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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性-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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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婚姻占30％至70％。在回答者当中，说父母急于让女儿出嫁的占48％；有17％的人说父母想把女儿留在身边。女孩子急于结婚的占36％；想结婚的占38％；宁肯不结婚也不愿意有个坏婚姻的占26％。一般认为，女孩子们期望婚姻能增加她们的自由。大多数人说，女孩子们在择偶及采取相关的主动方面，比年轻男人更积极。
法国虽没有类似的调查材料，但中产阶级状况与此相似，无疑会得出相应的结论。在法国，安排婚姻一向比其他国家多，专门从事这类事务的俱乐部仍很盛行。征婚启事在报纸上占有不小的篇幅。在法国和在美国一样，母亲、老朋友和女人都在玩世不恭地教年轻妇女，“捕捉”丈夫的艺术犹如捕蝇纸捕捉苍蝇；这是需要高超技巧的“钓鱼术”或“狩猎术”：“目标不要订得太高，也不可太低；要现实，不要浪漫；要风骚而又不失端庄；别要求得太多，也不可太少。”年轻男人对“想结婚”的女人是存有疑心的。利普莱夫人报告了一个比利时年轻人说的话：“对一个男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感到自己是在被追求、觉得一个女人在想钓他上钩更讨厌的了。”而男人也在极力回避对他们的这种诱惑。女孩子的选择通常十分有限，而且它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除非她也有不结婚的自由。她的决定通常带有算计、厌恶和听天由命的特征，而不是带有热情。如果一个男人在诸如健康和地位方面显然可取，那么，不论有否爱情，她都会接受他。
可是，女孩子虽然想结婚，却又往往害怕结婚。结婚给她带来的好处比给男人多得多，所以她比男人更急于结婚。但这也意味着她要付出更大的牺牲，尤其因为这暗示要更果断地与过去决裂。我们已经看到，许多青春期女孩子一想到要离开父母的家，便感到苦恼。这种焦虑由于婚期逼近而加深。这是一个引发许多神经症的时刻。这种情况在害怕即将承担新义务的年轻男人身上也可能发生；但是由于已讨论过的种种原因（这些原因在这一转折的关键时期十分重要），它更普遍地发生在少女们的身上。我在这里不妨简单摘引斯特克尔的一个实例，在这个实例里一个良家女孩因有严重的神经病症状而曾接受他的治疗。
她经受着呕吐的折磨，每天晚上都服用吗啡，经常突然大发脾气，拒绝洗澡，总是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她订了婚，她说她很爱自己的未婚夫，已经委身于他。但后来她又承认，她没有一点儿快感，一想到他的吻就感到恶心。她崇拜母亲，可又觉得没有得到足够的爱。她无法容忍结婚和离开家的想法，于是她病了，冒犯了她的未婚夫。她声称她打算彻底放弃结婚的想法，永远留在家里，像孩子那样。她母亲坚持让她结婚，但她在举行婚礼前一周自杀了。
在其他例子里，女孩子久病不愈，假装对不能与所“爱”的男人结婚感到绝望，其实是用生病来逃避与他成婚。婚约一解除，她的病就全好了。对结婚的恐惧，有时是由于早期的创伤性的性体验引起的，而时常是由于她对失去处女贞操会被发现的惧怕。但往往是女孩子对家人和家庭的强烈依恋，使她对委身于一个陌生人的想法难以忍受。有些女孩子之所以决定结婚，是因为这是一件必须完成的事，是因为这是唯一的明智之举，是因为她们想过做妻子和母亲的正常生活。她们当中许多人仍深藏着难以消除的厌恶感，而这种情感将造成新婚生活的困难，甚至会对达到幸福平衡永远起阻碍作用。
这样看来，婚姻并不总是以爱情为基础，正如弗洛伊德指出的：“可以这样说，丈夫只不过是被爱男人的替身，而不是那个男人的本身。”这种分离决非偶然，它隐含在婚姻制度的本质之中，而这种制度的目的，是让男女的经济的与性的结合为社会利益服务，并不是要保障他们的个人幸福。在父权制度中，如在今天的穆斯林当中，婚姻由父母决定，男女双方甚至可能婚前连面都没有见过。从社会角度看，无疑可以将终身大事建立在对情感和性冲动的幻想之上。蒙田说：
由于这种谨慎安排，欲望通常不会很放纵；它们比较有节制，比较迟钝。爱情最讨厌人们不受他们自己的关系的约束，而是受其他关系的约束。爱情在以另一种名义安排和维持的亲昵关系中只起微弱作用，婚姻的情况便是如此。性交和财产在婚姻当中当然和勉力与美丽同等重要，或者比它们更重要。不管男人可能会怎么说，他们结婚都不是为了自己。他们也是或者更是为了他们的后代与家庭而结婚的。
由于是男人在“娶”女人，他选择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尤其是有许多女人求婚时。但是，既然性行为是分派给女人去做的一种服务，而她靠这种服务又可以得到好处，忽视她个人的选择权利便是理所当然的了。婚姻并不打算给她以男人的自由；但由于没有自由就没有爱，就没有个性，她只能放弃对特定个人的爱，以确保自己终身受到某个男性的保护。我听到过一个虔诚的母亲对女儿说：“爱情是只有男人才有的粗俗情感，正经女人不知道爱情为何物。”这一说法，被黑格尔以朴素形式所阐明，他认为，作为母亲和妻子，女人的这两种关系主要是普遍的，而不是个别的。所以他认为，这对她不是这个＇个别的］丈夫的问题，而是一般的丈夫、一般的孩子的问题。她的这些关系不是有赖于个人情感，而是有赖于普遍；因此，和男人不一样，她的个别性的欲望导致她在伦理上的不纯。
这就是说，女人并不关心建立与所选定的配偶的个别性的关系，而只关心根据其普遍性发挥女性功能；她必须以特定的形式而不是以个别的形式，获得性快感。至于她的性冲动命运，将导致两个主要后果：第一，她没有从事婚外性活动的任何自由；于是性交变成一种制度，两性的欲望及满足都要服从社会利益；但男人向普遍性的超越使他成为劳动者和公民，所以他可以在婚前和婚外享受到偶然的快感。男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得到辩护；而在一个把女人主要定义为女性的世界，只有做女性，女人才能得到辩护。第二，我们已经看到，从生物学上讲，普遍性与个别性之间的联系，在男性和女性那里是有差别的：前者在作为丈夫和生殖者完成他的物种任务的同时，无疑至少获得了某种快感；相反，女性的生殖功能却往往是与性冲动快感相分离的。所以，婚姻虽赋予女人的性生活以伦理地位，其实却是想压制它。
女人的这种性挫折被男人们审慎地承认。如我们所见，他们依靠“天命不可违”的乐观主义哲学，很容易任女人去受难：她命该如此。圣经的咒语更使他们对这一实用的观点坚信不移。怀孕时的痛苦负担（这是女人为短暂的、不确定的快感付出的沉重代价），甚至沦为许多玩笑的话柄。“5分钟的快感、9个月的痛苦”，“过去容易、出来难”——形成了可笑的对比。但这种哲学有一种虐待心理。许多男人喜欢让女性去受苦，根本不去想应当改变这一状况。因此不难理解，男性对拒绝给予他们配偶以性快感一点儿也不感到内疚。他们甚至觉得，不给他们配偶以欲望的诱惑及独立的享受是有益的。
蒙田也以一种有趣的犬儒主义态度表达了这种想法。他认为，在“这神圣的、受人尊崇的、为做父母而做的事情”中沉溺于淫乐，无异于乱伦；他并且坚持说，他从没有看见过比被注入美和色欲的婚姻更麻烦或更容易失败的了。“婚姻是一种神圣的结合，任何快感都应当受到限制，都应当是严肃的、带有某种庄严感的。”
的确，如果丈夫唤起了女性的肉欲，他就会使它表现为一般的形式，因为他并不是作为个人被选中的；他就会使妻子随时准备在别人的怀抱中寻找快感。蒙田同意这一点，但他十分坦率地承认，男性的周全考虑使女人处在出力不讨好的境地：“我们希望她们健康、有活力、丰满、贞洁，这些我们全都希望——这就是说，希望她们既热情又冷淡。”蒲鲁东则说得不那么坦率：他认为把爱情排除在婚姻之外是一种“正当的”做法；“一切含有色情意味的言谈都是不适宜的，即使在订婚者或已婚者之间；它有损于家庭关系，有损于对工作的热爱以及所履行的社会义务。”
然而，在19世纪，中产阶级的观念有所改变。有些人极力捍卫和维护婚姻制度，另一方面，个人主义的发展使对女性权利要求的简单压制成为不可能。圣西f太傅立叶、乔治·桑以及所有的浪漫主义者，都在大声疾呼应当有爱的权利。把迄今为止一直被若无其事地排除在外的个人情感与婚姻结合起来，这个问题被提了出来。于是发明了“婚爱”这一模糊概念，这是有某种谋利目的的传统婚姻结出的神奇果实。巴尔扎克表达了保守中产阶级的完全不符合逻辑的观点。他承认，原则上婚姻与爱情完全是两码事，但又认为，将一种受人尊重的制度等同于把女人视为一种物的简单交易是令人厌恶的。这样，他在《婚姻生理学》中便得出了许多支离破碎的结论。他说婚姻是一种契约，大多数男人为了使生殖合法化而订立它，爱情在这种契约中是一种荒谬。他还谈到“两个人的完美一致”，男人墨守“荣誉和一本正经的常规”所得到的“幸福”。而且，他还鼓励服从“使情感之花开放的神秘自然法则”，要求“真诚地去爱”，并断言，一个人对妻子的情欲如得到这样的培育，便会永不衰退。
巴尔扎克接着解释了婚姻这门学科。但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巴尔扎克认为，对丈夫来说，问题不在于被爱，而在于避免受骗。所以他应当毫不犹豫地让妻子无文化、软弱和愚蠢，只有这样才能维护他的荣誉。如果说这些含糊观点还有什么意义的话，似乎就是，男人结婚的目的是为了谋取某种利益，他所获得的快感是非人格的，而后来他则是按照一定的程序唤起了妻子的爱。但是，巴尔扎克能老老实实地认为，在爱情不占主要地位的情况下，做爱所引起的是爱情而不是厌恶吗？实际上，他在各种讨论中玩世不恭地避而不谈这一问题。他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世上不存在中性的情感，没有爱，紧张和倦怠感就不可能引起温柔的感情，而只会引起怨恨、不耐烦和敌意。
把婚姻与爱情协调起来很是tourdeforce＇需要花费些气力〕，若无神灵相助，则很难成功。这是克尔恺郭尔几经周折得出的结论。他说，爱情是自发的，婚姻是一种决定；不过，色情倾向可以由结婚或要结婚的决定引起。自相矛盾的是，某种非常神秘的、以至只有借助于神灵的作用才可以解释的事物，要靠反复思索和决定才能发生，而且整个过程必须同时发生。这就是说，相爱并不等于婚姻，很难看到爱情怎样才能变成义务。但是，这一矛盾没有使克尔恺郭尔感到沮丧。他承认，“反复思索是破坏自发性的天使”，但他又说，决定是基于伦理原则的一种新的自发性，是一种既“可以开辟色情倾向的道路”，又可以使这一倾向避免所有危险的“宗教观念”。他说，一个真正的丈夫“是个奇人”。至于妻子，理性不属于她，她不进行“反复思索”；“她从爱情的直接性过渡到宗教的直接性”。说得明白些，这意味着，一个在恋爱的男人由于信仰上帝才决定结婚，这信仰将保证感情与义务的和谐；同时一个在恋爱的女人将希望结婚。我以前曾认识一个信仰天主教的老妇人，她天真地相信“在圣礼上会发生惊人的意外”。她声称，一对新婚夫妇在圣坛前明确说出“我愿意”时，他们会感到心中奇迹般地升腾起一股相爱的激情。克尔恺郭尔完全承认应当有一种先前存在的“倾向”，但他又认为这种会持续一生的倾向仍是个奇迹。
然而在法国［世纪末的＇说家和剧作家并不怎么相信圣礼所产生的功效，他们想用更纯粹是人的方式去促成婚姻幸福。他们比巴尔扎克更大胆，认为有可能把性冲动与合法爱情结合为一体。马塞尔·普雷沃勉励年轻丈夫像对待情妇那样对待他的妻子，并意味深长地描绘了婚姻生活的快活。伯恩斯坦是一位专门描写合法爱情的戏剧家：与无道德意识的、爱说谎的、淫荡的、鬼鬼祟祟的、任性的妻子相比，丈夫似乎是一个豁达明智的人；人们会觉得他是一个身体强健、做爱技巧娴熟的情人。在反对通奸小说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维护婚姻的浪漫小说。甚至柯莱特也屈服于这股道德化的浪潮，她在《天真的荡妇》中，在描写了一个年轻妻子被笨拙地夺去处女贞操的不幸经历之后，决心让她在丈夫的怀抱里熟悉性冲动的快感。
在马丁·莫里斯的一部小说中，年轻妻子向情人学习做爱的艺术，然后反过来让丈夫吸取她的经验。
由于其他原因，今天的美国人（他们既尊重婚姻又是些个人主义者）程度不同地倍加努力地让性生活与婚姻融为一体。有许多以婚姻生活为题材的书籍出版，试图使夫妻学会相互适应，尤其让男人学会和妻子保持愉快的协调。精神分析学家和医生们扮演起“婚姻顾问”的角色；他们普遍认为女人有权获得性快感，男人应当懂得适当的技巧。但是，如我们所见，性快感不只是个技巧问题。即使年轻男人熟读对本婚姻手册，也未必能因此让他的新婚妻子去爱他。她需要对整个心理处境做出反应。而传统婚姻远没有为唤起和发展女性的性冲动创造出最佳条件。
从前，在母权群体当中，并不要求女孩子在结婚时是处女。而且，由于某些神秘的原因，她在婚前被夺去处女贞操甚至是一种习俗。在法国的某些农村地区，人们仍可以看到这一古老的特许的残迹。没有必要去保持婚前的贞洁。有时，那些失足姑娘，即未婚母亲，甚至比其他姑娘更容易找到丈夫。另一方面，在承认妇女解放的圈子里，少女也的确有和男孩子一样的性自由。但是父权的伦理观念专横地要求，未婚妻在交给丈夫时必须是处女。他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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