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近卫军-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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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您究竟是怎么认识我们的？”万尼亚忍不住了。

“这我永远也不会告诉您，不然您会弄得非常窘。”她说，脸上突然露出了狡猾的表情。

“你们有什么秘密？”克拉娃不无妒意地向万尼亚问道。那时天色已经漆黑，他们坐在伊凡·尼卡诺罗维奇家的上房里。克拉娃的母亲早就把万尼亚当做自家人一样，特别是在渡口事件之后。她在一条哥萨克人用的蓬松柔软、暖和得令人昏昏欲睡的鸭绒褥子上，放心地入睡了。

“你能保密吗？”万尼亚凑着她的耳朵问。

“这还用你问……”

“你起誓！”

“我起誓。”

“她告诉我，有一个我们克拉斯诺顿的人躲在附近，她让我转告他的家属，后来我们又随便聊了一阵……克拉娃！”他抓住她的手，庄严地轻声说，“我们建立了一个跟侵略者作斗争的青年组织，你愿意加入吗？”

“你参加这个组织了吗？”

“当然。”

“那我当然加入！”她把她的非常温暖的嘴唇贴到他的耳朵上，“我不是你的吗，懂吗？”

“我要听你宣誓。誓词是我跟奥列格写的，我能背出来，你得把它背熟。”

“我会把它背熟，因为我完全是属于你的……”

“你得把这儿和附近庄子里的青年组织起来。”

“我会替你把他们全组织起来。”

“你对待这件事别那么轻率。要是失败，就有性命的危险。”

“那么你呢？”

“我也是这样。”

“我准备跟你一起死。”

“不过我想，我们俩最好还是都能活着。”

“当然，那好得多。”

“你知道，他们那边已经给我预备了床铺，我得走了，不然不方便。”

“你何必到那边去？我不是属于你的吗？啊，你明白吗，我完全是属于你的。”克拉娃把她的温暖的嘴唇凑着他的耳朵低语说。

第45章

到九月底，五一矿山（连同“八家宅”和新一号井区）的“青年近卫军”组织已经成为最大的地下青年组织之一。以前五一学校高年级学生里面所有最积极的青年都被吸收进这个组织。

五一村人自己安装了一架收音机，散发用墨汁写在学校练习簿纸张上的情报局战报和传单。

为了这架收音机，不知费了多少周折！他们到处寻找，在各处的屋子里发现了一些早已报废的、损坏了的廉价收音机，就把这些收音机偷出来。鲍利斯·葛拉万，一个跟着父母从比萨拉比亚逃难出来、定居在克拉斯诺顿的摩尔达维亚人，——小组里叫他阿列科①，——负责用它们来装成一架可以使用的收音机。可是有一次他带着机器的个别零件和真空管回家的时候，半路上被一个“警察”抓住——

①阿列科是普希金的长诗《茨冈》的主人公。

葛拉万在“警察队”里只讲罗马尼亚语，他大喊大叫，说“警察队”剥夺了他全家的生活资料，因为他需要这一套材料来做打火机，他赌咒发誓地说他要到罗军司令部去控诉：因为总有一些过路的罗马尼亚部队的军官在克拉斯诺顿过夜。在葛拉万家里查出几只做好的打火机和几只在制造中的打火机——他的确是靠做打火机来赚点钱贴补生活。于是“警察队”释放了这个“盟国”的“代表”，虽然还是没收了他的收音机零件。但是他仍旧用剩下的那些零件装成了一架收音机。

五一村人通过李丽亚·伊凡尼兴娜跟附近一些庄子发生独立的联系，李丽亚从俘虏营逃回来把身体养好后就到苏霍多尔庄去做教师。他们是武器的主要供应者。他们在草原上，有时跑得老远到顿涅茨河边的战区去搜集武器，还从过夜的德国官兵和罗马尼亚官兵那里偷武器。等五一村所有的年轻人——组织的成员——都武装起来了，多余的武器就交给谢辽萨储藏起来，地点只有谢辽萨和极少数人知道。

就像整个“青年近卫军”组织的灵魂是奥列格·柯舍沃伊和伊凡·杜尔根尼奇，克拉斯诺顿村组织的灵魂是柯里亚·苏姆斯柯依和托西雅·叶里谢延柯一样，五一村组织的灵魂就是邬丽亚·葛洛莫娃和阿纳托里·波波夫。

阿纳托里·波波夫被总部任命为五一村小组的指挥员，以他在共青团里获得的组织经验以及他素有的严肃态度，他在五一村青年所做的一切工作里都贯注了严格的纪律性和以全体青年的特别协调的工作为依据的大胆果断的精神。

邬丽亚却是一切创举的发起人、五一村人的大部分告民众书和传单的起草人。这个苗条修长的姑娘，梳着两条沉甸甸的黑辫子，眼睛里有时迸射出明亮、强烈的光芒，有时充满神秘的力量，与其说是顽皮，不如说是文静；与其说是热情，不如说是恬淡，然而又是两者兼备。现在才看出，这个姑娘早在跟大家毫无区别地一同学习、到草原上散步、像大伙一样唱歌跳舞、朗诵诗篇、辅导少年队员的时候，就已经在女友和同学们中间积累了多么巨大的精神威望。

青年的特点是能不凭研究和经验，而只是从第一瞥、第一句话、第一个动作来辨别什么是表面的，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枯燥乏味的，什么是生动活泼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有意义的。邬丽亚现在并没有特别亲密的女友，她对大家都同样关怀、和气、严格。但是姑娘们只要看见她，跟她交谈上三言两语，就足以使她们感到，邬丽亚所以这样并不是由于精神贫乏，在这后面有着一个充满感情与思考、充满对人的不同评价、充满对人的不同态度的巨大的世界。这个世界能够以出人意料的力量表现自己，特别是在一个人理应受到它的道义上的批评的时候。像邬丽亚这样性格的人，哪怕能得到她的一视同仁的对待，都会被视为奖励，如果她能有一刹那微微打开她的心灵，那更不知要怎样令人受宠若惊了。

她对所有的男青年也是同样地一视同仁。他们中间不但没有人能说她对他比对别人好，而且也没有一个人哪怕敢于在内心作这种奢望。只要看到她的目光和举动，每个男青年都会明白他所接触的人不是妄自尊大，更非感情贫乏，而是一个具有严谨的、内在的、充满真正热情的世界的人。这种热情还没有找到一个对象可以向之无保留地、大量地、尽情地倾注，但它又不能一点一滴地把自己消耗掉。因此邬丽亚就被青年人对特别坚强而纯洁的姑娘们产生的那种不自觉的、关切的、无私的崇拜包围着。

正是由于这一点，而不仅仅由于她的聪明和她读书很多，她才自然而然地、毫不费力地、甚至不自觉地占有了五一村男女同伴的心。

有一天，姑娘们聚在伊凡尼兴娜姊妹家里，——现在那里成了她们经常聚会的地方，——在做伤员用的绷带包。

绷带是刘勃卡从到她家来玩的卫生队官兵那里偷来

的，——她是顺手牵羊偷来的，对它并没有重视。但是被邬丽亚知道之后，马上就给它派了用处。

“我们的男青年每人都应该随身带一个绷带包，因为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他们要作战。”她说。

而且，她大概已经知道一点什么消息，所以才说：

“我们要全体出动的时候很快就要到了。那时候我们就需要好多好多绷带……”

事实上，邬丽亚不过是用自己的语言转达了万尼亚在总部会议上说的话。至于万尼亚是从哪里知道的，她却不晓得。

这样，她们就坐在这里做绷带包，连这个以前被认为是性情孤僻、有些个人主义的大学生舒拉，现在也参加了这个工作，因为她由于爱玛雅也加入了“青年近卫军”。纤瘦的莎霞开口说道：

“姑娘们，你们知道我们大伙现在像什么人？就像那些过去在矿上工作，后来靠退休金过活或是靠子女供养的老太婆。这样的人我在我奶奶家里不知见过多少。她们也像这样，一个一个地来到我奶奶家里，坐在一块：有的织毛线，有的做针线活，有的玩牌，还有的帮奶奶削土豆，都一声不响……她们老是不吭声，后来有一个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说：‘诸位老奶奶，我们想法来提提神怎么样？’老奶奶们都暗自笑了一笑，另外一个就说：‘喝点酒提提神又不罪过。’她们马上就来凑份子，每人十五戈比。一转眼，桌上已经放了半瓶白酒，这些老太太能喝得了多少？她们只喝了一丁点，就这样用一只手托着腮帮子唱起来：‘啊，你呀，我的镀金戒指……’”

“唉，这个莎霞真是，净想出这种稀奇古怪的故事儿！”姑娘们哄笑起来，“我们要不要也像那些老奶奶那样，来喝点什么？”

但是这时妮娜来了，她现在已经难得来跟姑娘们随便坐坐，现在她总是以总部联络员的身分前来的。至于这个总部在什么地方，它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姑娘们都不知道。“总部”这个词儿使她们联想到一些成年人，他们处于地下状态，可能是待在地下的掩蔽部里，四壁都挂着地图，他们本人也带着武器，他们能马上用无线电跟前线联系，也许，甚至能跟莫斯科联系。现在，妮娜进来，把邬丽亚叫出去，姑娘们心里已经明白，妮娜是带着新任务来的。果然，过了一会邬丽亚回来说，她要出去。然后她把玛雅叫到一边，对她说，要姑娘们分别把绷带包带回家去，又让她带七八个送到邬丽亚家里，因为可能很快就用得着。

过了不到一刻钟，邬丽亚已经撩起裙子，两条修长匀称的腿先后跨过篱笆，从自家的小花园里爬进波波夫家的小花园。那里，在老樱桃树浓荫下枯干的草地上，燕麦色头发上压着乌兹别克式小帽的阿纳托里·波波夫和深色头发上没有戴帽子的维克多，正面对面地趴着在研究本区地图。

他们老远就发现了邬丽亚，当她走近的时候，他们继续看着地图，低声交谈。邬丽亚把胳膊一弯，随便地把落到胸前的辫子甩到背后，拉拉腿上的裙子，抱住膝盖在旁边蹲下来，也来研究地图。

把邬丽亚找来商量的那件事，阿纳托里和维克多已经知道了。这对于五一村人是第一次严重的考验：“青年近卫军”总部委派他们去解救在波高烈莱庄的林场做工的一批战俘。

“警卫队住的地方远吗？”阿纳托里问。

“警卫队住在大路的右边，在庄子里面。可是营棚是在左边相当远的地方，就靠近那个小树林，你记得吗？以前那儿是个仓库。他们只搭了一些铺板，在四周围了一圈铁丝网。总共只有一个哨兵……我想，最好不要去惊动警卫队，只要干掉那个哨兵……不过很可惜，应该把他们统统干掉才好。”维克多带着恶狠狠的神气说。

维克多自从父亲遇害之后大大地改变了。他穿着深色平绒短上衣，不时用那双勇敢的眼睛闷闷地望着阿纳托里，嘴里嚼着一根干草，好像无可奈何似地说道：

“夜里俘虏们被锁在里面，不过可以让葛拉万带工具去，他干起来可以不出一点响声。”

阿纳托里抬起眼睛望着邬丽亚。

“你的意见怎么样？”他问。

邬丽亚虽然没有听到他们前半段话，但是根据从他们一开始活动就在他们之间自然而然形成的、只要听半句话就能领会对方意思的理解力，立刻抓住了维克多所以不满的要点所在。

“我非常理解维克多的心情：不错，我们恨不得把那个警卫队全部都消灭掉。但是要干这样的事，我们还不够成熟。”

她用她那平静舒畅的低沉的声音说。

“我也是这么想。”阿纳托里说，“应当采取最快最简单的办法来达到目的。”

到第二天黄昏时分，他们一个一个地来到顿涅茨岸边波高烈莱庄附近的树林里集合。他们是五个人：阿纳托里和维克多，他们的同学符拉箕米尔·腊高静和他们中间最年轻的叶夫盖尼·谢毕辽夫，还有鲍利斯·葛拉万。他们都带着手枪。维克多还带着父亲留下的一把古老的芬兰刀，现在他老把它插在平绒短上衣底下的腰带里。葛拉万随身带着剪铁丝的钳子、撬棍和螺丝刀。

是南方初秋的一个清新的繁星之夜，没有月亮。青年人趴在河边陡峭的右岸下边。紧挨河岸的灌木丛在他们头顶上轻轻摆动，河水微微发出亮光，几乎是无声地流动着。只有在下游崩塌的岸旁，静静的水流不知是渗透过崩塌的泥土的孔隙，还是把一根柳枝拉过去又放开，发出了吮吸和咂嘴的声音，好像牛犊在吮吸母牛的奶。对面草原上低低的河岸，消失在一片朦胧的、银灰色的雾霭里。

他们要等到哨兵半夜换岗的时候。

这个初秋的夜晚，对岸这片呈现银灰色的雾霭和这种好像是孩子吮吸和咂嘴的声音，是如此神秘和优美，使每个青年面对这样的美景都无法排除一种异样的心情：难道他们真要离开这条河流和这种声响，进入袭击德国哨兵、清除铁丝网和撬门开闩的斗争吗？这条河和这些声响对他们是这样的亲切和熟悉，而他们即将去做的事对他们却是破天荒第一遭，——他们里面甚至没有人能够想象这将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他们彼此隐瞒着这种心情，只是低声交谈着他们觉得亲切的事情。

“维嘉，你记得这块地方吗？就在这儿，对吗？”阿纳托里问。

“不，还要下面一点，呐，就在那边崩塌了的和发出好像吮吸声音的地方。我是从对岸游过来的，我老是担心你会被拖到下游，直卷到漩涡里去。”

“想起来真是后怕，我真是吓得要死。”阿纳托里带着稚气的微笑说，“我已经被水呛得快要憋气了。”

“我和任尼亚①·莫什柯夫从树林里出来，——唉，真糟糕！主要的是我还不会游泳。”腊高静说，他是一个非常瘦削的长腿小伙子，帽子压到眼睛上，帽舌长得使人根本看不见他的脸——

①任尼亚是叶夫盖尼的小名。

“不，要不是莫什柯夫穿着衣服就从悬崖上跳下去，保管你不能把他拖起来。”他对维克多说。

“当然拖不起来。”维克多承认道。“关于莫什柯夫，还听到些什么消息吗？”

“什么也没有。”腊高静说，“他只是个少尉，而且还是在步兵里！这是最下级的指挥员，老兄，他们死起来就像嗑瓜子一样容易……”

“不，你们的顿涅茨太文静了，可是我们的德涅斯特，那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