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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性-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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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女身上只看到了经济要素。
所以，基于同样理由，我们既不接受弗洛伊德的性一元论，也不接受恩格斯的经济一元论。精神分析学家会把女人对社会的所有权利要求，都解释成“男性化抗议”现象。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却认为她的性欲，不过是以多少有些复杂曲折的方式，表现了她的经济处境。但是，“yīn蒂”与“yīn道”这些范畴，和“资产者”与“无产者”这些范畴一样，同样不适于全面认识一个具体的女人。存在主义的根本原则不但是全部个人戏剧的基础，也是人类经济史的基础，唯有靠它，我们才可以从整体上去认识我们所谓的人的生命的那种特殊的存在的形式。弗洛伊德主义的优点在于生存者即身体这个事实：作为一个与其他身体相对的身体，生存者的感受具体表现了他的生存处境。同样，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正确之处在于，生存者的本体论愿望，亦即生存者为形成而制定的设计，依所提供的物质可能性，尤其是依技术发展所提供的物质可能性，采取了具体的表现形式。但是，除非把这些愿望融到人的整个现实当中，否则单靠性欲和技术什么也解释不成。所以，在弗洛伊德那里，超我的禁令与自我的动力仿佛都是偶然的；所以，在恩格斯对家庭史的论述中，最重要的发展似乎是根据反复无党的神秘命运出现的。我们在试图揭示女人对，不会否认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作出的一些贡献；但我们会认为，身体、性生活以及技术资源，只有从人的生存的全方位去认识，对他才是具体存在的。体力、yīn茎和工具，其价值只能在价值世界中确定；它有赖于生存者用以追求超越的基本设计
第04章 游牧族中的女人
这始终是一个男人的世界；迄今为止，为解释这一事实提出的种种理由，似乎还没有一个是充分的。但是，如果我们根据存在主义哲学去重温史前研究的和人种学的论据，就可以认识到两性的等级制度是怎样确立的。我已经说过，两种类别的人在一起时，每一种类别都想把他的主权强加给对方。如果两种类别的人都能够抵制这种强求，他们之间就会产生一种时而敌对时而和睦、永远处于紧张状态的相互关系。如果其中一个类别的人以某种方式取得了特权，有了某种优势，那么这一类别就会压倒另一类别，准备让他处于受支配的地位。因此不难理解，男人将会希望支配女人。但是，是什么优势使他能够实现这种意愿？人种学家对人类社会原始形态的解释是极其矛盾的。这种解释得到的信息越多，越不系统，情况就越是如此。要形成女人在前农业时期的处境的观念尤其困难。我们甚至还不知道，女人的肌肉组织或她的呼吸器官，在木同于今天的条件下，发育得是否不如男人那么完善。她要做艰苦的工作，特别是她要承受起做母亲的负担。这最后一个事实，其含义是模糊的。很可能意味着，要是她被指定去发挥母性的功能，那是因为男人为了抵御动物或他人可能发动的攻击，在紧紧控制着随时跟踪追击的权力。男人的角色更为危险，也更有活力。不过情况也好像是，女人在多数情况下是强健的、顽强的，可以参加战士的远征。我们只要回忆一下希罗多德讲的故事以及他后来对达荷美女战士的描写，就可以清楚看到，女人参加过战斗，而且其勇猛凶残的程度不亚于男人。但是，即便如此，在很棒与野兽的时代，男人的优越体力也必然是无比重要的。不论女人有多么强健，在反抗敌对世界的斗争中，生殖的束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可怕的障碍。怀孕、分娩和月经削弱了她们的劳动能力，使她们往往完全依附于男人，以得到保护和食物。由于显然没有实行生育控制，由于自然没有像对待其他雌性哺乳动物那样为女人提供不育的周期，多次怀孕就必然要消耗掉她们的大部分体力和时间，以至于无力供养自己生出的孩子。由这个基本事实，我们可以导出一系列结论：人类的早期生活是很艰难的；从事采集、狩猎和捕鱼的人们所付出的努力很大，却只能从土地上得到很少的产品；对于群体资源而言，出生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女人由于生育力旺盛，无法积极参与旨在增加资源的活动，而由她产生的新需求，却又增加到令人难以捉摸的程度。尽管女人是延续物种所必需的，但她把物种延续得太慷慨了，于是男人不得不去维护生殖与生产的平衡。甚至在人类十分需要生育和母性备受尊崇的时代，体力劳动也还是最基本的需要，根本不允许把女人放在首位。原始部落没有永久性的财产或领地，所以对后代简直不予重视。孩子对部落是个负担，而不是值得珍视的财产。杀婴在游牧族当中是常见的，许多幸免于难的新生儿，由于普遍受到冷漠和得不到照料而死去。
所以，分娩的女人无法懂得创造的自豪，她觉得自己是模糊力量的玩物，而经历痛苦折磨的分娩，对她仿佛是一个无用乃至令人讨厌的偶然事件。但在任何情况下，分娩和哺乳都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种自然功能，它们和任何设计无关。这就是女人据此找不出任何高度肯定她的生存理由的原因——她被动地服从她的生物学命运。家务劳动，由于可以和母性事务协调一致，注定要由她来干，同时又把她禁锢在重复性和内在性之中。它们千篇一律地、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种情况经历了一个又一个世纪，几乎毫无变化地延续下来。家务劳动产生不出任何新的东西。
男人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不像工蜂，靠单纯的生命过程和生物学行为，而是借助于超越动物本性的行动，去维持群体的生计。从最初就是一个发明者：他用来武装自己、敲下果实和打死动物的枝条和棍棒，立即变成了他进一步把握世界的工具。他并不只限于把从海里捕到的鱼带回家：首先他必须用树干制成独木舟，用它去征服水的王国；为了获取世界的财富，他兼并了世界本身。在这种主动性当中，他考验了他的力量；他树立了目标，开辟了达到目标的道路。一句话，男人作为生存者得到了自我实现。为了维持，他创造；他突破现在，开创未来。所以捕鱼和狩猎具有神圣性。远征的成功借节日和凯旋仪式来加以庆祝，男人从中得到了对他作为一个人的地位的承认。今天，当他建成一个大坝或一座摩天大楼或一座原子反应堆时，也表现出同样的自豪。他工作不仅是为了保存既定的世界；他冲出既定世界的疆界，为新的未来奠定了基础。
早期男人的主动性，有赋予它至高尊严的另一面：它常常是危险的。如果血液只是一种营养液，那么对它的评价就不会高于牛奶。但狩猎者不是屠夫，因为他在同野兽搏斗时，要冒着出生入死的危险。为了提高本部落、本氏族的威望，战士把生命置之度外。他以此戏剧性地证实了，生命对于男人不是最高的价值，相反，生命应当为比它本身更重要的目的给创造出来。降临在女人身上的最凶险的祸根是，应当把她排除在战争之类的袭击行动之外。因为男人高于动物之处不在于给予生命，而在于用生命来冒险。这就是人类没有把优越性赋予去分娩的那个性别，却赋予了去屠杀的那个性别的原因。
这样我们便掌握了揭开全部奥秘的关键。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一个物种只有通过重造自身才能够得以维持，但在更多的个体中，这种创造的结果只不过是重复同一种生命。但是，男人在确保重复生命的同时，也在通过生存超越生命。由于这种超越，他创造了让纯粹重复完全失去价值的价值。在动物界，由于没有涉及到设计，也就谈不上雄性活动的自由和多样性。除了服务于物种，它做的事无足轻重。而人类的雄性，不但为物种服务，还改造了大地的面貌。他创造了新的工具，他发明，他塑造了未来。在把自己树为主权者的过程中，他受到身为同谋者的女人的支持。因为女人也是生存者，她也感到超越的冲动，她的设计也不仅仅是重复，同样是面向另一种未来的超越——她在心中进一步证实了男性的要求。她和男人一起欢度节日，庆祝男性的成功与胜利。从生物学上看，她的不幸必然在于注定要重复生命，虽然连她自己也认为，生命本身不具备存在的理由，而这种理由比生命本身更重要。
黑格尔根据这一论点对主奴关系所作出的解释，非常适用于男女关系。他说，主人的优势来自于他通过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这一事实，把精神作为生命的对立面肯定了下来。但实际上，被征服的奴隶也懂得这样去冒险。相反，女人却基本上是一个只给予生命、不肯拿她的生命去冒险的生存者。在她与男性之间从未有过较量。看来黑格尔的解释特别适用于她。他说：“他者意识是一种依附意识，对于他来说，本质的现实就是那种动物型的生命；就是说，是另一种存在所给予的一种生存模式。”但是，这种关系同征服关系必然有区别，因为女人也渴望并承认男性所具体取得的那些价值。是男人在开创连她也在追求着的未来。女人确实没有确立过同男性价值相对立的女性价值。男人想维持男性特权，于是便虚构出了这种歧异。只是为了把女人禁锢在里面，男人才独自创造了一个女性领域——生命的、内在性的王国。但是，生存者在以超越去寻求自我辩护时是无视性别的——女人的顺从便是此说的证据。她们今天所要求的是，根据和男人同等的权利，承认她们是生存者，让生存不从属于生命，让人不从属于其动物性。
因而，我们只有从存在主义出发，才能够认识原始部落的生物学的及经济的条件怎样必然导致了男性的霸权。与男性相比，女性成为物种的牺牲品的程度更大；而人类始终在设法摆脱受制于物种的命运。由于发明工具，维持生命对男人成了一种主动性，一种设计。但是，女人在孕期却仍在受着她身体的严密束缚，和动物没有什么两样。只是由于人类在生存（liVing）方面开始怀疑他本身——就是说，开始重视高于纯粹生命的生存（liVing）理由——男人才在女人面前表现出优势。男人的设计木是及时地重复他自己：它是要控制住瞬间并塑造未来。男性的主动性在创造价值时，也把生存本身变成了一种价值；这种主动性战胜了生命的无序力量，也征服了自然和女人。我们现在必须弄明白，这种处境是怎样延续下来的，长久以来是怎样演变的。人类为他本身的这一部分——她虽然包括在人类当中，却又被确定为他者——准备了什么样的位置？她被赋予了哪些权利？男人又是怎样解释她的？
第05章 早期农耕时代的女人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在原始部落，女人的命运十分无情，而且毫无疑问，没有人作出多少努力去补偿禁烟女人的残酷环境。但是，女人也不像后来在父权保护下那样被欺骗和欺负。任何制度都没有对男女不平等表示过认可；的确，那时也不存在什么制度——没有所有制，没有继承制，也没有法律制度。宗教属于中性，崇拜的对象是某种无性的图腾。
制度和法律，是在游牧者定居并成为农民以后出现的。男人不再限于和敌对力量进行苛刻的较量，他开始通过塑造世界表现他自己，对世界和他本人进行思考。此时男女差别反映在人的群体结构当中，并且具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女人在农业公社常有极高的尊严。这种尊严应当主要由孩子在以耕作土地为基础的文明中，具有新的重要性来解释。在某决领地上定居下来以后，男人确立了对领地的所有权，财产呈集体所有的形式。这种财产要求所有者提供后代，所以母性成为一种神圣的功能。
许多部族都生活在公有制下，但这并不意味着女人为全体男人所公有——今天几乎没有人认为杂婚是一种普遍的做法，而是意味着男女作为一个群体来体验宗教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生活：他们的个体性仍是一个纯粹的生物学事实。婚姻，不论它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还是一妻多夫制，只是世俗的事情，并不产生神秘的联系。它不涉及对妻子的奴役，因为她与她的氏族仍是一个整体。整个氏族统一在一个图腾下面，在某种神秘意义上拥有一种超自然力，这具体表现在对一块领地的公有。氏族按照前面所讨论过的异化过程，通过这块领地，获得了具有客观具体形式的自我意识。所以，借助于土地的永久性，氏族成为名副其实的统一体，它的同一性经过时间的流逝依然存在。
唯有采取这种存在主义的立场，我们才能理解至今还存在的，在氏族、部族或家庭同财产之间的认同作用（identification）。农业公社用一种源于过去并和未来相联系的生命观念，取代了游牧部族的仅短暂存在过的世界观。农业公社所崇拜的对象是图腾祖先，他把自己的名字送给氏族成员。氏族对自己的后代十分关心，因为通过传给后代的土地，氏族本身将会存在下去。公社意识到它的统一性，渴望得到一种超越现在的连续生存。它认识到自身是通过孩子存在的，认识到孩子是属于它自己的。它通过他们才得以实现。
当时，许多原始人并不知道父亲对生育同样起了作用（甚至在今天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他们认为孩子再现了祖先的精灵，这些精灵飘荡在树林和岩石周围，飘荡在圣地之中，后来落入女人的体内。有人认为，为了让这种穿透成为可能，女人不应当再做处女。但也有人认为，这种穿透也可能是通过鼻孔或嘴发生的。不管怎样，反正夺走处女贞操在这里是次要的，而且由于某种神秘性质，这极少是丈夫的特权。
但是对于生育，母亲显然是不可缺少的。是她在保护和养育着生长在她体内的那个微生物，所以氏族的生命只有通过她，才能在有形世界得以繁衍，因而她开始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孩子往＇往属于母亲的氏族，使用这个氏族的名字，拥有这个氏族的权利和特权，尤其是在使用该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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