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山伯爵-第1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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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过份的骄傲以维持他的地位。老贵族嘲笑他；才智之士排斥他；德高望重的人本能地厌恶他。伯爵陷入了祭坛上的牺牲品似的惨境。一旦被上帝的手指为牺牲品，每一个人便都要攻击他了。

只有马尔塞夫伯爵不知道当日所发生的事情。他没有看到那份登载诽谤消息的报纸，以写信和骑马度过了早晨的时光。所以他在往常的时间到达议会，仍带着一种骄横的神色和傲慢的态度：他下车，经过走廊，进入议院，并没有注意到听差的迟疑和他同僚的冷淡。会议在他到达半小时前就已经开始了。虽然伯爵的神态和举止都未改变，——我们已经说过，他对于当日的事情毫不知情，——但在旁人看来，他的态度和举止似乎比往常更显得傲慢不逊；他的出席被视作对议会的一种挑衅，以致全体议员都为议院的尊严受到侮辱而深感愤怒；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失礼；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目中无人；有些人则认为是一种侮辱。整个议院虽然都急于想开始辩论；但象往常一样，谁都不愿意担起为难的责任。

最后，一个令人尊敬的议员，马尔塞夫的知名敌人，带着庄严的神色跨上讲台。这表示预期的时间已经到了，议院里顿时鸦雀无声；只有马尔塞夫不知道这个一向并不如此受重视的演讲者会受到这样重视的原因。发言者宣称他有非常重要的消息要报告，要求全场一致注意，伯爵对这一段开场白并未予以特别注意；但当听到亚尼纳和弗尔南多上校的时候，他的脸色就变得那令人可怕地苍白，以致每一个议员都打了一个寒颤，所有眼光都集中到他身上。精神上的创伤就有这种特性，——它可以被掩盖起来，但却决不会收口；它是永远痛苦的，被触及就会流血，永远鲜血淋漓地留在心头。

他的演说在鸦雀无声的会场里进行下去，只偶尔被一阵阵叹息声所打断，当他继续讲下去时，全场又肃静下来，他讲到他为这件事感到不安，查明这件案子，任务相当艰巨。他之所以要引起一场私人问题的辩论，是为了要保全马尔塞夫先生的个人名誉和整个议院的名誉。他的结论是要求立即进行一次审查，以使谣传尽快被挫败，不令其散布出去，借此恢复马尔塞夫先生在舆论界所长期建立的地位。

这个意想不到的横祸是这样的打倒了马尔塞夫，以致当他带着一种迷惑不解的表情环顾全场的时候，他简直说不出一句话来，这种胆怯的表情既可以看做是无辜者过分受惊，也可以说是自愧有罪者的表现，这种态度为他赢得了一部分同情，——因为真正宽厚仁义的人当见到他们敌人的不幸超过他们仇恨的范围时，总是会发生同情的。主席把这件事付诸表决，结果决定应该进行审查。主席问伯爵需要多少时间来准备他的辩护。马尔塞夫发现在经受这个可怕的打击以后居然还活着，他的勇气便恢复了。“诸位勋爵，”他答说，“对于这由敌人暗中指使的攻击，是不能靠时间来反击的，我必须立刻用一个霹雳来答复那曾暂时使我吓了一跳的闪电。噢！我不但能辩护，而且将流近我最后的一滴血，向我高贵的同僚们证明我无愧于与他们为伍！”这番话使人产生了一种对被告有利的印象。“所以，我要求审查应该尽可能赶快举行，我应当把一切必需的资料提供给院方参考。”

“您指定哪一天？”主席问。

“从今天起，我悉听院方处置。”伯爵回答。

主席摇了摇铃。“是否全体同意今天就举行审查？”

“同意！”全场一致回答。

议院选出了一个十二人委员会来审查马尔塞夫所提出的证据。审查委员会决定当天晚上八点在小组会议室里开会：如果有必要继续，每天晚上在同样时间开会。马尔塞夫要求退席，他得去搜集那些他早就准备着以便应付这种风波的证据，他的机警使他预料到这种风暴的可能性。

波尚把我们现在所叙述的这一切事情详详细细地讲给那阿尔贝听；他的叙述当然更比我们富于生气，因为当时事件正在演变中，而现在则已事过境迁。阿尔贝浑身都在颤抖着，有时抱着希望，有时愤怒，有时又羞愧，——因为凭他对波尚的信任，他知道他的父亲是有罪的；而他自问，既然他是有罪的，他又如何能证明他的无辜。波尚迟疑着不再叙述下去。

“以后呢？”阿尔贝问。

“以后？我的朋友，你给了我一件痛苦的工作了。你一定要全部知道吗？”

“绝对要，与其从别人的嘴里知道，还不如从你的嘴里知道的好。”

“那末，请你做好精神准备，因为这是需要勇气的时候了。”

阿尔贝伸手摸一摸自己的额头，象是在证明自己的精力，象一个人在准备防卫他生命的时候试一试他的盾和弯一弯他的剑一样。他以为自己很强壮，因为他把自己的激动情绪误认作力量了。“讲下去。”他说。

“那天晚上，”波尚继续说，“全巴黎在等待消息。许多人说，只有你的父亲出面才能使指控不攻自破，许多人说他不会出席，有些人斩钉截铁地说，他们亲眼看见他动身到布鲁塞尔去了，也有人到警察局去查问他有没有去领护照。我认识一个年轻的贵族，他也是审查委员之一，我竭力恳求他给我一个旁听的机会。他在七点钟的时候来找我，在趁开会的人还没来，要求一个听差把我藏在一间边厢里。我躲在一根圆柱后面，希望能全部目击这一切。八点正，大家都已到齐了，马尔塞夫先生在时钟敲到最后一下的时候走了进来。他的手里拿着一些文件，看上去脸色平静，脚步坚定，衣服漂亮而不浮华。根据老军人的习惯，他的上装一直扣到颈下。他的出场产生了一个良好的效果。审查委员会是由中立人士组成的，其中有几个上前来与他握手。”

阿尔贝在听这些事情的时候，觉得他的心快要爆炸了，但在他的忧伤之中混杂着感情。他很愿意能拥抱一下那些在他父亲的名誉受到这样一些攻击的时候还能给他这种敬意的人。

“这时，一个听差拿了一封信来交给主席。‘您可以发言了，马尔塞夫先生，’主席一面说，一面拆开那封信，于是伯爵开始为自己辩护起来。我敢向你保证，阿尔贝，他的辩护是最雄辩和最有技巧的。拿出文件证明亚尼纳总督到最后一刻是对他全部信任的，因为他曾要派他去和土耳其皇帝作一次生死攸关的谈判。他拿出那只戒指，这是阿里总督的权威的像征，他常常用这只戒指来作为他的信物，阿里总督给他这只戒指的用意，就是为了当他回来的时候，不论日夜，不论任何时间，可以凭此直接去见他，甚至到他的寝室去见他。不幸的是，他说，那次谈判失败了，而当他回来保卫他的恩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但是，’伯爵说，‘阿里总督对我是这样的信任，甚至在他临死的时候，他还把他的宠妾和他的女儿托我照顾。’”

阿尔贝听到这几句话，不觉吃了一惊。他想起海黛的身世来了，他还记得她讲述那个使者和那只戒指时所说的话，以及她被出卖和变成一个奴隶的经过。“这一段话产生了什么影响呢？”阿尔贝急切地问。

“我承认这段话感动了我，也的确感动了全体委员，”波尚说。“这时，主席漫不经心地阅读那封送来的信，开头那几行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把那几行读了读，然后眼睛盯住马尔塞夫先生。‘伯爵阁下，’他说，‘您说亚尼纳总督曾把他的妻女托付给了你照顾？’‘是的，阁下，’马尔塞夫答道，‘但在那件事情上，象在其他一切事情上一样，不幸总追赶着我，当我回去的时候，凡瑟丽姬和她的女儿海黛已失踪了。’‘你认识她们吗？’‘我和总督的密切关系以及他对我的忠诚的无限信任使我见过她们二十多次。’‘您知道她们后来的下落吗？’‘是的，阁下，我听说她们已很忧伤，或许是沦为贫穷的牺牲品。我并不富有，我的生命经常在危险中。我不能去寻找她们，这是我非常遗憾的。’主席让人难以觉察地皱了皱眉头。‘诸位，’他说，‘你们已听到马尔塞夫伯爵阁下的解释了。伯爵阁下，您能提供出证人来证实您所说的话吗？’‘唉！不能，阁下，’伯爵答道，总督周围的人物，或是朝廷里认识我的人，不是过世就是走散了。我相信，在我的同胞人之中，只有我一个人经历了那场可怕的战争还依旧活着。我只有阿里·铁贝林的信件，现在已经呈交在您面前了，随那只作为信物的戒指，也在这儿了。最后，我所能提供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在一次匿名的攻击以后，并没有一个证人可以站出来否定我是一个正直和诚实的人以及一个纯洁的军人。全场发出一阵低低赞许声。这时，阿尔贝，假如再没有别的事情发生，只要经过最后一次表决，你的父亲便可以胜利了。但主席又说：‘诸位，还有您，伯爵阁下，我想，你们大概不会反对听取一个自称为非常重要的证人的证词。这个证人是他自己找上门来的，而在听了伯爵刚才的一番话以后，我们知道他是为证明我们这位同僚是无辜而来的。这封刚才收到的信就是关于那件事的。我们是否应该把它读一读呢，还是应该把它搁在一边，只当没有那回事？’马尔塞夫先生的脸色变得苍白了，抓住文件的那只手紧紧地捏成了拳头。委员会决定听一听那封信的内容，伯爵默不出声，装出沉思的样子。主席读道：‘主席阁下：我能向审查委员会提供非常确实的资料来证实马尔塞夫中将伯爵在伊皮鲁斯和马其顿的行为。’主席顿了一顿，伯爵的脸更苍白了。主席望了一眼他的听众们。‘念下去。’四面八方都是这样说。主席继续道：‘阿里总督临终的时候我也在场；我亲眼看到他临终时的情形，我知道凡瑟丽姬和海黛的结果。我可以悉听委员会的吩咐，甚至要求赐我作证的光荣。当这封信交到您手里的时候，我已在外厅等候了。’“‘这个证人，或说得更准确些，这个敌人究竟是谁呢？’伯爵问道，他的语气明显地改变了。‘我们就要知道的，阁下，’主席答道，‘委员会愿意听这位证人的陈述吗？’‘要听，要听。’他们都同时说。主席把听差叫来，问他：‘外厅里有没有人！’‘有的，先生。’‘是什么人？’‘一个女人，有一个仆人陪着。’每一个人都面面相觑。‘领那个女人来。’主席说。五分钟以后，听差又出现了。所有的眼睛都盯住了门口，包括我，”波尚说，“也跟大家一样的期望和焦急。在听差的后面，走进来一位遮着一张大面纱的女人。那张面纱完全遮住了她的脸，但从她的身材和她身上的香气判断，她显然是一个年轻而高雅的女人。主席要求她揭开面纱，到那时，大家才看到她穿着希腊人的装束，而且极其美丽。”

“啊！”阿尔贝说，“这是她。”

“她？谁？”

“海黛。”

“谁告诉你的？”

“唉！我知道了。说下去吧，波尚。你看得出我很镇定坚强，我们一定很快就可以知道真相的。”

“马尔塞夫先生惊奇而恐怖地望着这个女人。”波尚继续说。“她说出来的话将要关系他的生或死了。全体委员觉得这个插曲是这样的离奇，以致他们现在把伯爵的安危问题看作了次要的事情。主席亲自端了一把椅子给那青年女子，但她并没有坐下。至于伯爵，他早已经跌倒在他的椅子里了，显然他的两腿已经支持不住了。

“‘夫人，’主席说，‘您自称能向委员会提供关于亚尼纳事件的资料，并声称您是亲眼目击那些事件的证人。’‘我的确是的！’那陌生女子用一种甜蜜而抑郁的口气和那种专门属于东方人的悦耳的声音说。‘请允许我说，您那时一定还非常年幼吧。’我那时才四岁，但因为那些事情和我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没有一件事情会逃出我的记忆。’‘那些事情跟您是怎样的关系呢？你是谁，怎么会对那些事情有这样深刻的印象呢？’‘那些事情关系着我父亲的生死，’她答道。‘我是海黛，是亚尼纳总督阿里·铁贝林和他的爱妻凡瑟丽姬的女儿。’“交杂着骄傲和谦逊的红晕顿时涨满了那位青年女子的两颊，再加上她那明亮的眼睛和她那充满尊严的一段话，在全场上产生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影响。至于伯爵，即使一个霹雳打在他的脚下和深裂开在他的面前，也不能使他更惶惑了。‘夫人，’是主席非常恭敬地鞠了一躬说道，‘允许我提出一个问题，——这是最后的一个问题了：您能证明您现在所说的这一番话的真实性吗？’‘我能的，阁下，’海黛说，从她的面纱底下摸出一只异香扑鼻的小包来，‘这儿是我的出生证明书，是我父亲亲笔写并且由他的高级官吏签署的，还有我的受洗证书，因为我的父亲同意我可以信我母亲的宗教。这张受洗证上有马其顿和伊皮鲁斯大主教的签署。最后——而这无疑地是最主要的——，还有那个法国军官把我和我的母亲卖给亚美尼亚奴隶商艾尔考柏的卖身文契，那个法国军官在他与土耳其政府的无耻的交易中，竟把他恩主的妻子和女儿作为他的一部分战利品，把她们卖了，得到四十万法郎。’全场在一种可怕的寂静中倾听这一番惊心动魄的谴责，伯爵的两颊泛出青白色，他的眼睛充满了血丝。海黛依旧很镇定，但这宁静却比别人的愤怒更可怕，她把那张用阿拉伯文写的卖身契交给主席。在这些证件之中，有些大概是用阿拉伯文、罗马文或土耳其文写的，因为议院的译员已被传唤了上去。有一个议员曾在伟大的埃及战争中研究过阿拉伯语，在他的监视之下，那译员高声读道：

“我，艾尔考柏，一个奴隶商人，皇帝陛下的纳妃使者，承认代皇帝陛下从自由贵族基督山伯爵手里收到一颗价值二千袋钱中的绿宝石，作为一个十一岁的幼年基督徒奴隶的赎金。这个奴隶名叫海黛，是故亚尼纳总督阿里·铁贝林勋爵及其宠妾凡瑟丽姬的女儿。她是七年以前和她的母亲一起卖给我的，但她的母亲在到达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即已去世。原售是一个代阿里·铁贝林总督手下服务的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