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文集-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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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选市场是首都生活中的一件新生事物，作为顾客，我们不应对它苛求。但希望商业部门不要因为国外有，咱们也得聊备一格。第一，这是一种新型的商业关系，售货员非十分必要，不要动辄干涉顾客。第二，一定要讲求效率，因为效率就是经济效益。

五、文化夜市好

文化夜市，对。太需要了！青年们日益旺盛的求知欲需要它。文艺界的繁荣需要它。作为拥有十亿人口的国家的首都需要它。青少年们需要它，中年人和老年人也需要它。男男女女都需要它。不应让建设精神文明停留在文字号召上，这就是一个具体的有效的措施。我举双手赞成，并相信在今天美好的形势下，不久它就可以实现。这个头，首都应该带。我相信，这么好的事必然会在全国大中小城市风起云涌。

借此机会，我再提个建议：应该把旧书摊恢复起来。大多数读书人最大的乐趣是逛旧书店。那里，买者不必带介绍信，像告帮似的；卖者也不必带着户口本，把帽沿拉下来，像进当铺似的。大家都大大方方地去进行这种文化交易。愿全市主要商业区都有旧书店；不仅是几间门面的大书店，也要一间半间的，甚至搭个棚子，摆地摊。巴黎城塞纳河畔，一排全是旧书摊。文化人到了那里就留连忘返。英美大学城到处是卖旧书的。在衣阿华城，最吸引我的是那家“闹鬼书屋”。那里，旧书像图书馆那样分门别类，看累了还可以坐在沙发上，同其他买书人坐下来聊天，有免费咖啡供应。

解放初期，东安市场也罢，西单商场也罢，何尝不遍地是旧书摊！我没钓过鱼，但从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奇书的快乐，决不小于钓到一条尺长的鲤鱼。藏书家几乎没有一位是从买新书开始的。

我希望即将出现的文化夜市为旧书摊留出一个角落。我希望爱书的待业青年出来经营书店、书棚、书摊。让我们在文化的这一主要媒介——书籍方面，互通有无，也让有些埋没的宝贝，由于有了识货者而重见天日。

六、泡

每次去某某某浴池理发，总得花上大半天。十六日晨，下起雨来了。心想，这日子排队的人也许会少些，何不钻一下空子！

买好牌子，拉开玻璃门一看，人果然比往日要少，但两只长凳还是坐满了顾客。站了一会儿，就轮到我坐了。坐等比站等要高上一等。

这时我数了数，男部足有七个座位，但只见一位女同志在理，她脸上好像有些浮肿，动作迟缓，有时理着半截儿就得坐下来歇一晌，有时理完一个人，拿起缸子，歉疚地对我们说：“我得吃点药！”

我心里在盘算：前边还有十一个人，每个人打它十五分钟（看来这是不够的），也得三个小时呀！我很想走。然而一路蹚雨来的，我不甘心啊！何况外面还在哗哗下着。

女部那边像是有三四位理发师，而且只有一位女顾客。有个男同志刚走进来，就被女理发师领到我们前边的一张椅子上，亲切地说：“等一下我叫你。”原来女部正在理着另一位男顾客。我沉不住气了，就对后边一个同命运的人说：“咱们难道不能也去女部理吗？”他朝我摇摇头，小声说：“别找那个麻烦，那都是有关系的。”

于是，我们继续攀谈起来。通过他才知道男部共有十七位理发师。我说，整个男部难道就由那位像是病号的女同志一个人支撑？他说：“不，说不定一会儿107号会来呢！”这样，我们就像盼救世主那样盼这位107号，几次有人推门进来，以为是他，原来只不过是来加长我们这个绝望的队伍的。

将近十点钟，进来一个细高个子，穿蓝制服的年轻人。我旁边那位知情人释然地说：“啊，他就是，有盼头啦。”

只见他走到里间，先把手中的雨伞支开，然后由抽屉里取出一块布来细心地把雨伞上一块一块的雨水拭干。擦完伞，他坐下来，撩起鞋来。擦完这只又擦那只。我们20几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他，每个人这时都有所感吧，但没人敢吭一声。

以为他该穿起白大褂干活了，才不呢！他点上了一支烟，坐在软椅上，一口口地喷起烟雾。随喷，好像还在欣赏着那烟圈儿。

哎呀，他站了起来，真地去穿白大褂了。我们自然也流露出希望来。他对镜把衣着整理了一下，绷着脸，大摇大摆地向我们走来。走过我们这排人面前时，他并没望我们一眼。我们仿佛根本不存在。一拐弯，他悠悠达达地拐到女部去了。一阵打招呼声之后，他挑了张椅子坐下来，又点上一支烟，聊了起来。

他从女部踱出来了，几乎擦着我们的膝头踱过，推开玻璃门，他站在门廊里观赏起雨中街景来了。这时，我想到三十年代时，洪深在上海租界影院里对辱华影片情不自禁的抗议。我也想当一次英雄，但我没有当成。我刚一抬屁股，身边那位“难友”就扯了一下我的衣襟，小声告诫我说：“这年月，小青年惹不得呵！”

他从门廊踱了回来。踱到后面，又坐下来，抽了一阵子烟，才站起来，拉开抽屉，一样一样地取出他的工具：电推子和吹风器。哦，原来靠外边第一张椅子就是他的。他慢条斯理地把工具一一吹了吹，掸了掸，然后才把电线的一端塞人插销，转过身来，朝我们这一大排等待着的顾客中间最前边的一个努了努下巴，就像电影里古代酋长对奴隶的那种神态。

我小声问了问我身边的那位“行家”：“这里有头儿没有？怎么也不管管？”他垂下头来，又斜过脸来说：“管？以后下雨天，就连107号也不照面啦！”

七、我总算有了间书斋

在我的概念中，书斋就是一间（不论多么小）不摆床的屋子，一个脑力工作者可以躲开一些分心的杂音——剁剁炒炒、洗洗唰唰的声音，能静下来思考的地方。在有些国家，这也许是件必需品，一个起码的条件。在房荒仍然严重的我国，不能不承认它还是一种奢侈。

大约1956年春间，在一时政策的照耀下，我一度忽然有过那么一小间。1949年以来，只有那几个月里我写过几篇东西。可没多久，那小间就昙花一现地消失了。

当我在柏各庄跟十几位同命运的人们滚在一条炕上，或在咸宁同几个人合住一间用砖坯堆起来的小屋，以及后来回到北京四口人挤在窗下就是公共尿池的八平方米斗室时，我时常有这个非非之想：要是有一间一个人的工作室多好啊！

1983年，这个梦竟然变成了现实。如今，我有了一间颇像样的书斋。它不但面积不止八平方米，还有漆得锃亮、可以摆各种纪念物的组合柜，壁上挂了朋友胡絜青、叶浅予、阿老、苗子、秦兆阳、子野、育莲的字画，以及祖光和凤霞合作的《秋艳》。真是造化啊！

但是，每当我工作累了，倒在沙发上，望着这一切，心头就总有一种不那么舒服的感觉。我想：假若把十亿人搭成个金字塔，享有一间书斋的人肯定是在塔尖上。当然，电视上也看到过农民盖的整幢整幢楼房，可是我身边的许多人，住得都不比我当年宽绰多少。一个青年评论家，在同另外几个同志睡着双层床。还有三代人挤在一间小屋里的。一位很有成就的女作家，一提房子，她就摇头皱眉。我相信他们决不会放松自己的努力，必然也像我当年那样，把房管所的门槛都跑穿了。那时我看到的是难看的面孔，如今呢，可能和气点了，然而管理员还会朝你摊开双臂说：没有房叫我咋办？

自然，现在到处在盖房了。从统计数字看，市民平均的住房面积也在上升着。我祝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我祝愿我的同行们个个都能有一间书斋。

到那时，我再来谈我书斋里的陈设吧。这里，我只想说，我在七十三岁上，才混上一间书斋。我希望并且相信新的一代，将会早一点有。

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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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北京的小胡同

作者：萧乾

我是在北京的小胡同里出生并长大的。由于我那个从未见过面的爸爸在世时管开关东直门，所以东北城角就成了我的早年的世界。四十年代我在海外漂泊时，每当思乡，我想的就是北京的那个角落。我认识世界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还是位老姑姑告诉我说，我是在羊管（或羊倌）胡同出生的。七十年代从“五七”干校回北京，读完美国黑人写的那本《根》，我也去寻过一次根。大约三岁上我就搬走了，但印象中我们家好像是坐西朝东，门前有一排垂杨柳。当然，样子全变了。九十年代一位摄影记者非要拍我念过中学的崇实（今北京二十一中），顺便把我拉到羊管胡同，在那牌子下面只拍了一张。

其实，我开始懂事是在褡裢坑。十岁上，我母亲死在菊儿胡同。我曾在小说《落日》中描写过她的死，又在《俘虏》中写过菊儿胡同旁边的大院——那是我的仲夏夜之梦。

母亲去世后，我寄养在堂兄家里。当时我半工半读：织地毯和送羊奶，短不了走街串巷。高中差半年毕业（1927年冬），因学运被变相开除，远走广东潮汕。1929年虽然又回到北平上大学，但那时过的是校园生活了。我这辈子只有头十七年是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小胡同里。那以后，我就走南闯北了。可是不论我走到哪里，在梦境里，我的灵魂总萦绕着那几条小胡同转悠。

啊，胡同里从早到晚是一阕动人的交响乐。大清早就是一阵接一阵的叫卖声。挑子两头是“芹菜辣青椒，韭菜黄瓜”，碧绿的叶子上还滴着水珠。过一会儿，卖“江米小枣年糕”的车子推过来了。然后是叮叮当当的“锔盆锔碗的”。最动人心弦的是街头理发师手里那把铁玩艺儿，磁啦一声就把空气荡出漾漾花纹。

北京的叫卖声最富季节性。春天是“蛤蟆骨朵儿大田螺丝”，夏天是莲蓬和凉粉儿，秋天的炒栗子炒得香喷喷粘乎乎的，冬天“烤白薯真热火”。

我最喜欢听夜晚的叫卖声。顾客对象大概都是灯下斗纸牌的少爷小姐。夜晚叫卖的特点是徐缓，拖尾，而且当中必有段间歇——有时还挺长。像“硬面——饽饽”，中间好像还有休止符。比较干脆的是卖熏鱼的或者“算灵卦”的。最喜欢拉长，而且加颤音的是夜乞者：“行好的——老爷——太唉太——有那剩菜——剩饭——赏我点吃啵”

另外是夜行人：有戏迷，也有醉鬼。尖声唱着“一马离了”或“苏三离了洪洞县”。这么唱也不知是为了满足一下无处发挥的表演欲呢，还是走黑道发怵，在给自己壮胆。

那时我是个穷孩子，可穷孩子也有买得起的玩具。两几个钱就能买支转个不停的小风车。去隆福寺买几个模子，黄土和起泥，就刻起泥饽饽。春天，大院的天空就成了风筝的世界。阔孩子放沙雁，穷孩子也能有林秸糊个屁股帘儿。反正也能飞起，衬着蓝色的天空，大摇大摆。小心坎可乐了，好像自己也上了天。

夏天，我还常钻到东直门的芦苇塘里去捉蛤蟆，要么就在坟堆旁边逮蛐蛐——还有油葫芦。蛐蛐会咬架，油葫芦个头大，但不咬。它叫起来可优雅啦。当然，金钟更好听，却难得能抓到一只。这些，我都是养在泥罐子里，每天给一两颗毛豆，一点水就成了。

北京还有一种死胡同，有点像上海的弄堂。可是弄堂里见不到阳光。北京胡同里的平房，多么破，也不缺乏阳光。

胡同可以说是一种中古民用建筑。我在伦敦和慕尼黑的古城都见到过类似的胡同。伦敦英格兰银行旁边就有一条窄窄的“针鼻巷”。很像北京的胡同。在美洲新大陆就见不到。他们舍得加固，可真舍不得拆。新加坡的城市现代化就搞猛了。四十年代我两次过狮城，很有东方味道。八十年代再去，认不得了。幸而他们还保留了一条“牛车水”。我每次去新加坡，必去那里吃碗排骨茶。边吃边想着老北京的豆浆油炸果。

但愿北京能少拆几条、多留几条胡同。

一九九三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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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直门

作者：萧乾

我虽说是个“老北京”，十八岁以前从没离开过，其实，我最熟悉的还是我出生并长大的东直门。在我两三岁上，家就从我呱呱坠地的羊管胡同搬到菊儿胡同了，所以羊管胡同在我脑子里没留什么印象。我依稀记得门前仿佛有一溜树，还有一片空旷的草地。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我先后两次去寻过根，连一棵树也没见到。这其实倒也不足怪。八十年代我还重游过福州的仓前山和伦敦西北部的哈姆斯苔德，所有那些树林如今都盖起房屋了。菊儿胡同那里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我那苦命的妈就死在那儿——见我的“落日”。天下竟有这种巧事！我十一岁那年夏天刚进地毯房学徒，她就在我一辈子第一次领到工资那天咽的气，而且还吃上我挣来的一口苹果！我们在菊儿胡同住的是路东一个独门独院，一共只三间北屋，东墙根有一道山墙，刨几个蹲坑，那就是厕所。东南墙角有只破筐，上面铺着点稻草，那就是我们那条最护家的狗小黑的窝。它饿了就到处去偷吃的，然后回来守我们那个破家。它越穷越横，生人一探头它就汪汪地咬，有时也因偷吃的给人家打得满身是血。七十年代有一回我骑车去那里“寻根”。唉呀，东墙南墙都各盖了两间房，挤成蜂窝了。二十年代我们在这儿住时，尽管穷，可还有个院子啊！

菊儿胡同出口是一座院坪。北面是座破庙，西边是一道垂杨柳。中间就成了左近穷孩子们的游戏场。那就是我的小说《俘虏》的背景。在读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时，我心里想的就是那片草坪。我们在那里玩过各种游戏，也斗过蟋蟀，排队举过莲花灯。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在那里听到一位穿月白色上衣黑裙子的女士的演讲，她还教了我们一首我至今还会唱的《自由歌》。（见《在歌声中回忆》，《人民文学》，1986年2月号。）那是一支曾影响了我一生的歌。

东直门我最熟的还是北新桥。我从小学到高三差半年毕业因学运被开除这一段，没离开过那一带。到今我仍记得当年那些铺子的门脸儿：门前冷清的棺材铺，热气腾腾的包子馆，高台阶的茶叶店，还有我在那儿吃过多少碗面条的大碗