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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性-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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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作为“女性化”女人本质特征的被动性，是一种从她小时候发展而来的特性。但是，如果说它与生物学事实有关，那就错了。它实际上是教师和社会强加于她的命运。男孩子的很有利的地位在于，他的和他人相关的生存方式，使他能够坚持他的主观自由。他接受的生活训练的目的在于自由地向外部世界运动。他和别的男孩子比坚强，比独立。他瞧不起女孩子。他爬树、打架，玩粗野游戏。他觉得他的身体是支配自然的工具，是战斗的武器。
他为他的肌肉骄傲，犹如他为自己的性器官骄傲。在游戏、运动、打架、挑战和角斗中，他学会了有条不紊地运用自己的力量，同时也吸取了暴力的严重教训。他从小就学会了挨揍、蔑视痛苦和有泪不轻弹。他行动，他发明，他挑战。当然，他也会考验自己，仿佛他是另一个人。他向自己的男人气质挑战，结果造成许多与大人和别的孩子有关的问题。但是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他对他客观形象的关心同他通过具体设计实现自我的意志之间，没有根本的对立。他是通过行动（doing）创造自身生存的，两者是一回事，是同一种活动。
相反，女人一开始就存在着自主生存与客观自我——“做他者”（being－the－other）
的冲突。人们教导她说，为了讨人喜欢，她必须尽力去讨好，必须把自己变成客体；所以，她应当放弃自主的权利。她被当成活的布娃娃看待，得不到自由。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她认识、把握和发现周围世界的自由越少，她对自身资源的开发也就越少，因而就越不敢肯定自己是主体。假如在这方面受到鼓励，她会表现出和男孩子同样的活力、同样的好奇、同样的开拓精神、同样的坚强。如果把女孩子当成男孩子培养，有时的确会发生这种情形。
这时她会避免许多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做父亲的更喜欢让女儿受到这种教育。在男人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女人，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女性缺陷。然而习俗却反对这样做。据我了解，在农村父亲强迫三四岁的小女孩穿裤子。别的孩子都在嘲笑这些小女孩：“她们到底是女孩子，还是男孩子？”并提议用检查身体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受到挖苦的小女孩央求父亲能让她们穿女孩子的衣服。除非过一种非同寻常的孤独生活，否则，即使父母赞成，小女孩的男孩子生活方式，也会让周围的人和朋友、老师感到震惊。她周围总会有姑姨、祖母外婆、表堂姐妹在抵制她父亲的影响。在教育女儿方面，父亲通常只起次要作用。如米什莱所公正指出的，小时候交给女人摆布是沉重压在女人身上的灾难之一。男孩子最初也是由母亲带大的，但她尊重他的男性意识，而他很快逃避了她的影响。与此相反，母亲却一心一意地希望女儿能顺应女性世界。
我们在后面就会看到母女关系是多么复杂：女儿对于母亲来说，既是她的化身，又是另外一个人；母亲对女儿既过分疼爱，又怀有敌意。母亲把自己的命运强加给女儿：这既是在骄傲地宣布她具有女性气质，又是在以此为自己雪耻。这种心理过程，在鸡奸者、赌徒和吸毒者身上，在所有对自己属于某个特定团伙既感到自豪又感到耻辱的人们身上，也可以发现：
他们热情地劝人改变信仰，努力网罗新的追随者。所以，如果女孩子受到女人的培养，女人就会努力把她变成和自己一样的女人，就会表现出交织着傲慢与怨恨的热情。即使母亲的心胸比较宽阔，真心实意地为女儿谋幸福，通常她也会认为让女儿做一个“真正的女人”是明智之举，因为如果这样，就会更容易被社会所接受。所以女儿只能和小女孩一起玩，她被交给女老师负责管教，她生活在年长的女人中间，如古希腊女人生活在闺房里。书籍和游戏都是为她特别选定的，以便引导她步入指定的领域。她耳中灌满了女性智慧的格言，人们强烈要求她有女性美德。人们教她烹饪、缝纫和持家，以及怎样保养容貌，怎样保持魅力，怎样才显得端庄。她的穿着浮华而又不便，必须处处留神；她的发式入时；人们还为她制定了行为规范：“站着时要笔直，走路时不要像只鸭子”；为了培养优雅的风度，她必须对自然的动作加以约束；人们告诫她说，她的举止不要让人以为她想做个男孩子，不许参加激烈的运动，更不许打架。总之，人们强迫她变成仆人和偶像，如她的女长辈那样。如今，由于女权主义的广泛影响，人们越来越普遍地鼓励少女受教育，投身于体育运动。但是，如果她在这些领域得不到成功，会比男孩子更容易得到谅解。要成功是很难的，因为她必须去完成另一项事业：无论如何，她必须同时做一个女人，不应当失去女性气质。
当年龄非常小时，女孩子会比较容易听任这种种摆布。儿童一般只限于做戏和梦想，假装是什么人，假装扮演什么角色。如果一个人只关心想像中的成就，那么扮演什么角色和实际上是什么人是分不清楚的。小女孩可以用未来的希望去补偿男孩子的当前优越地位。这种希望是她做女人的命运所固有的，并且已经实现于扮演中。由于她至今还只了解她的童年世界，最初她认为母亲比父亲更有权威。她认为这个世界是母权的世界，她模仿母亲，用她来确认自己，甚至经常颠倒两个人的角色：“当我是大人，你是小孩时……”她喜欢这样对母亲说。布娃娃不仅是她的替身，也是她的孩子。这两种功能并不相互排斥，因为真实的孩子也是母亲的第二自我。每逢责备、惩罚布娃娃时，她又安慰布娃娃，她一边像在母亲面前似的替自己辩解，一边又让自己表现出母亲的尊严：她把母亲和女儿这两种身份集于一身。她向市娃娃倾诉自己的心事，她抚育着布娃娃，她对布娃娃行使着最高的权威，有时甚至撕掉它的肢体，打它，折磨它。就是说，通过布娃娃，她感受到主观的肯定和确认。母亲也往往参与这种想像生活：孩子和母亲一起扮演布娃娃的父亲与母亲，形成没有男人的一对夫妻。这里同样不存在天生的、神秘的“母性本能”。小女孩确认了照看孩子是母亲的职责，她就是这样被教育的；她听的故事，看的书籍，以及小时候的全部经历，全都证实了这一想法。人们鼓励她感受这种未来财富的魅力，送给她布娃娃，以便让这些价值今后能有具体的表现。她的“使命”深深铭刻在她的心中。
由于认为生育是自己的命运，也是由于她比男孩子对自己的“内部”感兴趣，小女孩对生殖奥秘尤其感到好奇。她很快就不再相信婴儿是从卷心莱里生出来的，是从医生的皮包里取出来的，是由鹳带到人间来的。尤其是如果有了弟弟和妹妹，她马上就会明白，婴儿是从母亲的身体里生出来的。况且，现代的父母不像以前把生殖搞得那么神秘。一般来说，小女孩不是恐惧，而是惊奇，因为她认为这种现象不可思议。她目前还不完全理解生理学上的含义。最初她没有意识到父亲所起的作用，只以为女人是由于吃了某种食物才怀孕的。这种假设是传说中的一个主题（在故事里，王后吃了某种水果，或吃了特殊的鱼，就生下了一个小女孩或一个可爱的男孩），后来这个主题使某些女人认为生殖与消化系统有关。这些疑问和发现都让少女十分感兴趣，有助于丰富她的想像力。我下面将举出荣格的一个典型实例。这个实例与弗洛伊德大约在同时分析的小汉斯实例，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
安娜快到3岁时，开始问婴儿是从哪里来的。有一段时间她认为他们是小天使。她在4岁时有了一个新的弟弟，这以前她似乎没有注意母亲在怀孕。她在祖母家住了几天，回来后对这个刚出生的婴儿感到妒忌。她用各种方式捣乱，经常责怪母亲没有同她讲实话，因为她怀疑母亲在生孩子这件事上一直在说谎。
她问，自己会不会变成母亲那样的女人。她在夜里叫醒父母，说她听说过地震的事，很害怕，并且问了有关地震的问题。有一天，她直截了当地问，她弟弟出生前呆在哪里，为什么不早点出来，以及类似的问题。她似乎很愿意听到，她弟弟像植物一样长在母亲的身体里。但她又问，他是怎么出来的，因为他不会走路，是不是母亲胸脯上有一个洞，等等。后来她说，她知道是鹳把婴儿带到人间来的，但她不再为地震的事感到担忧。没过多久，她看见父亲躺在床上，就问他的身体里是否也长了植物。她梦想，这些小动物是从她的诺亚方舟下面的小洞里掉出来的。她把布娃娃放在裙子下面，然后让它“出来”。她对父亲的作用疑惑不解。有一天，她扒在他的床上，踢着双一腿，问爸爸是不是这样做的。后来，她把一些种子种在花园里，之后又问，眼睛和头发是否也是这样种在头上的。她父亲解释说，在孩子发育以前，它们像细菌那样存在着。她问她的小弟弟是怎样进到妈妈身体里的，是谁把他种在那里的，他是怎么出来的。她父亲问她是怎么想的。她指了指自己的性器官。父亲说她想得对。但是，她仍然想知道他是怎么进去的，于是父亲解释说，是父亲提供了种子。这回她似乎满意了。她在5岁时，差不多知道了所有的一切。后来她再不为这件事烦恼了。
这段经历很典型，不过通常小女孩对父亲的作用不会问得那么准确，或者父母会对此避而不答。许多小女孩把枕头放在裙子下面，装成怀孕的样子，或用裙摆裹着布娃娃散步，或把它放在摇篮里，还可能给它喂奶。和女孩子一样，男孩子对做母亲的奥秘也感到困惑不解。
孩子们都对“深处”想入非非，认为事物内部藏有神秘的财富。他们都对刀鞘之类的东西，对大布娃娃套着同样的小布娃娃，对大箱子套着小箱子，对大画里画着同样的小画，感到不可思议。他们都喜欢观看绽开的蓓蕾，出壳的小鸡和浮在水盆开着的“日本花”。当一个小男孩打开一个复活节彩蛋，发现里面塞满了小糖球时，会高兴地叫道：“啊，真像个母亲！”人的身体里居然可以有一个婴儿，这真像变戏法似的奇妙无比。母亲仿佛有了神奇的魔力。许多男孩子为没有这种特权感到遗憾。日后，如果他们偷走鸟蛋，践踏幼苗，发疯似的摧残周围的生命，那是对他们无法创造生命进行报复。而小女孩一想到有一天她会创造出生命，就会感到快活。
这种希望在与市娃娃的游戏中得以具体表现。除此之外，家庭生活也为小女孩提供了自我表现的其他可能性。大部分家务劳动是年龄很小的孩子力所能及的。如擦洗、扫地、剥菜、为婴儿洗澡、照着锅里煮的东西之类的活儿，人们通常不让男孩子去做，却允许他的姐妹去做，甚至要求她们去做。尤其是大姐，经常在这样分担着母亲的家务。不论是为了方便，还是由于敌视和虐待，母亲都因此摆脱了许多负担。女孩子就是这样被迫过早地顺应了严肃事务的世界。这当然有助于表现她的女性气质，但也剥夺了她的快乐和自由以及童年的无忧无虑。她过早地变成了女人，过早地知道了这一地位强加于人的种种限制。她进入青春期时已像个成年人，从而给她的经历留下了特殊的印记。一个孩子，如果承担过量的劳动，就很可能变成一个早熟的奴隶，注定要过没有快乐的生活。但是，如果让她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她会自豪地认为自己和大人一样有能力，并且乐于分担大人的责任。这种分担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从女孩到主妇没有多远的距离。一个职业上有所专长的男人，是在学徒期间离开童年阶段的。所以，小男孩觉得他父亲的活动十分神秘，他在心目中根本无法勾勒出他即将成为的那个男人，将有怎样的形象。相反，对女孩子来说，母亲的活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她的父母所说，“她已是个小妇人了。”有时人们也会认为，女孩子比男孩子早熟。其实，如果说她比较接近成人阶段，那是因为大多数女人的这个阶段，照传统看法仍多多少少是一个幼稚的阶段。实际上女孩子也意识到自己是早熟的，她为自己在更小的孩子们面前扮演小母亲的角色感到自豪。她很喜欢让自己变得重要。她说话通情达理，她发布命令，摆出一副优越于小弟弟的架势，她以平等身份和母亲谈话。
尽管有这些补偿，她在接受自己的命运时仍不无遗憾。她在成长时妒忌男孩子的活力。
父母和祖父母们，可能很难隐瞒他们想要个男孩子而不愿要个女孩子这一事实；或者，他们可能对男孩子表现出比女孩子更多的疼爱。有关调查清楚表明，多数父母更愿意要的是儿子，而不是女儿。人们同男孩子讲话时，态度更认真、更尊重，男孩子享有的权利也更多。男孩子自己也瞧不起女孩子；他们自己玩自己的，不许女孩子入伙；他们辱骂女孩子，比如叫她们“娇气鬼”等，于是又引起了小女孩的潜在耻辱感。在法国，男女合校的男孩子班级，有意欺负和刁难女孩子班级。
如果女孩子想同男孩子斗争，捍卫自己的权利，就会受到非难。她们之所以对特别属于男孩子的活动倍感妒忌，首先是因为她们自发他渴望展示自己征服世界的力量，其次也是因为她们对判给她们的低下地位表示抗议。例如，她们只能在不许她们爬树、登梯或上屋顶的规矩下受苦。阿德勒认为，高与低的概念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在空间上升的想法，暗示着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性，这点可以在各种英雄神话中看到；登峰造极，就是明显超越了事实的普通世界，成为主权的主体（自我）；攀登在男孩子当中往往是挑战的主要方式。而小女孩，则被禁止参加这类英勇行动，只能坐在树下或山下眼巴巴地看着胜利的男孩子高高在上。此时她必然觉得，自己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低于他们的。如果她在赛跑或跳高比赛中落后，如果在打架时被人摔倒或只当一个旁观者，她也会产生这种感觉。
她变得更成熟时，她的世界扩大了，对男性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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