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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性-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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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说明了他为他的男主角所选的情妇都缺乏财产和文雅的原因。为大作家考士托斯，他提供了一个性苦闷和百无聊赖的外省老姑娘，还有一个粗俗、自私、极右的中下层女人。这简直是用十分简陋的尺度来衡量一个优秀的人物，这个弄巧成拙的程序造成的结果是，他令人感到很渺小。但这没关系，考士托斯相信自己很伟大。女人最微小的弱点也足以喂养起他的虚荣。《少女们》中有一段文字尤其意味深长，在上床与考上托斯同寝之前，索兰日正在为就寝做准备。“她得去上厕所，于是考士托斯想起他曾骑过的一匹母马，那马很烈，十分干净，每当他骑在它背上，它从不撒尿或喘息。”看起来这只是个撒尿的小事，但它说明了对肉体的嫌恶（我们想起了斯威夫特：赛利亚通便），把女人视同家畜的愿望，以及剥夺她的任何自主权。不过，心里很不高兴的考上托斯此刻却忘了他也要拉屎撒尿。同时，当他厌恶一个流汗和身上有味的女人时，他却排除了他自己肉体上的隐秘：他那洁净的精神是由肌肉和生殖器支撑起来的。在《欲望的源泉》一书中，蒙特朗宣称：“蔑视比渴望更高尚”；在《圣地亚哥的团长》一剧，奥瓦罗高喊：“厌恶就是我的面包。”当一个人正在对自己感到很满意时，蔑视该是多么好的辩解！从他独自思考和判断这一事实出发，他感到他根本不同于他所指责的另一个人，在不付出他指责别人所犯错误的代价的情况下，洗清了自己。蒙特朗一生中一直在用何等的愤怒来发泄他对世人的蔑视啊！骂他们愚蠢，足以使他自觉聪明；说他们懦弱，足以使他自觉勇敢。在纳粹占领法国初期，他混迹于一群蔑视其战败同胞的酒徒中；他既非法国人，也非战败者，他高居一切之上。他间接地同意，他蒙特朗只会责备，并没有比其他人为阻止失败做更多的事情；他甚至不愿意去部队中当军官。但是，他立刻开始怒不可遏地责备。如果他假装为他的厌恶之情感到遗憾，那正是为了更真实地感到厌恶，并且更加从这种感觉中得到乐趣。实际上他认这类事情中得到了这么多的方便，以至他千方百计寻求把女人推人悲惨的境地。他用金钱或珠宝勾弓陆姑娘，以此自娱：如果她们接受了这些不怀好意的礼物，他就十分高兴。为了消遣，同安德莉玩虐待狂的游戏，不让她受苦，而是看她自轻自残。他激起索兰日杀婴；她接受了他的安排，于是考上托斯欲火中烧：在一阵轻蔑的冲动中，地占有了这个未来的杀婴者。
了解这种态度的关键在他那篇毛毛虫的寓言中：不管这篇寓言暗藏的意向是什么，它依然是意味深长的。在往一些毛毛虫身上撒尿的时候，蒙特朗放过其中的一些，而杀掉另一些，从而自娱；他对生之搏斗报以可笑的同情，慷慨地让毛毛虫得到机会；这个游戏使他感到人迷。如果没有毛毛虫，这一泡尿不过一种排泄物而已；现在它成了生或死的工具；在蠕动的昆虫面前，这个松援兵膀胱的人了解到上帝的专横孤独，他不会受到报复的威胁。因此，在对付钱女人的时候，男人在脚手架的高处时而残忍，时而慈悲，时而正义，时而又胡闹，他给予、拿走、制造快乐、表示怜悯、发怒，他只随他的高兴行事，他是高高在上，随心所欲和不可一世的。而这些践发只是践发或什么都不是。她们将被有目的地挑选出来，她们的弱点将被迁就，她们将被如此固执地当野兽对待，以至她们最终接受了她们的地位。路易斯安那和乔治亚的白人也以同样的方式欣赏黑人的小偷小摸和小小的撒谎：他们从他们的肤色授予的优越地位得到了安全感；如果这些黑人中有一个人固守忠诚，他反而会因此受到更坏的待遇。同样，在集中营中，人性的卑劣被全面地暴露：做主人的种族在这种卑劣中找到了证明，证明他们是超人的精华。
要评判蒙特朗对待文人的态度的正当设，最好还是仔细检验他的伦理学。因为我们最终必须知道，按照他的观点，女人到底是以什么名义受到指责的。他的态度并没以与之正面对应的态度来解释它；它只表现了他自己的生存选择。其实这位英雄选择了恐惧。每一个人的意识中都有统治欲；但只有以身冒险才能采取正确的行动。优越的地位从来都不是恩赐的，因为把一个人缩小到他的主观性中，他就什么都不是了。等级制度只能在与男人的行动和事业相符合时才会建立起来；优点必须一再得到证实。蒙特朗说：“一个人只对他准备为之冒险的东西有支配权。”但他从不在与他匹敌的人中以身冒险。因为他不敢而对人性，所以他排除它。在《机了的王后》中，国王说：“这些人，简直是令人愤怒的障碍。”麻烦的是，他们拆穿了所谓乐土的谎言，那是这个虚荣的人在他周围创造的。因此他们必须被否定。值得注意的是，蒙特朗不只用一篇作品描写了男人对男人的冲突；和平共处是极为生动的戏剧，但蒙特朗与它无缘。他的男主角总是站在动物、孩子、女人和风景面前；他是他个人欲望（像《帕西法》中的皇后）或个人要求（像《圣地亚哥的团长》）的俘虏，但没有任何人支持他。《梦》中的阿尔班甚至没有同志，阿尔班在普里奈特活着的时候蔑视他，只是在俯视他的尸体时，阿尔班才为之激动不已。蒙特朗的作品一如他的生活，其中只容纳了一种意识。
于是，一切感情都从这个宇宙中消失了。如果只存在一个主体，就不可能有主体之间的关系。爱情是一个玩笑；它之可鄙并不在于假借了友谊的名义，而是因为“友谊太空洞”。所有的人间团结都被傲慢地否定了。英雄不是造出来的，他不受时空的局限：“我找不出明显的理由说明，我必须对当前世事的兴趣甚于对过去某年某月的事件。”别人熟视无睹的事在他眼中则成了不无价值的事：“说句实话，重大事件在我眼中从来都不重要，我之所以喜欢这些事件，只是因为我经历它们之时它们留给我的一线光明……未来到底如何，由它去吧。”行动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人世上的任何事情全无信心，有了热情、精力和胆量，也不能随意发挥！”这就是说，一切超越均被禁止。蒙特朗承认这一点。爱情和友谊是琐事，轻蔑阻碍了行动。他不相信为艺术而艺术，也不相信上帝。只有有限的欢乐依然存在，1925年他曾叫喊：“我唯一的野心一直是比别人更好地使用我的理性。”他还说：“总之，我想要什么？占据使我愉快的人们的平静和诗歌。”1941年他说：“至于我这个指责别人的人，我这20年来干了什么？他们一直就像一场使我喜悦的梦。我的生活领域十分宽广，我正沉浸在我感兴趣的事情中：简直是在充满活力地呼吸！”很好。这岂不正是因为他沉浸在女人所陷入的有限存在之中吗？蒙特朗反对母亲和情人所拥有的爱时究竟想达到什么样崇高目标和实现什么样的高尚欲望呢？他也在寻求“拥有”；当它开始“充满活力地呼吸”时，很多女人就能给他指出要点。难道他不知道女人的淫荡与男人的淫荡同样强烈吗？如果按这一品评标准给两性排等级，也许女性比男性要高出一筹。说句老实话，在这一方面，蒙特朗的前后不一是令人吃惊的。他借助‘“交替性”的名义宣布，既然什么事物都没有价值，那么每一件事物便是等价的；他接受一切，他会拥抱一个人和所有的人，当他的伟大精神使家庭中的母亲感到害怕时，他就快意了。而在德军占领期间要求对电影和新闻的检查做“调查”的人也正是他。美国姑娘的大腿使他作呕；公牛的强壮则使他兴奋：每一个男人都合他的口味。每一个人都按他的模式重新建立了“乐土”；这位准游的酒徒以什么价值的名义厌恶地臭骂其他人的狂饮纵欲呢？因为他们有别于他吗？难道道德完全维系于他蒙特朗一人吗？
他可能会明确地答复，享乐并不重要，但必须做得得体。娱乐应该是克制的另外一面，好色之徒可能觉得他也是做圣人和英雄的材料。很多女人都善于把她们的娱乐与她们为自己所塑造的高尚形象相提并论。为什么我们非得相信蒙特朗的自恋梦比她们的更有价值呢？
我们确实正在谈梦。蒙特朗所用的骗人字眼——崇高、神圣、英雄主义——全是些废话，因为他否认了这些词有任何客观的意义。他不敢在男人群中拿他的优越地位冒险；为了在烈酒中沉醉，他退向云端：邓家寡人肯定是至高无上的。他把自己关在空中楼阁内：一面面镜子反复映出他的影像，于是他相信他足以名扬天下；可惜他只是个离群索居之徒，是他自己的囚徒。他自以为他很自由，但为了自我的利益，他已将自由出卖；按照从厄比纳尔塑像厂借来的规范，他塑造了他蒙特朗的雕像。阿尔班之所以赶走多米尼克，是因为他在镜中照见了自己，他发现他那痴呆的面孔正表现了那种奴役。一个人只有在别人的眼中才真正是傻瓜。骄傲的阿尔班使自己的感情屈从于他所蔑视的集体意识。蒙特朗的自由是一种姿态，而非真实的存在。对他来说，行动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目标，他装腔作势地安慰自己：他是个丑角。女人们都找合适的伴侣，她们给他出点子，他便担任了主要角色，头戴桂冠，身穿紫袍。但一切均发生在他私人的舞台上；一旦面对公众，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的喜剧演员就再也看不清、站不稳了，他目眩脚软，一头栽了下来。考上托斯在猛一清醒之际叫道：“在女人身上得到的种种‘胜利’，到头来多么滑稽！”一点不错。蒙特朗向我们提供的价值和成就全都是可悲的滑稽表演。使他陶醉的高尚行动也都是装腔作势，根本不是真正的承诺：他被皮列格里奴斯的自杀、帕西法的厚颜无耻和在即将送命的决斗之前与其对手共用一把伞的日本绅士所感动。他还宣称，“敌人及其应发表的观点并非那么重要”民这句话说在lpel年自有其弦外之音。他还说，不管结果如何，一切战争都很美；不管武力服务于什么目的，它总是可赞赏的。“如果我们希望维持唯一可接受的男人的概念，即认为他一身而兼为英雄和圣人，那么，毫无诚信的争斗就成为我们最终被迫接受的方式了。”在《死了的王后》和《圣地亚哥的团长》中，蒙特朗对一切事业的高超冷漠和对伪崇高的偏爱得到了很好的描绘。
在这两部故作高深的戏剧中，我们看到，两个资为帝王的男人为他们空虚的骄傲而牺牲了仅仅因为富有人性，此外什么罪过都没有的女人：其中的一个受罚而死，另一个则失去了她的灵魂。如果我们再次质问到底以什么名义，作者就会傲慢地回答：没有借助任何名义。他不想让国王在杀伊奈丝的事上表现出过于明显的国事动机，因为这样一来，这一谋杀就只是一件普通的政治罪行了。国王说：“我为什么杀她？无疑有个原因，但我不能把它说出来。”这个原因就是，唯一的原则必须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而且众所周知，这个原则并未照明任何目标：它始终只要求破坏。至于奥瓦罗，蒙特朗在一篇序言中告诉我们，出于尊敬那个时代的某些男人，他非常欣赏“他们的明确信仰，对外在现实的轻蔑，以及对虚无的疯魔。”正因为自己的入魔，那位圣地亚哥的团长才牺牲了他的女儿。也许可以用神秘的这个字眼未装饰那疯魔。喜爱幸福胜过喜爱神秘主义，岂不愚蠢？问题的实质在于，只有面对一个目标——人的目的，牺牲和放弃才有意义；只有在承认爱和幸福的价值的世界上，超越个人之爱和一己之幸福的目的才能实现。“女店员的道德”比空洞的童话更真实，因为它扎根于生活和现实，更高的企求正来自那里。我们不难想像伊奈丝在巴钦沃德，国王为国事而正式地奔忙于德国大使馆。在沦陷期间，很多年轻的女店员都曾赢得了我们没有给予蒙特朗的尊敬。他大发一些因空洞而有危险性的高论：他用超人的神秘主义批准了不计其数的暂时棵螨。于是，在我们正在讨论的剧作中，这种神秘主义通过两个凶手得到了表现，一个凶手有血有肉，另一个则是道德；奥瓦罗冷酷、孤独、无知，他并没有成为一个宗教法庭的法官；被误解和被否定的国王也没有成为西姆勒。一个人杀女人，杀犹太人，又在犹太人的影响下杀有女人气的男人和基督徒，他假借这些高超的观念的名义，杀一切他乐于杀的人。神秘的否定只能通过否定性表现。真正的超越是通向未来——人的未来的积极行动。为了使他自己相信他已走得很远，飞得很高，伪英雄总是向后望，往下看；他蔑视，咒骂，压制，迫害，折磨，屠杀。凭着挑邻人的错，他自以为比邻人优越。这样的优越就是蒙特朗暂时停止他那“充满活力的呼吸”喘一口气时，以高傲的姿势向我们指出的顶峰。
“好像拉着阿拉伯水车的驴子，我转呀，转呀，盲目地、没有尽头地、一圈又一圈地走着。但是我从未汲出新鲜的水。”这是蒙特朗1927年说过的话，真是无以复加的坦白。新鲜的水从未涌出。也许蒙特朗应该点燃火葬皮列格里奴斯的柴堆：那才是最合逻辑的解决办法。他喜欢在自我崇拜中寻求躲避。他不把自己给予这个他不知如何去滋润的世界，却满足于从中看到自己的反映；于是他照着这个幻影建立他的生活，而这个幻影却只有他的眼睛能看见。他写道：“君主们在一切情况下都处于安逸的状态，即使在失败之中。”因为他以失败为乐，他把他自己当做君王。他重弹尼采的老调说，“女人是英雄的消遣”，并且认为，要使他成为英雄就必须拿女人给他开心。如此等等。正如考士托斯所说，“简直是多么可恶的滑稽表演！”
劳伦斯或yáng具的骄傲
劳伦斯与蒙特朗正好相反，他并未界定男人和女人的特殊关系，而是把男女两性还原为生命的真实。这个真实既未明显地表现出来，也不在意志之中，它涉及到人类固有的动物性。劳伦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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