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天工-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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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轮壶，同乡人把他当作诸葛孔明复出。
　　王徵和金尼阁合作翻译《西儒耳目资》，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
　　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远西奇器图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作。
　　王徵在自序中说明了自己的取舍原则：“不甚关切民生日用……又非国家工作之所急需，则不录，特录其最切要者。”
　　全书分三卷，第一卷导言九则：
　　（一）列举从事机械学必须先学习的七个学科；
　　（1）重学（2）借资（3）格物穷理之学（4）度学（5）数学（6）视学（7）吕律学
　　（二）列举参考书十八种（都是当时明朝政府和民间已经组织编写或者翻译出版的书籍）
　　（1）《勾股义》（2）《圆容校义》（3）《浑盖通宪图说》（4）《泰西水法》（5）《几何原本》（6）《坤舆全图》（7）《简平仪》（8）《浑天仪》（9）《天问略》（10）《同文算指》（11）《敬天实义》（12）《畸人十篇》（13）《七克》（14）《自鸣钟说》（15）《望远镜说》（16）《职方外纪》（17）《西学或问》（18）《西学凡》
　　（三）列举工具十九种
　　（1）度数尺（2）有验地平尺（3）合用分方分圆尺（4）分方分圆各由一分起至十分尺等（5）规矩（6）有两足规矩（7）三足规矩（8）两螺丝转阖闭定用规矩（9）单螺丝转阖闭任用规矩（10）画铜铁规矩（11）画纸规矩（12）作鸡蛋形规矩（13）作螺丝转形规矩（14）移远画近规矩（15）写字以大作小以小作大规矩（16）螺丝转母（17）活锯（18）双翼钻（19）螺丝转铁钳
　　（四）记号，列拉丁字母二十，附葡文读法之华字对音
　　（五）每所用物品名目，六十六项
　　（1）柱分长柱（2）短柱（3）梁分横梁（4）侧梁（5）架分高架……斜轮、飞轮、行轮、星轮、鼓轮、齿轮、……
　　（六）列举动力二十九种
　　（下略）
　　卷一研究力学，“言重、重心、重容、比例以及其他问题。
　　卷二论述机械学基本原理，言天平、等子、杠杆、滑车、轮、螺丝，还有斜面等问题。
　　卷三是图说。
　　除了和邓玉函合作的《远西奇器图说》外，王徵还有独立撰写的《新制诸器图说》，记录的是他个人的发明如自行磨、自行车、轮壶、代耕等等。
　　王徵另外有一部他写的手稿，是对他的《新制诸器图说》补充，新增加了二十四种机器。
　　天球自转，地堑自收，……水轮自汲、水漏自升、火船自去、火雷自轰、风轮转重、风车行远、云梯直上、云梯斜飞、气足发矢、……、自转常磨、自行兵车、活台架炮、活钳擒钟、……神威惊敌。
　　在王徵写的其他著作中还收录一些其他发明的机器，如运重机器，活动地平，生火机，西洋神器测量定表，活闸自动开闭及常闸上下转移之器，榨油活机，螺丝转梯等等。
　　王徵在崇祯年间去登州协助孙元化训练火器新军，是孙元化的一个得力助手，应是在孔有德的登州叛乱中遇害了。
　　二十现代医学的萌芽
　　引用李申著《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不论对错利弊如何，明代医学家都力求在医学领域走一条古人没有走过的路。这种探索最积极的成果，就是李时珍《本草纲目》和吴有性的《瘟疫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性超过了以往所有本草学著作。……吴有性的《瘟疫论》透露着中华新医学的曙光。
　　“吴有性认真考察了瘟疫的起因、症状，写出了他的《瘟疫论》……
　　“现代医学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细菌病因说。虽然许多病因并非细菌，现代医学也有赖于生理学甚至生物、化学的成就，……
　　“吴有性的成就，主要就是冲破传统的病因说。”
　　吴有性根据自己对瘟疫的观察，把致病的病因抽象出厉气的概念（就象现代医学起初得出病毒的概念，抽象出病菌的概念，以及生物学最初得出基因的概念一样）他描绘出厉气致病的17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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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有性的叙述，就是从今天的观点看来，也难有更多的挑剔。”
　　“在六气之后，致病的真正原因是杂气。所以一定要找到致病的杂气，并且要寻找新的治病方法。这一切都是新医学的曙光。
　　“然而曙光初露，吴有性即遭亡国之痛，他的事业已经无人继承下来。”
　　所有上面这些列举出来的方面都可以看出明代中国与近现代中国的接轨，但遗憾的是由于满清的统治，导致文明的发展被拦腰截断，中国的文明倒退停滞了三百年的时间！
　　另外我上面列举的人物决大部分在明灭亡前就死掉了，都是正宗的明朝人，少部分跨越明清的人物，也都是在明朝培育下长大的，正如龚鹏程所说“明朝灭亡时，吴梅村已经三十六岁，黄梨州三十四岁、方以智三十四岁、顾炎武三十二岁，王夫之二十五岁，朱舜水44岁，傅山38岁，李渔三十四岁，张岱47岁，金圣叹36岁，陈确40岁，这些人的气格及思想体式早得成就。”
　　顾炎武有诗名《精卫》：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他为反清事业奔波一生，虽无力回天，也誓死不愿和清廷合作，这诗里愤懑难平之意；溢于纸上；可见其心志。
　　或有人觉得这样孤介倔强；是迂腐不达时务，不象范文程吴三桂洪承畴施琅那么“深明大义”，能够为“民族团结”卖命效力。这样想是无知加无耻的结果，其实明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很开通，他们反抗满清是有原因的。
　　瞿太素说：“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顾炎武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从他们的话，看不到半点狭隘民族主义的味道，也看不到半点为一姓私利卖命的愚忠。忠信明哲的人，就算相隔遥远，肤色风俗和中国全然不同，也是诸夏；易姓改号也只是皇帝和当官的人操心的事情，和普通百姓没有关系。这些观点相当透彻，现在也不能再高明多少。
　　然而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前仆后继投入抗清事业，有的以身相殉，壮烈殉国；有的虽活下来，但志节不移，终身不渝。为什么呢？难道他们存心不想好好活着？道理很简单，正是因为满清统治者残暴凶虐，达于极致。是虽近于比肩，但汶汶汩汩的戎狄；是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禽兽。
　　一些亲历满清暴行的明末人的诗句，如张家玉的“云崩日落豺狼啸“，李成宪的“未论故园豺虎窟”，张穆的“豺狼方逼市城摧”，就是很好的注解。
　　现在的一些人，其见识，远不如几百年前的明末古人，良知更是泯灭。看见有人指摘满清暴行，揭露清廷愚昧落后专制的丑态，就坐卧不宁，奋袂而起，就要抛出一顶大汉族主义的帽子，破坏民族团结的帽子，咆哮恫吓不已。在这些东西的荒谬头脑里，似乎为满清空前绝后的种族屠杀的暴行极尽掩盖辩护粉饰之能事，为满清极端黑暗愚昧的统治贴金美化，反倒成了维护民族团结，其无耻程度，昏聩程度，确实登峰造极。莫非他们以为现在依然是三百年前满清愚民专制之天下？
　　这些人所不明白的是，对满清倒行逆施的严厉谴责，决非民族主义！仅仅站在人类文明的角度上，对满清这样一个空前绝后的禽兽政权，就应该给予不留任何余地的谴责声讨！满清的建立是野蛮代替文明，是中国历史一次空前的大倒退；任何尚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加以谴责。这和什么民族没有任何关系！那些在明末反抗满清的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不仅是中国的民族英雄，同样也是捍卫文明进步的人类的英雄；那些甘于成为满清爪牙鹰犬，为异族效命卖力，倒行逆施还自以为得意的人不仅是中国的败类，也是世界文明的败类！
　　为什么说满清取代明朝是野蛮代替文明，愚昧代替进步，是中国历史一次空前的大倒退呢？这不仅仅表现在满清屠城迁海文字狱等空前绝后的暴行，在其他方面也是得到体现的。
　　这要从长说起，当元朝灭宋的时候，中国文明几乎遭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人口的大量被屠杀，文化的破坏，无论北方南方都是如此，而与此同时西方却没有受到蒙古大军的屠杀破坏，相反由于蒙古西征，把大量东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传播到西方，刺激西方，鞭策西方，西方也开始了文艺复兴，走向了上升的轨道，而西方重新崛起所借助的也并非他们自身，正是得益于外力的刺激，借助了阿拉伯文明保存的大量古希腊古罗马典籍。而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本身就在许多方面尤其是科学技术方面有领先于东方文明的地方。
　　文明兴衰起伏波动是正常现象，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在所有时候在所有领域都保持先进，一时的局部的落后，并不可怕，关键是能否海纳百川，能否在保持自己独立研究能力的同时，勇于吸纳引进外国的先进思想和技术，不盲目自大，也不盲目随从。中国的文明一向具有开放精神，容纳异端的精神，海纳百川的精神，这正是一个文明高度自信，高度具有活力的表现。可贵的是，在明朝，中国没有丧失这样的精神。
　　综合来看，明朝的中国，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开放，眼界最为远大，统治者阶层对于传播引进外国先进思想技术最为热心，心态也最为良好的时期，这和明代本身经济的高度发展，思想的高度活跃，广大知识分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空前高涨是分不开，而所有的这一切追根溯源，都必须归源到明朝开国之初所制订的政策。
　　明朝前期是文明的恢复期，后期是文明的崛起期。正是在明朝统治下，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空前普及，士大夫阶层的活跃，哲学思想的突破，使得原来开始走下坡路的中国文明挽回了颓势，重新焕发出多样多采的的活力，重新显示出人性的尊严，个性的张扬。
　　中国历史上在春秋战国以后再一次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局面，再一次表现出对科学的空前兴趣。
　　明朝晚期，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是以传教为目的，他们的本意决非是好心好意来传播科学的，但是结果他们不得不和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翻译出版大量的科学书籍。并非他们象白求恩这么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当时明朝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热情和关注远远超出了对宗教的关注，传教士要想为传教开辟通路，要想取信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大夫，赢得他们的尊敬与看重，就必须出版科学书籍，就必须传播西方的科学，否则他们几乎寸步难行。
　　当传教士取得了士大夫的信任，取得在中国居住和旅行的资格以后，他们对翻译传播西方科学的热情就极度减弱，当中国知识分子要求他们翻译时候，往往寻找各种理由推脱搪塞，难以搪塞的时候，才勉强答应。传教士本来到中国以传播宗教为目的，到结果却变成了不得不传播科学，这种现象本身就意味深长。
　　明晚期乃至到明末，不仅中国的传统科学的一些领域，开始经历自我革新，自我蜕皮的过程，展现出新的活力，而且由于知识分子遍及全国上下对科学热情的高涨，对西方先进技术的热情引进，中国的科学正在呈现出不仅弥补自身固有的弱点和缺陷的趋势，而且有理由断言，当西方科技和中国本土的融合之后，中国的科学完全可能在发展势头上超越西方
　　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科学的发展，本身不象西方有宗教的重重阻挠和各种思想障碍；也是因为作为科学基础和潜在动力的哲学思想而言，当时的中国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几乎领先超前了相面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无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都是如此。只要通过容纳吸收外来科学技术的优点，弥补中国科技固有的缺陷，发展和前进绝对不是问题。
　　明朝晚期，一方面是中央政府控制力量不断趋于衰弱，另一方面是民间力量不断崛起壮大，舆论的力量，思想的力量，经济的力量，无不如此。
　　人性的张扬、个性的独立、党争不断、讲学书院的林立、海上贸易空前的繁荣、市民和手工业阶层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中国文明正在经历一个化蛹为蝶的关键时期。任何文明的进化，都必然要经历一个这样的过程，否则只能停滞不前，只要经历了这样一个文明动荡整合的过程，中国文明必然重新放射出耀眼的光芒。重新执世界文明的牛耳。
　　而这一个阶段，化蛹为蝶的阶段，却又恰恰是一个文明最虚弱最脆弱，最缺乏抵御野蛮的外敌侵袭能力的时机，然而不经历着这样一个阶段，文明就无法实现自身的进化。不幸的是，正是在这个阶段，明朝的中国遇上满清这个尚处于野蛮的奴隶制阶段的政权的侵略，文明进化的过程被人为打断了，终止了。
　　明朝灭亡以后，情形发生了急剧改变。满清的残暴统治，使得大部分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热情急剧衰减，和西方传教人士合作翻译科学著作的情形已是凤毛麟角，甚至连个别热心科学的传教士自己上呈给满清皇帝的科学著作也被达入冷宫。原先被大量应用于经济国计民生的技术机械，到了清朝，完全沦落为清朝那些愚昧到极致的皇帝的个人玩物。此外疯狂的屠杀，经济的破坏的，文化的摧残就更不需要多说了。
　　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并非没有机会跟上世界的潮流，和世界同步发展，甚至领先于世界，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那么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现代的人当然不能苛求满清。但问题是当时这样的机会不仅有，而且是大量的，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