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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性-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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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怀着一种新的敬畏之情，注视着这个他即将成为她的灵魂监护人的年轻人所袒露的前额，严肃的眼睛，天真快活的小嘴。作为他所归属并且所相信的社会制度的产物，这个什么都不懂却什么都期望的年轻姑娘，像个陌生人似的也在注视着他……既然他作为“正派人”，有义务向她隐瞒他的过去，而她作为该出嫁的姑娘，也有义务没有可隐瞒的过去，那么他和她又能相互了解些什么呢？……这位作为精心设计的神秘制度的中心的年轻姑娘，恰恰由于她的坦率和自信，而显得更加不可思议。她坦率，可怜的宝贝，因为她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她自信，因为她不知道有什么该防备的。她的准备不过如此，可是她要在一夜之间被投入人们所含糊地称之为的“严酷现实”中……
但同她短暂的欢娱之后，他认为这种种坦率和天真都是人工制品，又感到沮丧……这是母亲们、姑姨们。
祖母们以及早已死去的女祖宗们所阴谋炮制出来的虚假纯洁，因为她们认为这是他希望得到的，他有权得到的，以便能像压碎雪人那样把它压碎，享受一下他做主人的快感。
今天，这种隔阂并不那么深，因为少女不是非常矫揉造作的人。她知道的比较多，为生活做的准备也比较充分。但她往往仍比丈夫年轻许多。这一点以前没有得到足够的强调：实际上，成熟期不同步的问题，往往被误认为是性征的差异。在许多情况中，女人之所以是孩子，并不是因为她是女人，而是因为她实际上还很年轻。她丈夫及他朋友的沉着冷静令她感到窒息，几乎把她给压垮了。托尔斯泰的妻子索菲娅，在结婚一年以后写道：
他年老了，注意力大集中了；至于我呢，我认为自己还很年轻，总想及时行乐！我不想睡觉，只想发疯似的跳舞，但和谁跳呢？
我周围的气氛是暮气沉沉的，身边每一个人都是年老的。我强迫自己压制年轻人所特有的种种冲动，因为这些冲动在这压抑的环境中的确是太出格了。
至于丈夫，他把妻子看做“婴儿”；她不是他理想中的伙伴，他常常让她感到这一点，使她蒙受耻辱。无疑她在离开家时高兴找到一个新的引路人，但她也希望自已被当做“大人”；她希望仍做一个孩子，也希望自己变成一个女人；一个年龄很大的丈夫，他对待她的态度根本不可能完全令她满意。
然而，即使年龄差别很小，年轻男人与年轻女人的成长有很大的差异，这也仍是实际情况。她来自女性世界，在那里她被教导说，举止要端庄，对女性价值要尊重；而他则是按男性的伦理原则受到训练的。这常常使他们的相互理解变得很困难，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生冲突。
婚姻通常使妻子依附于丈夫，所以他们的相互关系问题极其尖锐地摆在女性面前。婚姻矛盾，在于它既具有性爱功能，又具有社会功能这个事实：这个矛盾反映在年轻女人心目中的丈夫形象里。他是一个具有男性威望的、注定要代替她父亲的半神，所以是保护人、供养人、老师和指导者；妻子的生存要在他的庇护下展开；他是价值的监护者、真理的创始者和夫妻伦理的维护者。但是，他也是一个她必须与之分享常是可耻的、可笑的、令人讨厌的或不安的，总之是附带的体验的男性；他邀请妻子和他纵欲狂欢，同时他又坚定地领导她走向理想。莫里亚克的《泰丽丝·德斯奎鲁》有一段说明这个问题的描写：
在巴黎的一个傍晚，伯纳德对演出感到震惊，他退出了音乐厅，很引人注目。“只要想想外国人会怎么看就够了！这真是耻辱，我们将因此受到批判。”
让泰丽莎吃惊的是，还不到一个小时，让她无休止地忍受床上新花样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道貌岸然的人。
在导师和农牧神之间，可能有许多混合形式。有时，丈夫是父亲也是情人，性行为变成了神圣的狂欢，而心怀敬畏的妻子则以完全服从换来了最终的庇护。这种爱的激情在婚姻生活十分罕见。不过有时，妻子对丈夫怀有一种柏拉图式的爱情，但她不愿意在她过于崇敬的男人的怀抱中放纵自己。如斯特克尔提到的一个女人，就属于这种情况。她和自己所崇拜的一个大艺术家结了婚，然而与他在一起时却十分性冷淡。另一方面，她同他寻欢作乐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种共同的堕落，这对她的尊重和敬重是致命的。而且，一次性爱挫折也许会把她的丈夫永远贬为禽兽：他作为肉体会被憎恨，作为精神会被鄙视；反之，我们已经看到，轻蔑、厌恶和怨恨也会使女人注定要变得性冷淡。比较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在他们进行性体验以后，丈夫仍保持着受人尊重的优越地位，其动物性弱点是可以原谅的；例如，维克多·雨果的妻子阿黛尔似乎就属于这种情况。或者他可能只是一个无特殊威望的愉快伙伴，既被爱也被恨。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她的名为《序曲》的小说中，描写了这种矛盾的其中一种表现：
她的确爱他；她爱他、崇拜他、尊重他到了极点。啊，他比天下所有的人都好。她非常非常地了解他。他老实厚道，实际上单纯得很，容易得到满足，也容易被伤害。
要是他不是那样地向她扑过来，那样地大喊大叫，那样地用急切爱慕的目光盯着她，该有多好啊！
对于她来说，他太强健了；她从小就讨厌冲过来的东西。有几次他很吓人——真的很吓人。当时她差一点就声嘶力竭地喊出来：“你要弄死我了！”她那时真想说一些最难听、最惨限的话……是的，是的，这是真的……她爱他，尊敬他，崇拜他，却也在限位……她从来没有像这一刻看得这么清楚。她对他的所有感情，强烈而分明，一种和另一种同样无可置疑。而这另一种，这恨，完全和其余感情一样真实。她能够把她的感情装在几个小口袋送给斯坦利。她渴望把最后一个口袋出其不意地送给他。她可以在他打开它时注视着他的眼睛。
年轻的妻子很少会这么真诚地对自己承认自己的感情。爱丈夫和感到幸福，是她对自己和社会的义务；她的家庭也是这样期望她的；或者说，如果她的父母反对她的婚事，这是表明他们犯了多大错误的一种途径。她通常以半心半意地过着自己的婚姻生活为开端；她很愿意说服自己她很爱自己的丈夫；妻子越是感不到性满足，这种激情就越是具有疯狂、占有和妒嫉的形式。为了补偿她最初即使对自己也不肯承认的失望，她永无止境地渴望着丈夫能够和她呆在一起。斯特克尔列举了许多这类病态依恋的例子；而索菲娅·托尔斯泰的日记则反映了，她徒劳地以道德的或“诗的”提高，以迫切而妒忌的要求，去补偿她对丈夫真正爱情的缺乏。
妻子通常坚持以道德、虚伪、自尊或胆怯来乔装她的爱情。她的真正敌意可能会通过这个年轻女人或多或少极力回避丈夫的统治表现出来。在蜜月及往往随之而来的紊乱以后，她努力重新获得独立，而这并不是很容易的。她的丈夫往往年纪较大，具有男性的威望，是法定的“家长”，因而具有道德的和社会的优越地位；通常他至少在智力上也是优越的。他拥有较高的文化或至少有在职业训练方面的优势；他从青少年时起就关心世界大事——这是他的事情，他懂得点法律，他在政治上不甘落后，加入政党、工会以及社会组织；作为工人和公民，他的想法关系到行动。他懂得严峻现实的考验：就是说，普通男人都具备推理技能，具备对事实和经验的感受能力，以及具备某种批判意识。
这正是许许多多年轻女人所缺乏的。即使她们读过书，听过课，以成就自娱，她们的杂乱无章的信息也形不成文化；这并不是说由于智力缺陷她们不能恰当地进行推理，宁可说是经验使她们无法进行严格推理；思想对于她们是消遣而不是工具；她们纵然聪明、敏感、真诚，也还是无法阐明自己的观点、导出结论，因为她缺乏智力技能。这就是为什么她们的丈夫能力平平却能够支配她们，甚至错的时候也能够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原因。在男性手中，逻辑常是一种暴力的形式，一种狡猾的专制：如果丈夫比妻子年龄大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就会基于这种优势在意见相左时对妻子的意见不予理睬；他不知疲倦地向她证明他是正确的。
至于她，则变得顽固起来，拒绝从丈夫的论点看到任何东西；他不过是固执己见。于是他们之间产生了很大的误解。他不肯作出努力去补偿虽深植于她但她却不善于为其辩解的感情和反应；她不能把握在丈夫借以压倒她的迂腐逻辑的背后，究竟什么是至关重要的。她除了沉默、流泪或大发脾气，再也无计可施，终于把东西朝他扔了过去。
有时妻子会继续努力斗争，但她屡屡情愿或不情愿地放弃了，如易卜生的剧作《玩偶之家》中的娜拉，让丈夫为她想想——哪怕是一会儿也好。她对丈夫说：“事情都由着你安排。
你爱什么我也爱什么，或假装爱什么——也许我不知道是真还是假，也许有时是真，有时是假。”由于胆怯、笨拙或懒惰，妻子可能会让丈夫去拿出他们对所有一般抽象问题的共同意见。
有个女人很聪明，有教养也有独立性，然而她对丈夫却景仰了15年，认为他是优越的。她告诉我，丈夫去世以后，当她发现她不得不自己决定有关信念和行为问题时，她是何等的不安；
在一切情况下，她仍试图按他的所想作出决定。
丈夫通常乐于扮演这种良师和向导的角色。娜拉的丈夫向她保证：“只依靠我——让我来告诫你，指导你！若女人的这种孤弱未使你在我的心目中倍有吸引力，我还算什么堂堂的男子汉？……我有宽阔的双翼保护你。”他白天和同僚们苦斗，在上司面前低三下四，辛苦了一天，晚上回家时却喜欢觉得自己是个绝对的优越者，是个无可辩驳的真理的执行者。他叙说一天发生的事，解释他和对手争论时是如何的正确，他高兴发现妻子和他如出一辙，她增强了他的自信心；他对报纸和政治新闻品头评足，心甘情愿地对着她高声朗读，以至连她与文化的接触也不可能是独立的。为了增强自己的权威性，他倾向于夸大女性的无能；她则或多或少温顺地接受了依附角色。在某段时间只能依靠自己的女人，可能对丈夫不在身边真的感到遗憾，然而她们往往还是会惊讶地发现，她们有自己未曾料到的潜能；她们负起了责任，抚养着孩子，作出决定，虽然无人帮助也能够坚持下去。当丈夫回来又使她们注定无能时，她们对此感到厌倦。
婚姻促使男人成为任性的帝国主义者：支配的诱惑，是所存在的最为普遍的、最不可抗拒的一种诱惑；让孩子屈服于母亲，让妻子屈服于丈夫，就是在助长世界上的暴政。让丈夫得到赞许和敬佩、成为顾问和导师往往还是不够的；他要发号施令，他要扮演主之。他在童年及以后生活积淀下来的所有怨恨，他在别的男人（他们的存在意味着他要受到横眉冷对和伤害）中间日复一日积淀下来的所有伤害，全都由于他在家对妻子的作威作福而得到清算。
他是暴力、权力和坚定决心的化身；他声色俱厉地发号施令，他大吼大叫，他拍打桌子：这样的闹剧对妻子是家常便饭。他在维护自己权利方面是如此坚定，以至她那一方任何独立的蛛丝马迹对他都好像是一种反叛；他情愿让她未经许可就不能呼吸。
但是她也确实要反叛。即便当初她对男性威望曾有深刻的印象，她的眩惑也很快会云消雾散。孩子总有一天会发觉父亲是个偶然的人；妻子不久就会发现站在她面前的并非是主子那种伟人，而只不过是个凡人；她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受他的支配；她觉得他只不过代表一种令人不快的、不公正的义务。有时她以被虐的快活去服从：她在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她的任其摆布只不过是一种长久的无声谴责；但她也常常可能与她的主子公开对抗，反过来坚持对他实行专制。
只有天真的丈夫才会以为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让妻子服从他的意志，随心所欲地“塑造”她。巴尔扎克说：“妻子是丈夫制造的”；然而他在后面几页又恰恰说了些相反的话。在抽象的逻辑领域里，妻子确实往往屈从于男性的权威；但一碰到所真正关心的事情，她就会暗地里顽强地反对他。童年和青年时代对她要比对男人的影响深刻得多，因为她被紧紧地束缚在个人历史的范围。她常无法摆脱她早年获得的东西。丈夫可以把自己的政治观点强加于她，但绝不可能改变她的宗教信仰或迷信信念。
她尽管获得了新的见解，尽管鹦鹉学舌地嚷嚷着原则，可是对事物仍保留着自己的特殊观点。这种阻力可能会让她无法理解较她有知识的丈夫；或者相反，也可能会把她抬到迟钝男性的严肃之上，如司汤达、易卜生和肖伯纳笔下的女主人公那样。有时，她出于对丈夫的敌意（不论是因为他在性生活方面令她失望，还是相反，因为他对她专横跋扈，她想进行报复），而故意坚持与他相左的价值；她依靠母亲、父亲、兄弟以及某些她觉得“比她强的”男人的权威，依靠忏悔神父或修女的权威，来达到胜过他的目的。或者，她不正面提出反对意见，拼命故意地和他闹矛盾，攻击他，中伤他，竭力让他产生自卑情结。她如果有所恃，当然乐于让丈夫眼花缭乱，把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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