸上看出她滥用毒品的痕迹，但并无异常，她目光呆滞而忧伤，但情绪很好。我们一起进了办公室在老地方坐下来。有人在大楼内做伴多少让我感到心安。

“你过得怎样？”我问。

“很好。”她说着伸手从纸袋中取了一块饼干，食品共有三袋，全是上周买的，是专为她准备的，虽然莫迪凯留下了一些饼干碎屑。

“现在住哪儿？”

“住在车里。”还能住哪儿呢？“我真高兴冬天就快过去了。”

“我也很高兴，你去过‘内奥米之家’吗？”我问。

“没有。但今天准备去。我不太舒服。”

“我用车送你去。”

“谢谢。”

交谈有点僵滞，她等我问她上次住旅馆的事，我本来想问，但后来改变主意不问了。

咖啡煮好了，我倒了两杯，放在桌上，她正在吃第三块饼干，像老鼠一样沿着饼干的边缘不停地小口啃着。

我怎能对这样一个可怜的人凶巴巴的呢？还是让她听新闻吧。

“读报给你听？”我问。

“好啊。”

报纸的头版上登了市长的一幅照片，既然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